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兆和的《杜甫像》說起杜甫，很多人都知道他被後人膜拜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除了“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天才和功底外，他對祖國、對妻兒、對普通人都充滿了熱愛，就像艾青《我愛這土地》所寫：“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因情重而憂思，杜甫的詩歌憂國傷時，個人的痛苦與幸福深深地植根于現實社會和曆史的土壤，絕不無病呻吟。筆追清風、心奪造化，因此其人稱為聖，而詩堪為史。聞一多先生認為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家國、兒女皆難忘
青年時代的杜甫即有“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遠大理想。盡管唐玄宗父子不能使詩人一展抱負，使他在仕途上一再碰壁，最後才得到一個“左拾遺”的閑職，但他忠誠依舊，執著如初。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雖然懷才不遇，但杜甫憂思難忘。當長安陷落于叛軍之手，目睹國都城荒草深的殘破景象，他淚流滿面。“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花鳥平時乃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可見詩人傷國之痛、思家之深。
一個人悄悄走過被叛軍摧殘的曲江邊，昔日盛極一時的曲江已變得滿目荒涼，他滿腹的感傷卻隻能化作默默流下的眼淚，“少陵野老吞聲哭”。
安史之亂初定，他還在梓州流寓，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時，“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奔瀉直下的狂喜之情洋溢着熾烈的愛國之情。
愛國愛家情甚笃。“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這是杜甫筆下的家庭生活畫面。
杜甫的妻子是司農少卿楊怡的女兒，杜甫一生窮困潦倒，安史之亂中全家颠沛流離，家全靠楊氏撐着。即使在流離失所的艱難歲月裡，楊氏仍在支持着丈夫的寫作，搬家必須把丈夫最愛的詩書帶上，因此才有了“漫卷詩書”。
杜甫非常感念他的老妻。在“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兵荒馬亂歲月中，杜甫對遠在鄜州的妻子兒女充滿思念，寫下了深情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隻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本是自己思念妻子，卻設想妻子閨愁望月不眠，蒲起龍評價說“悲婉微至，精麗絕倫”。
這首詩寫後不久，唐肅宗至德二載（757年）寒食節，杜甫又情不能禁想起妻子：“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仳離放紅蕊，想像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想象妻子對紅花而傷感，牛郎織女尚能相見，自己卻不知何時能與鄜州的妻兒團聚，寫得語麗情深。
杜甫和妻子楊氏生有三子二女，長子宗文，小名熊兒；次子宗武，小名骥子；還有一個小兒子，未滿周歲即在奉先縣因餓夭折。此外，他們還有兩個女兒。對于孩子們，杜甫充滿了慈愛之心。
杜甫常常為不能給妻子兒女提供周全的衣食而自責。從長安到奉先，他本來是回家團聚的，結果剛到家門便聽到老妻号啕大哭，“入門聞号啕，幼子饑已卒”。
羌村久别重逢，茅屋裡的妻子衣裳成了百結衣（用零頭布縫補而成的衣服）；嬌養的兒子打着赤腳，
臉色比雪還要蒼白；小女兒穿着補丁摞補丁也隻能到膝的衣服，号寒啼饑。此情此景，讓杜甫别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愛家的人才會愛國，有國才有家人的幸福生活。盡管“餓走半九州”，但他“不廢朝廷憂”，亦不忘“遙憐小兒女”。
顧随先生說，生在亂世“所遇是因苦艱難，所得是煩惱悲哀……老杜則睜了眼清醒地看苦痛，無消滅之神力，又不願臨陣脫逃，于是隻有忍受擔荷”，他把這些痛苦寫出來，從而記錄了一個時代的曆史。
兄弟萬裡正含情
在戰火紛飛的歲月裡，杜甫無時無刻不惦念自己的幾個兄弟。
杜甫兄弟共五人，杜甫居長，四個弟弟分别名為颍、觀、豐、占，還有一個妹妹，嫁與江東鐘離韋氏，其弟妹五人都是繼母盧氏所生，但杜甫對他們手足情深。
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年）秋，弟弟杜穎任山東臨邑主簿，典領文書等，寫信給兄長杜甫述說黃河水災給百姓帶來的憂患，杜甫收到弟弟的信就寫了一首《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濫，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問候并安慰弟弟。
安史之亂很快使這個大家庭變得兄弟離散，音信不通，杜甫打探着兄弟們的消息，對親人們的命運充滿了擔憂。
“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這首《月夜憶舍弟》是乾元二年（759年）秋杜甫在秦州所作，杜甫的幾個弟弟此時分散于戰亂中的山東、河南一帶，生離死别使杜甫憂慮不安，後四句寫得肝腸寸斷、傷心欲絕。
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年），杜甫避亂，在成都浣花溪邊安頓下來，寫作《村夜》以表達對兄弟們的思念之情：“蕭蕭風色暮，江頭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裡正含情。”
