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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道明 :生命要如何燃燒

時間:2024-10-20 05:06:07

“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貢獻給一項事業,從而讓自己成為一個有情趣的人,也成為一個能讓有情趣的人喜歡的人”童道明對學者童道明來說,每年的7月15日都是特殊的,那一天是契诃夫的逝世紀念日。

2018年7月15日,童道明邀請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員濮存昕、國家話劇院演員伊春德、青年導演李唫,在蓬蒿劇場舉辦了《契诃夫四則》劇本朗讀演出,這個劇本是他為紀念契诃夫逝世114周年而創作的。

人們說,童道明愛契诃夫愛了将近60年。他是研究俄羅斯文學、研究戲劇的學者,進入古稀之年後還成了劇作家。寫戲,他依舊追随着“老朋友”契科夫的足迹:用知識分子的悲憫之心,描摹現代人的精神生活。

在北京潘家園的一座老式居民樓裡,童道明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的專訪。他81歲了,聲音是老者的,思維卻比年輕人更敏捷,說到契诃夫,就像說到于是之、馮至等故人一樣親切,常忍不住輕仰着頭,微笑起來。

77歲時,童道明曾寫過這樣的詩:“世界很大/人生很短/生命要如何燃燒/才能給這個世界/帶去些許溫暖?”

“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貢獻給一項事業,從而讓自己成為一個有情趣的人,也成為一個能讓有情趣的人喜歡的人。”這是契诃夫說過的一句話,也是童道明的座右銘,或許,這正是他對“生命要如何燃燒”的回答。

“為契诃夫做點事”

在蓬蒿劇場舉辦那場契诃夫紀念演出前,童道明去劇場探班,并把他翻譯自作家伊利亞•愛倫堡的作品《重讀契诃夫》放在了劇場入口處。

《重讀契诃夫》是童道明在莫斯科留學時買下的一本小書。童道明和契诃夫的故事,也始于1959年的莫斯科。

那天,莫斯科大學的一間教室裡,童道明浏覽文學系三年級備選進修班的簡介,他的目光被“契诃夫戲劇進修班”所吸引。這個班的導師是拉克申,他剛剛碩士畢業,年紀隻比童道明大四歲。

很多心高氣傲的俄羅斯同學,将注意力轉移到了其他名師所開的進修班上,童道明覺得搶不過其他人,“就選這個契诃夫戲劇進修班吧。”

22歲的他就此迎來了人生第一個轉折點。在這個進修班,他完成了一篇題為《論契诃夫戲劇的現實主義象征》的學年論文。比起俄羅斯同學,他更上心——和那一代留蘇學生一樣,他的上心帶着“為祖國争光”的較勁。

拉克申很欣賞這篇論文,寫下評語:“一篇獨立思考的論文,寫得饒有趣味。”拉克申還對俄羅斯學生說:“你們不要以為童的論文還有語法修辭錯誤,他的風格比你們都高。”

寫這篇文章讓童道明“開了竅”,讓他覺得“契诃夫的戲劇是很美妙的”。

在他眼裡,契诃夫能夠發現人性中的真善美,他一直懷着悲憫述說現代人内心的痛苦。

1960年冬天,因強直性脊柱炎病發,童道明不得不中斷在莫斯科大學的學業,回到中國,後進入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

拉克申後來成為俄羅斯契诃夫學會主席。改革開放後,中國學者去俄羅斯訪問,拉克申逢人便問:“你知道童道明嗎?”直到1993年拉克申去世,這對師徒都未再見面,但互贈過禮物。

拉克申在1960年送給童道明的臨别贈言是:“我希望你今後不要放棄對于契诃夫和戲劇的興趣。”

“我聽了他的話。這讓我一勞永逸地決定了日後安身立命的職業。”童道明想,如果來年7月15日他還活着,“還是要為契诃夫做點事”。

“我的劇本,将來也會有人演”

童道明并不避諱談生死。

《契诃夫四則》演出結束後,他在外孫為他建立的微信公衆号“童道明劄記”上發布了一篇文章《最後一杯香槟酒》,分享了契诃夫妻子在日記中記錄的契诃夫去世前的場景:感知到死亡的契诃夫向妻子和醫生要了一杯香槟,平靜地喝下這杯酒後,便長眠了。

文章的題目原本叫《美麗的死亡》。但外孫看到這個标題後提出了異議:“姥爺,不要說‘死亡’好不好?”

