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1日，央視公布“2017年度十大科技創新人物”，醫藥衛生界榮獲2席。其中一位是器官移植臨床學科帶頭人何曉順。
作為全國器官移植的學術帶頭人，從1988年開始從事器官移植及肝膽外科工作的何曉順，在器官移植領域耕織的30年時光裡，已交付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主持開展亞洲首例成功的腹部多器官移植、國内首例肝移植聯合胰十二指腸切除治療肝膽道惡性腫瘤、國内首例公民器官捐獻的肝移植、亞洲首例“二肝三受”肝移植……多年來，作為器官移植領軍人物，他帶着麾下團隊，孜孜不倦的探索，結出豐碩的果實：從肝移植到多器官移植再到“不中斷血流”移植，何曉順團隊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迹。
國家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評價何曉順教授，“在推動器官捐獻這項關系到國家重大改革與國家政治形象的事業中進行了大量開拓性工作，是我國器官捐獻事業的先行軍和器官移植改革政策的忠實執行者”。
創新一——突破多器官移植技術難關
器官移植，對絕望中的患者，這是拯救生命的唯一希望。心髒移植、肝髒移植、腎髒移植、造血幹細胞移植……現代醫學的革命性進展，為患者帶來重獲新生的曙光。而以上一項項高難度手術，向前跨越的每一步，都值得被載入中國器官移植的曆史。
何曉順教授回憶說，1988年，到中山醫科大學讀研究生的他，師從當時剛從國外回來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以下簡稱“中山一院”）教授、後來曾擔任國家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潔夫。
“那個時期，肝移植是大器官移植的代表,是治療晚期肝病的最佳手段。然而,我國雖是世界第一肝病大國,肝髒移植技術卻一度遠遠落後于西方國家，我國老一輩的外科專家們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中期曾嘗試性地開展過人體肝髒移植工作，但由于諸多原因沒有一例患者獲得長期生存，最長的一例也僅僅存活了264天。随後的10年中，肝移植成為全國外科醫生的一大禁區，沒有人再嘗試着開展該類手術。中國肝移植項目也因此停頓了十多年的時間。”何曉順說，這樣的局面導緻我國肝移植發展緩慢，醫療硬件軟件都跟不上，國内早期肝移植的成功病例也不多，加上國内外疾病譜的差異，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器官移植的“先行者”們隻能向歐美發達國家該領域的領跑者“取經”。
“當時導師帶着我們做肝移植的實驗研究，研究一做就是5年，從零開始，十分困難。1993年到1998年全國肝移植有18例，一年的手術量是前4年的總和，這其中我們就做了10例。”
2001年，黃潔夫赴任國家衛生部副部長。2003年，器官移植科元老陳規劃調往中山三院，當時39歲的何曉順，毅然挑起科室的重任。
此後的2004年-2006年，中山一院肝移植手術迎來高峰，每年有150180例，這其中多數患者又伴有多器官損傷，多個器官都需要更換。病人需求擺在這，怎麼解決？何曉順不斷嘗試在多器官移植技術上，進行改進。
2004年5月28日，何曉順成功為一名胰腺癌合并多發性肝轉移的女患者實施了多器官移植手術：一次切除病人的肝、膽、脾、胰、胃、十二指腸、大小網膜及部分小腸，換上健康的肝、胰及十二指腸。這是全亞洲首例獲得成功的多器官移植病例。手術整整持續了9個多小時，手術順利結束，非常成功。術後恢複也非常順利，幾個小時後，這名28歲的女患者順利轉出ICU。
雖然創下亞洲首例的成績，不過，将患者腹部“掏空”的傳統做法，何曉順依舊覺得未來在技術成熟的條件下，這樣的問題可以避免。于是，圍繞這個新問題，何曉順和他的團隊又開始攻堅。經過近10年的探索，何曉順終于首創出“簡化式多器官移植”。這一新術式，創新了含動脈和靜脈重建、消化道重建，以及低強度免疫抑制治療方案等簡化式多器官移植技術體系，不但極大地縮短了手術時間，也顯著減少了患者的創傷和術後并發症。得益于此項新術式，中山一院目前實施的該類手術不僅數量上全球最多，而且100%的手術成功率使得該院的該技術在國際上傲視群雄。此後的2015年，憑借腹部多器官移植及器官聯合移植的技術創新與臨床應用，何曉順及其團隊獲得當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2017年度十大科技創新人物、器官移植專家何曉順創新二——向器官移植的頭号威脅缺血性難題發起宣戰
醫學創新既關系全民健康，又關涉國家安全命脈，除了手術技術需要不斷改進外，器官移植要獲得成功并使患者和移植器官長期存活，仍然面臨着諸多難題。何曉順向《小康》記者談到，器官保存是器官獲取後、移植前的過渡階段，其轉運保存過程直接影響移植後的效果。“摘取的器官在移植到受體過程中，有一段時間器官中是沒有正常血流的，器官的‘無血流供應’狀态從數小時至數十小時不等，由此産生的缺血及再灌注損傷嚴重影響也直接影響移植療效，甚至導緻移植失敗。”
這樣的技術“天花闆”問題如何解決？何曉順及其團隊建立了齊全的動物實驗平台，從動物實驗到臨床肝移植反複試驗，不斷摸索，終于找到“解決之道”。
2017年7月23日，何曉順團隊成功完成全球首例“不中斷血流”人體肝移植手術，通過自主研發的多器官功能修複系統，從根本上解決了傳統器官移植過程中“器官缺血損傷”這一困擾移植界半個多世紀的技術難題，讓器官以更“鮮活”的狀态在受者體内“立即工作”。
