立德：重視禮法、孝友傳家
琅琊王氏第一代人物是西漢時期的大儒王吉。漢武帝獨尊儒術，士子通一經便可以入仕，而王吉通五經，以高起點步入仕途，後來通過舉孝廉，平步青雲，地位日顯。王氏家風的奠定者當屬二十四孝之一的王祥，他是王吉以下第六代，“卧冰求鯉”的主角就是他。王祥的故事類似于上古舜帝的事迹，生母早逝，繼母和父親對其非打即罵，他反而更加恭謹地孝敬父母。面對繼母的中傷、迫害，他仍能“笃孝至純”。父母生病，王祥衣不解帶，日夜照顧，湯藥必親自嘗過後，再給父母服用。天寒地凍，繼母想吃鮮魚，他脫衣卧于河冰之上，冰被暖化，孝感天地，從冰下躍出兩尾鯉魚。故事經過民間演繹，自然有誇張之處，但王祥的孝在當時是傳為佳話的。王祥對兄弟王覽也是愛護有加，兄友弟恭，遠近聞名，時人把他們的居所稱作“孝悌裡”。王祥臨終前留下的“五至”遺訓，成為此後琅琊王氏一族長期遵循的家訓：“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财莫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信、德、孝、悌、讓的“五至”遺訓是琅琊王氏家族子弟為人處世的基本準則，誠信做人，誠實做事，孝敬長輩，兄弟之間互相愛護，不過分看重錢财，這樣才能保持家族和睦興盛。史書記載，琅琊王氏“子孫皆奉而行之”，重教子，尚孝悌，以孝友傳家。
同為琅琊王氏的王戎，是竹林七賢之一，也是晉代有名的孝子。晉武帝時，王戎母親去世，他照常喝酒吃肉，看似逾越禮制，實則内心悲恸，哀傷得起身都得借助拐杖。而尚書和峤同時遭母喪，雖寝苫枕塊、粗茶淡飯，但隻是表面上的禮節，而氣色不衰。時人稱王戎為“死孝”。兩晉時期，玄風昌熾，士人崇尚清談，以放浪形骸為高玄境界。然而，高談闊論的玄言雖然能博得一時聲譽，容易走紅，卻很難助力家族的長遠發展。王氏子孫少有這種任誕簡傲之徒，恐怕也與其秉承禮法持家的家風有關。
立功：與時推遷、建立事功
有人根據二十四史中的記載統計，從漢代到明清，琅琊王氏家族共培養出了王導、王睿、王抟等92位宰輔和王融、王羲之、王獻之等600餘位名士，任何一個中古家族都難以望其項背，這種家族成就無疑得益于王氏家風中“與時推遷”的應世态度。
“與時推遷”的應世态度是一種積極入世、建立事功、不落窠臼、不盡愚忠的處世哲學。王祥是王氏家風的奠定者，王導則是王氏走向極盛的引領者。晉室衣冠南渡，王導與堂兄王敦一内一外協助司馬睿建立東晉。王導安撫南渡的北方士族，聯絡南方士族，極力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為穩定江東局面，立下汗馬功勞，時人言“王與馬，共天下”，道出了王導對晉朝的再造之功。
堅定地支持東晉抵禦北方胡族的進攻，尋機克服神州，這是王導一生的志向。為了這一志向，籠絡江東士族，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他積極尋求與江左名門世家通婚。當時的吳語是北人和江東人士都羞于使用的方言，而王導入鄉随俗，不惜屈尊學習吳語。一次盛夏時節，驸馬爺劉惔前去拜會王導，看到他把彈棋棋盤貼在腹部降溫，嘴裡還說道：“怎麼這樣渹？”“渹”是古代吳地方言，意為“涼”。劉惔離開後，有人問他見到王丞相怎麼樣，劉惔說：“未見到有什麼特别的，隻聽到他滿嘴吳語罷了。”
王導調和南北矛盾的同時，也沒忘了身為近臣要時刻規勸皇帝的職責，他成功勸谏司馬睿戒酒、放棄随意改變儲君等。一次，晉明帝當着王導的面，詢問中書令溫峤晉朝得天下的原因。溫峤尚未回答，王導上前一步，說：“溫峤年輕不熟悉本朝舊事，我來為陛下陳述。”王導便詳細地講述了司馬懿創業初始，誅殺名門望族，寵信培植親近之人，一直講到司馬昭除掉魏帝高貴鄉公曹髦等不光彩的事情。王導以此來規勸晉明帝要遠小人，行德政。明帝聽後很内疚，掩面伏于坐榻之上說：“如公所言，晉室皇祚安得長久！”