戰亂年月，杜甫兄弟聚散兩依依。别離歡會，杜甫都會有詩作相贈，同時也經常和兄弟們書信往來，互報平安。大曆二年（767年）杜甫在夔州時，接到弟弟杜觀的書信說要從長安來到江陵，并将到夔州來看他，詩人高興地寫了一首《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從詩題就可以看到詩人迫不及待渴望親人團圓的心情。寫完以後，意猶未盡的他又寫了二首《喜觀即到複題短篇》，設想兄弟見面拉家常，計議歸長安的情景。
李杜之交成佳話
杜甫對兄弟手足情深，對朋友也情真意切，他和同時代詩人李白的交遊傳為千古佳話。
天寶三載（744年）春夏之交，已名滿天下的李白與困頓不遇的杜甫在洛陽初遇，當時李白44歲，杜甫隻有33歲。
杜甫對這位大他11歲的狂放不羁的兄長欽佩不已，他們在一起暢聊歸隐之志。杜甫在《贈李白》詩中歎道：李侯啊，你是金馬門的賢德之士，如今離開朝廷，自由了，可以去山林中尋幽探勝。我也有到梁宋遊覽的意願，正好與您同行，希望能采到仙境中的瑤草。
同年秋，二人便結伴遊梁宋（今河南省商丘市、開封市一帶），在這裡他們遇到了高适。他們一起暢遊痛飲，談文論詩，不亦快哉。
天寶四載（745年）秋，杜甫在兖州，李白從任城（今山東省濟甯市）趕來相遇，二人又結伴遊曆齊魯。同樣懷才不遇、漂泊無根，杜甫又寫了一首《贈李白》規勸對方：像您這樣意氣豪邁的人，每天痛快地飲酒狂歌白白消磨日子，如此逞雄究竟是為何？
《贈李白》是規勸，也是自嘲自傷。杜甫看似埋怨，實則不平：我們有濟世之才，為何卻難以施展？
杜甫寫了大量贈、寄和懷念李白的詩篇：“李白一鬥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不少詩句耳熟能詳、婦孺皆知。
不誇張地說，李白詩名高千古，與杜甫這種宣傳分不開，即使沒讀過書的人都知道“李白鬥酒詩百篇”。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杜甫惦念每一位朋友的安危，關注着每一位朋友的生死。李白、高适都先他而去，他傷心欲絕，懷念着當年壯遊的歲月，傷感“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
鄭振铎說，“凡大詩人沒有一個不是具有赤子之心的，于杜甫尤信。他最笃于兄弟之情，而于友朋之純厚。”
憂貧歎息腸内熱
杜甫詩歌之所以被稱為“詩史”，是因為他的詩歌是變亂時代的苦難大寫實，勾勒出了大唐王朝由盛而衰過程中的社會萬象。
盡管自己也颠沛流離、饑寒交迫，但他仍然同情着比他更衣食無着的人，這是杜甫的偉大之處。
杜甫的詩裡有阿段、信行、伯夷、辛秀、阿稽等仆人的名字，他把最底層的普通人當作家人朋友對待。
從他和鄰人野老的交往中，我們可以看到普通人的交往中那種樸素而溫馨的情感。在外漂泊的他回到鄜州羌村（今陝西省富縣南）和寄居在那裡的妻兒團聚時，這些貧困而樸實的鄰居都拿着酒榼前來祝賀，酒有濁有清。
鄰居們覺得這酒太差勁了，不是待客之道，杜甫則感激他們：“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因為了解下層人民的疾苦，杜甫總要力所能及地幫助一些貧苦無告的窮人。杜甫漂泊到夔州的第二年，住在瀼溪西邊的草堂裡。堂前棗樹成熟後，西鄰一個孤苦的寡婦常來打一些棗，杜甫任由她打。
杜甫搬到白帝城東十餘裡的東屯後，把草堂讓給一位姓吳的親戚住。吳郎來了就在草堂插上籬笆防止打棗，寡婦便向杜甫訴苦。
杜甫寫詩給吳郎：“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甯有此？隻緣恐懼轉須親。”他委婉含蓄地勸告吳郎：若不是由于窮困，怎會做這樣的事？正因她心存恐懼，反更該憐老惜貧，讓這個可憐人打點棗吧。
著名文史學家劉大傑說，杜甫的一生“始終展轉于窮困的生活裡。從他個人的生活實踐，得到對于廣大人民窮苦生活的體會、觀察與同情”。
從生活中來，加之有悲天憫人的同情心，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别”等現實主義的傑作，真實反映了安史之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最能體現杜甫經世濟國的人文情懷：“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風雨不動安如山”。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杜甫心裡經常像火燒似的焦急，思考着如何拯救受苦的人民，有時甚至發揮出了詩人的想象。
潼關失守後他逃難至三川（今陝西富縣南），看到這裡山洪暴發人民遭難。他突發奇想，希望天邊有鴻雁飛來，把人民背負出去，“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鹄”。
他無時無刻不在關注民生疾苦，天氣陰晴都會想着會不會妨礙或有助農時。應時的雨水來了，他高興“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大雨下個不停使禾苗被淹，他幻想有誅雲師能帶來晴天，“籲嗟呼蒼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
由于想着人民的疾苦，他不太注意個人的苦難和窮困。劉大傑說“他無論遭受多大的困難，受着多大的委屈，他都能夠堅韌自持”，在“入門聞号咷，幼子饑已卒”的情況下，他還“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這是别人達不到的境界。所以王安石在《杜甫畫像》裡對杜甫推崇備至：“甯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寒飕飀。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死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徐燕孫《兵車行》(附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