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振國李坤晟夏軍
去年夏天第六個孩子出生後，韋愛連終于有了不能繼續要孩子的念頭。這位30歲母親的理由很直接——家裡僅有的兩張老木闆床勉強擠下夫婦倆和六個孩子，再沒有空餘之處。
韋愛連的家在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雅龍鄉一個叫盤兔的山村，離首府南甯車程不到200公裡，卻是廣西最貧困的地區之一。
過去，基礎設施被認為是盤兔村這樣的貧困地區最大“短闆”。但經過多年扶貧，“如今有的屯通了路，依然不見起色。”當地一位貧困村村幹部如是說。
政府的支持不可謂不大，扶貧幹部的工作不可謂不認真，然而，許多“老牌”貧困村的貧困戶，陷入年年扶貧年年貧的困境。
“出去打工，我吃不慣大米”
沿着斑駁簡陋的木梯，踏進傳統的瑤寨木屋，寬闊的大屋，四角各放着幾張挂着蚊帳的木床，宿舍兵營一樣的格局，韋愛連的家就在這裡。
屋子裡，正在地上玩耍的六七個孩子，有一兩個光着下身。包着白頭巾的老婦人踱到了一邊，點了一根旱煙，看着大兒媳婦應付外來者的問題。
韋愛連的丈夫有一個兄弟。兩兄弟分了家，母親跟着弟弟過活。外人很難看出兄弟兩家的分界。記者原本以為是房中的一道木梁分開了兩家。村支書韋俨恩連忙糾正，房梁那一側的幾張床屬于兩個堂兄弟。
一棟木屋裡，沒有遮擋的幾張床，住下了4家人。韋愛連丈夫兄弟倆這一側，隻有四張木床和一個鑲了穿衣鏡的衣櫃。過時的老衣櫃是韋愛連結婚時的嫁妝。
韋俨恩說，盤兔村596戶人家，貧困戶有254戶。别看韋愛連家一貧如洗，這在村裡的貧困戶中還屬于中等水平。
在不種玉米的季節，做飯和看孩子是韋愛連一天的全部内容。分家後，1.5畝玉米地，一年種得七八百斤玉米，根本不能滿足一家八口。每年韋愛連都要向外出的打工的親戚家舉債過活。“孩子不生病，一年借四五千就可以了。”韋愛連習慣了舉債度日。
丈夫最遠去過一次北海，幫人砍甘蔗，純粹的體力活。這是夫妻倆加起來，唯一一次外出務工。
“如果有機會出去務工，你願意去嗎？”
“我走不了。我走了就沒人看孩子了。”瘦削的韋愛連坐在小木椅上，懷裡的小六不耐煩地扭扭身子，她就撩起上衣喂幾口奶水。
“把孩子交給婆婆，你們賺了錢，給婆婆生活費，不更好嗎？”
“弟弟不高興。”“那你在家看孩子，你愛人出去務工？”
“我身體不好，有時也需要他看孩子。他腰不好，人家也不要。”
……“我們這裡的人沒有技術，文化不高。出去也很難找到很好的工作。去一些不太正規的企業做苦力，很多權益又得不到保障。一來二去，就沒有了出去務工的動力。”村支書韋俨恩在一旁幫韋愛連解了圍。
“借口!”大化縣扶貧辦原主任覃正榮在當地做了十多年的扶貧工作，他見過太多像韋愛連這樣的貧困戶，“找各種各樣的理由，過一天算一天。”
“我們上門入戶，有時還是上午，他們就已喝得酩酊大醉。這邊的人很習慣這樣的生活。這是一個對幸福感認知的問題。我們也很頭疼。”覃正榮說。
在交談中，韋愛連一直認為，她脫貧的最大希冀，在孩子：等孩子大了，賺錢養我，就能過上好日子。
如果不是家中居住條件實在有限，韋愛連肯定會生第七個、第八個……娘家老父親最大的遺憾就是一輩子隻給自己生了一個弟弟。但今年前段時間弟弟因病去世，父親已經沒有生活下去的動力。
但大女兒才12歲的韋愛連沒有想過，如果出去打工的孩子們沒有拿錢回來，自己的好日子從何談起？
至少同村的韋漢芬和韋建展沒有這樣的好運氣。
高中畢業的韋漢芬差不多是盤兔村最有文化的中年人。早年有打工經曆的他計算了一下，4個在外打工孩子，每個月給他上繳1萬元并不困難。但現實是“不知道他們把錢花到哪裡去了。”
51歲的韋建展，大兒子去了廣東打工。大女兒也嫁到了外地。不過，大兒子總告訴他，自己賺的錢剛剛夠花，還把自己的孩子交給了父親。
不過，韋建展在外人面前更喜歡說的，是驕傲自己生了四個兒子，比父親多，比爺爺多，比爺爺父親也多。
雅龍鄉黨委書記唐豔正在努力地尋找企業，為村裡50歲以上的閑置勞動力搭建務工平台。她覺得像韋建展這樣身體健康的中年人至少可以做做物流配送。
韋建展想了想說：“吃慣了玉米。外面的大米，我吃不慣。”
聽他這麼說，唐豔不由得歎了口氣。
村民的居住環境相當惡劣。脫貧的路往哪裡去
唐豔履職不到一年，此前她在毗鄰雅龍的六也鄉工作。在六也鄉，唐豔在老百姓中推廣山葡萄種植特别成功，不少貧困戶找到了出路。在雅龍鄉，唐豔想複制這套辦法。
盤兔村第一書記韋建雲介紹，大化縣當地以喀斯特地貌的石山為主，土地十分貧瘠，選擇種植可以在石頭縫中存活的山葡萄，一大好處是不占用本來就少得可憐的耕地。