曆史進入南朝，琅琊王氏子弟王弘、王昙先後輔助劉裕、劉義隆父子建國稱帝，将王氏家族再次推向鼎盛；齊代宋，王儉對蕭道成的功業立有大功。雖然這種“與時推遷，為新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雖朝市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的做法，為一些人所诟病，但是放眼整個封建社會的曆史，也不過是一部帝王易代的周期律而已。隻要順應曆史發展，不為腐朽王朝盡愚忠，維護安定大局，盡可能減少戰亂，讓百姓少受亂離之苦，就是對曆史有功。不為一家一姓盡忠，而為國為民建立事功，是琅琊王氏家風的成功之處。
立言：培養家學、詩書傳家
作為個人，若缺少文化知識的熏陶滋潤，便難有君子之風，所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同樣，一個家族若缺少學識文化底蘊，其家風層次也不會太高，更難持久。因此，家風的高下不在于家族中出過多少大官、多少大款，而在于文化之高下。除了立德、立功，琅琊王氏家族的另一個治家之道便是立言，注重家學養成，做文化世家，家學與家風互為促進。琅琊王氏的家族文化最初便是以經學立世，王吉就是西漢時代的五經博士。
以文化立家是琅琊王氏家族綿延不絕的根基，然而，其成功的訣竅不全在此，而是家族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每每能夠走在時代前列，引領社會文化風尚。這一家學風氣來自實踐，起初，因舉賢良，王吉被推薦為昌邑王劉賀的中尉。通過經學，王氏家族開始與政治緊密地結合，并成為家族發展的巨大推動力。
漢末軍閥割據，經學一統天下的局面也随之解體，社會思潮複現多元化。從王祥開始，就已經“理緻清遠”，王氏家族開始由道家而玄學，王戎和王衍就是當時的玄學名家。史家陳寅恪曾分析說：“若王吉、貢禹、甘忠可等者，可謂上承齊學有淵源，下啟天師之道術。而後來琅琊王氏子孫之為五鬥米教徒，必其地域熏習，家世遺傳，由來已久。”
晉初，崇尚名教的是輔助司馬氏奪取政權的人，而标榜老莊之學的則是與司馬氏不合作的人。對名教與自然的主張事關政治立場，與他人不同的是，王戎提出調和儒學與玄學的主張，“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王戎認為二者“将無同”。到了後來，王導因襲了這一主張，王氏家族儒玄兼修，在與清談大家殷浩等人的一次長談中，王導提出以儒學治國、以玄學生活的主張，在他的理論中，玄學是被儒家思想支配的工具，當然，其目的仍是為現實服務，結交南北世家，共同維護江左政權的穩定。
另外，王氏子弟在佛學、文學、書法、繪畫等領域也多有建樹。王氏家風不允許不學無術的王氏子弟存在，在子弟教育上傾注大量心血，且不時自我警醒。因此，王家注重名士集會，作為熏陶培養子弟的機會，最著名的當屬王羲之召集的蘭亭雅集，就連年僅9歲的小兒子王獻之也在列，可見其對子弟的培養是不遺餘力的。
家風本身就是一種家族文化，它既是家族曆史的積澱，又是家族文化的傳承。琅琊王氏家風的底色是立德、立功、立言，樹立高尚的道德，為國為民建立功績，培養家族文化底蘊，保持了王氏家族的長盛不衰，這便是祖德家風帶來的文化力量。
編輯/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