于是,題目改成了《最後一杯香槟酒》。

“活到80歲,你要時刻準備死亡。”童道明頓了一下,“我覺得我沒有大的遺憾了。”他從沒有想過自己能活到80歲——在幼時生活的江蘇江陰縣楊舍鎮裡,從未聽說有誰活到了他現在的年紀。

壯年時的一場大病,曾讓童道明在死亡面前思考“生命要如何燃燒”。

1972年從河南幹校回到北京後,童道明每天坐兩站無軌電車到北京圖書館讀書,讀的全是與戲劇、契诃夫相關的書。經曆五年苦讀,“文革”結束,在可以恢複業務時,他病倒了。

“躺在病床上,我的頭腦非常清楚,感到有很多遺憾。我覺得我還能寫很多東西。”他想,如果挺過來,就将頭腦裡全部的積累形諸文字發表出去。

1979年,童道明身體恢複,他履行諾言,開始拼命寫文章,1983年結集出版了三十萬字的《他山集》。

他成為20世紀80年代最活躍的戲劇評論家之一,與杜清源、林克歡合稱“杜林童”。

童道明一直在發揮潛能。20世紀80年代,他主要寫戲劇論文、戲劇評論,90年代開始嘗試散文。

1996年,恰逢契诃夫名作《海鷗》問世一百周年,他悄悄寫了一個獻給契诃夫的劇本——《我是海鷗》。2005年是詩人馮至誕辰一百周年,他又寫了緻敬馮至的劇本《塞納河少女的面模》。

兩個寫好的劇本都被童道明放進了抽屜,直到2008年蓬蒿劇場成立。劇場“遠離商業,走進文學”的口号,讓他覺得可以把劇本交出去了。

“一般民營劇場演戲一定演讓人笑的戲,不然沒有人看,我就說我們演那種一個笑聲都沒有的戲,看看行不行。”《塞納河少女的面模》和《我是海鷗》分别在2009年、2010年首演,都獲得了成功。

戲劇評論家王育生看了童道明的戲之後,對他說:“你這輩子沒有白活。”

在年逾古稀時留下了注入生命的戲劇作品,童道明感到無憾:“我的劇本,相信将來也是會有人演的。”

“不批評不是膽子小”

童道明之所以對契诃夫的良善與謙卑産生深刻認同感,和他的本性有關。

濮存昕将童道明視作師長,他們是忘年交。濮存昕說:“童先生為人好,誰都說他溫暖,溫文爾雅,沒有傷害過人,沒有一點惡習,沒有一點惡意。”

“我心軟,所以比較容易走進契诃夫。”童道明說,這是受了母親的影響。

出生那年,正是戰亂。母親抱着襁褓中的他坐船逃難,夜晚要經過一座日本兵看守的大橋,同船有幾個人将這個不時啼哭的嬰兒當作累贅,放出了話:如果在橋下時他哭出來,就把他掐死。

回憶這件事時,母親沒有抱怨那些人,隻是說:“道明沒有哭,道明真乖。”

後來,童道明在散文《獻給母親》中寫道:“我知道不是‘道明真乖’,而是‘母親真愛’……母親身上的崇高、善良、理想和同情,即便是戰争也扼殺不了的。”

母親怕傷害别人,童道明也是。“别人傷害我,我能承受,如果傷害于人,我承受不了。我沒辦法批評别人,因為批評比表揚的害處大得多得多。”

在20世紀80年代,除了介紹革新性的戲劇理論,童道明做得最多的,就是為當時的青年戲劇導演和戲劇創新作辯護。

那是中國話劇創新思維非常活躍的時期,産生了幾出“有争議的劇目”,如林兆華導演的《絕對信号》、王貴導演的《WM》、陳颙導演的《街上流行紅裙子》。在激烈的争論中,童道明盛贊過這些充滿創新性的演出。

“不批評不是膽子小。有時候,對一種批評說‘不’,也是需要勇氣的。”童道明說,“我不可能成為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我有時候膽子也挺大的。”濮存昕也曾對童道明的剛直不阿“目瞪口呆”:出于對新戲劇的熱愛,童道明支持林兆華,但是當林兆華有偏頗時,他也會直接當衆說:“林兆華,你不對,你不應該這樣說。”

“一定要正聽,一定要正直,一定不能夠讓謬誤存在,童先生内心裡有這個追求。”濮存昕說。

“寫為知識分子說話的戲”