但雅龍鄉的情況并不樂觀。至少在記者調研的盤兔村。韋建雲說，年初，他帶領村民去旁邊的鎮西村學習先進經驗。去看的人很多，回來動手操作的卻一個沒有。
“過去種核桃，鄉裡有核桃管理員，你去說，他答應種、種、種。但回來就沒下文了。”韋俨恩說。
比較和六也鄉的區别，唐豔分析說，六也更靠近縣城，信息更加流通；民族成分更多元，相互融合，老百姓的思路活絡不少。
據韋俨恩介紹，在政策的扶持下，2008年，盤兔村開始種植山核桃，目前共種植1000多畝。從2016年開始，盤兔村開始引進山葡萄，目前種植了400多畝。
韋愛連家沒有種植山葡萄。村裡提倡用荒山種，韋愛連說，山上太遠，她和丈夫身體不好，沒有精力去種。
韋建展的理由是種植山葡萄容易，但管護太麻煩。如果不小心，被别人家的羊吃了，那是得不償失。
“搞種植沒那麼簡單的，沒有技術根本發展不起來。”最有文化的韋漢芬也對種山葡萄不以為然。
現在讓唐豔頭疼的是村民積極性不高，盤兔村的山葡萄種植成不了規模，意義就不大了。“貧困戶本身分散，一個屯有幾戶，就算全種山葡萄也很難成片。沒有規模，那隻是産品，不是産業。盤兔村的地理條件本來就不占優勢，如果做不成産業，企業也不願意到山裡來采購。”唐豔說。
比起種核桃、種葡萄，村民們更感興趣的是養殖業。覃正榮解釋道：“種植業要好幾年才能看到效果，如果有了天災，或是市場變化，就是一場空。但養殖業是快錢，能很快變現。與種山葡萄相比，村民更喜歡政府提供牛羊雞等家畜家禽。”
但村民發展養殖業首先面臨禽舍不足的困境。
像韋愛連、韋漢芬全家數口人擠在整個大木屋一角，連人都擠不下，根本沒有多餘的空間養殖牛羊。獨門獨戶的韋建展也表示，如果政府幫他把房子修一修，他願意多養幾隻羊。
“政策是貧困戶每戶建房補貼18000元。但肯定需要他們自己籌一部分。”覃正榮說。但在盤兔村保守的村民對貸款向來是敬謝不敏。
從政府工作人員的角度考慮，發展養殖業的另一個風險是當地老百姓沒有可持續再生産的意識，起不到脫貧的效果。
覃正榮曾為當地一為貧困戶提供了鴿苗。村民把鴿子養大後，賣掉，立馬花了個精光。“正常的邏輯是他能夠用這次賺的錢，再去買鴿苗，進行下一次投資。但當地人這種意識很薄弱。這絕非個例。”覃正榮說。
種植産業舉步維艱，養殖業不具備基本條件，現在電商火熱，唐豔開始思考是不是該把山裡的米酒、臘肉、藕粉放到網上去。
但電商真能行得通嗎？唐豔自己心裡也沒底，遑論盤兔村的村民。在村裡，幾乎很少有人見過世面，更不提回來帶頭發展家鄉産業的能人。
對未來，韋俨恩也頗為迷茫：“我一輩子都在這裡，也沒見過外面是怎樣。要我号召大家做事可以，政府有什麼指示，我就怎麼做。”
盤兔村是典型的大石山區韋愛連(右)
斬窮根，把孩子們都搬出來
扪心自問，唐豔知道在窮鄉僻壤的盤兔村發展産業是不得已而為之。如果有可能，她恨不得把村民們全部搬遷到鎮上，讓外面的世界沖擊村民們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識。
這位80後鄉黨委書記相信，搬遷才能把世世代代的窮根連根拔起。“像剛才那一戶，生8個小孩，覺得沒什麼不好。但在鎮西街（靠近縣城的鎮上），沒有誰生8個孩子。隻有搬走，看見外面的人怎麼生活，他們才會改變。或許第一代生活得不太好，但下一代一定會比現在好。”唐豔說。
但現實卻不是那麼容易。首先，搬遷都是無土安置，要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的村民告别土地，那需要莫大的勇氣；其次是居住的問題，山裡人孩子多，雖然自身居住條件不佳，但如果是政府主導搬遷，村民們對居住空間的要求，往往也比較高。
于是，問題又回到了如何在地理位置并沒有優勢的盤兔村發展産業。
覃正榮開出的藥方是，大人可以不搬，先讓山裡的孩子都到縣城讀初中。
覃正榮認為，貧困村大多世世代代窮居自然條件惡劣的深山，當前應以改變下一代“思想貧困”狀态為重點，讓他們在縣城接受教育、開闊眼界，一旦他們年輕時接觸外界文明後，便不願再回深山。
“别的不說，最簡單的就是衛生間。在城市用慣了幹幹淨淨的廁所，自然不會再習慣豬圈。對家鄉的落後也有更深刻的認識。現在我們建廁所，他們也不一定會用。”
“這一代人思維都定型，很難轉變。但下一代教育得到提高後，其他問題也就都解決了。扶貧，你給房子冰箱電視機都不難。但你給他們一台電視，壞了也就壞了。他們仍然買不起新電視。”覃正榮說。
編輯/麥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