這種“多器官功能修複系統”可在手術前模拟人體給離體器官提供血液循環，從而避免了器官的缺血損傷，提高了移植的療效。據介紹，獲取器官前，醫生先将進出肝髒的血管接入“多器官功能修複系統”，在斷掉原有血液供應的同時，由“多器官功能修複系統”接管肝髒的血液循環，從而實現移植器官的平穩過渡。在供肝植入受者體内前，先将供肝的血管接好，受者血液進入肝髒的同時将機器撤離。通過這種全新的器官移植技術，移植的肝髒始終有良好的血液循環。“可以說，實驗階段前期，每一小步的前進，都經曆過無數次失敗和挫折，不成功是常态。我們團隊的人都說不可能，但又埋頭做了上百次的動物實驗不斷試錯，終于得以成功。”據何曉順介紹，截至目前，該類手術已成功完成20多例，手術過程比常規肝移植更平順，術後肝功能指标明顯優于傳統肝移植手術。
何曉順認為，當下的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已經得到大力發展，在某些領域，與國際同行相比，器官移植技術不僅是必争之地，更是必強之林，“無缺血”肝移植技術還可延伸至心、肺、腎等器官的移植上，進一步實現從臨床嘗試到常規應用的跨越，器官熱移植時代已經來臨。
創新三——創建器官捐獻支撐技術體系
對中國器官移植的現狀發展而言，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在于，現代器官移植手術問世63年以來，我國器官移植面臨器官嚴重短缺及倫理學非議的雙重困境。
何曉順說，國際器官移植界在2015年以前，對中國主要實行邊緣化的“三不原則”：不能參加國際重大學術會議，不能在權威醫學雜志上發表器官移植臨床學術文章，不能成為世界器官移植組織成員。
2015年起，公民自願捐獻器官成為我國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來源，國際上的态度才有所轉變，但依舊有部分器官移植領域的國際人士對此質疑。直到今年，這樣的局面終于有了實質性突破。
7月1日，西班牙馬德裡國際會議和展覽中心，第27屆國際器官移植大會大幕開啟，這場兩年一度的國際器官移植大會，是全球器官移植領域規模最大最權威的學術會議。作為我國器官移植領域的權威專家，何曉順也出席了這場會議。器官移植的“中國模式”在這場世界器官移植技術頂尖交流中獲得國際同行高度認可，中國的器官移植事業發展迎來曆史性時刻。
2017年7月23日，何曉順團隊成功完成全球首例“不中斷血流”人體肝移植手術。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委員黃潔夫被推舉擔任世界衛生組織人體器官組織捐獻與移植特别委員會名譽主席，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負責人黃海波擔任委員會委員。對此，何曉順十分感慨，“有了自己的器官移植技術硬實力和器官捐獻體系，中國就能揚眉吐氣、光明正大地在世界器官移植的舞台上發言，這也是中國器官移植醫生的中國夢。”
而要構建起完善的且适合我國國情的器官捐獻體系，無論是黃潔夫、何曉順，還是很多一線的醫務工作者，都格外關心同一件事情：為腦死亡立法。
據何曉順介紹，我國傳統以“心死亡”為判定标準，而國際上通行做法則是以“腦死亡”為判定标準。“腦死亡”患者面臨“醫學上已死亡，但法律上或未死亡”的尴尬境地。“腦死亡不同于植物人，更不同于安樂死，他是人體100%的死亡，隻是用呼吸機可以繼續維持很久。但事實上，生命從腦死亡那一刻起已經沒有了奇迹複活的可能，反而心跳呼吸停止死亡的患者，曾有複活的先例。腦死亡患者隻是在呼吸機的幫助下，維持着看似活着的狀态，這是對醫療資源的巨大浪費。同時，也是對死者的不尊重。”
何曉順說，目前全世界腦死亡立法的國家已有80多個，其中美國、西班牙、英國、德國較為典型。而我國的特殊之處在于，司法實踐中認定死亡的标準是：心髒、脈搏停止跳動，呼吸停止。腦死亡在司法實踐中還沒有被采納。依據醫學标準，即使醫生宣布腦死亡者去世，如果家屬不認為腦死亡者已故，醫院也不能停止治療措施。
“以心髒死亡器官捐獻為主體的中國三類捐獻模式,是政府啟動捐獻工作的戰略決策。然而,由于全球均沒有成熟經驗,這種捐獻模式是否可行,過去誰都不知道。”何曉順提到，心髒死亡後大多數器官必須在15分鐘内獲取,否則器官受損或感染便無法捐獻。這也是近年來何曉順團隊多次無法成功獲取捐獻者肺髒的重要原因。
為推動創建器官捐獻支撐技術體系，推動中國器官移植成功轉型，從2001年起，何曉順團隊就開始了相關研究，希望能夠創建一套新的移植體系和技術，讓心髒死亡器官捐獻變得可行。曆盡艱辛，研究團隊創建了“公民身後器官捐獻的支撐技術體系”，系統化解決了國内供體識别、器官維護、評估、修複等一系列心髒死亡器官捐獻核心技術問題，大大提高器官的使用率和移植成功率，使得中國三類(腦死亡、心髒死亡和腦心雙死亡)捐獻模式得以成功運用。這使得中國的器官捐獻率井噴式增長，我國器官捐獻數量在十多年裡增加了128倍。
“現在，我們國家的局部創新能力也在發揮作用，一些醫療技術領域的創新成果不斷呈現，跟其他西方國家相比而言，中國不用自卑也不能妄自菲薄。醫學上中國有優勢，臨場經驗比較豐富，我們醫療科技創新，以前都是跟外國學，現在我們醫療技術水平提升了，我們有了底氣和硬氣，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應該要多做點事情。”何曉順說。
編輯/麥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