80歲之後,除了和自己有關的話劇演出,童道明很少再去劇場看戲,接受的采訪也不如前幾年多了。2018年夏天,除了因為《契诃夫四則》而談契诃夫之外,童道明在公衆面前還提了另一個人的名字——于是之。

在生命的最後十年,戲劇大師于是之躺在病床上,已經對外界無感。但童道明和王育生仍會定期探視,坐在他身邊聊戲劇。童道明覺得,于是之能感知到這些——有時能看見淚水從他緊閉的眼角溢出。

二人相識,是因為1979年童道明發表的文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是非談》。文章引起了于是之的注意,不久後,在于是之的建議下,《中國戲劇》編輯部找到了童道明約稿。

後來,他和于是之交往頗深,二人常結伴去紫竹院公園散步。“能夠得到是之老師的信任,說明我做人還是及格的,因為是之老師能夠非常敏銳地發現一個人身上的庸俗。”

在童道明眼裡,于是之不是演員,而是一個知識分子。上世紀80年代,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茶館》曾到東京演出,演出前有演員讨論要買什麼日本電器帶回去,于是之摔了杯子,質問:“我們幹嘛來了?”

童道明欣賞與他在一個單位工作的馮至,也是因為“他有知識分子的風骨”。

“沒演過為知識分子說話的戲,是我最大的遺憾。”于是之曾對童道明說過這句話,并給後者深深的震撼和影響。

在寫作《塞納河少女的面模》時,童道明心裡明白,這部以馮至為主角的戲,就是為知識分子說話的:“寫他們的痛苦,寫他們的精神追求。”

劇作的題目,源自馮至在德國留學期間購得的一件藝術品。在柏林、北平、昆明和後來的北京,它一直挂在馮至家中,直到“文革”時被砸毀。

至善至美之物的毀滅能帶來警醒。這部戲演出時,觀衆常為戲中人落淚。主持人敬一丹觀看時本不想哭,但當扮演馮至的演員念出“我再也不批判人道主義了”這句台詞時,她仍然忍不住流淚了。

抱着和對契诃夫一樣的愛,童道明愛着這些逝去的有風骨的靈魂。

“他不老”

由于患有強直性脊柱炎,童道明上身一直挺得筆直。濮存昕說:“有這種疾患會影響到他的生命,但是他的生命是那麼的有滋養,他不老。”

童道明想過什麼是老。他覺得,“即便是學富五車,但當你不會和年輕人交流了,說的話年輕人已不願聽,那就是老了。”

濮存昕說,就在2017年的一場有關俄羅斯戲劇的研讨會上,“很多老前輩們還在念稿子,還在争論半個世紀以前的話題,俄羅斯專家們就撇嘴。但是童先生不。”童道明在說戲劇的創新性,在談前進,“前進不是标新立異的,是有根的。”

無論是在劇場裡、在座談會上,每次看到童道明的身影,濮存昕總忍不住默默贊歎他的生命。“他的能量來源于契诃夫,來源于文學,所以他寫文人戲,他寫劇本,哪怕這劇本隻用在蓬蒿。他不講排場。”

童道明寫劇本有兩個領路人,一個是契诃夫,一個是曹禺。他牢記契诃夫戲劇的基本經驗:“戲劇表現人的精神生活。”還有曹禺在《雷雨》序言中寫的:“我用一種悲憫的心情來寫劇中人的争執。”

2013年,童道明的第六部戲劇作品《一雙眼睛兩條河》問世。觀衆沒有笑聲,沒有叫好,散場後掌聲也不熱烈,但是他們不願離開,直到工作人員提醒可以離場,仍“沉在那裡面”。

童道明覺得高興,“劇場效果是這樣的,觸動他們了。”

中國戲劇學院一位教授看了《我是海鷗》之後,曾寫下這樣的評價:“不媚上,也不媚票房。”

童道明喜歡老一代優秀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對國家和人民有赤忱、深刻的愛。但是,他也用《塞納河少女的面模》的一句台詞說出了他的反思:“再也不能趕浪頭。”

“不能跟風了。永遠要想到,文藝創作就是要真善美。”童道明說。

2017年11月,中國社科院為80歲的童道明舉辦了“童道明先生戲劇藝術與戲劇批評”專題學術研讨會。

會上,童道明再次提及了契诃夫的那句話:“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貢獻給一項事業,從而讓自己成為一個有情趣的人,也成為一個能讓有情趣的人喜歡的人。”

“這句話真妙。”童道明說,“我努力努力,能夠做到。”

由童道明等翻譯的話劇《萬尼亞舅舅》彩排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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