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常為真善美的瞬間感動：當留守兒童散落在牆角的孤單童年被愛心包圍，孩子綻放笑臉；當無助的老人獲得志願者的照料慰藉，煥發舒展的精神；當陷入困境的家庭得到四面八方的資助走出泥潭，急難得以疏解。
我們時常向往：一個村莊，能夠鄰裡互助，秩序井然；一座城市，能夠愛心傳遞，溫暖安全；一個國家，能夠善示天下，和諧大同。其間流淌的，正是一腔溫潤的熱血，是善的種子在發芽生長。
追溯中華善文明的起源，如果說儒釋道墨諸子百家善因同存粘結了資本主義萌芽之前的社會慈善文化，明代袁了凡《了凡四訓》的勸善思想則奠定了其後數百年間士紳階層為善理念的道德價值基礎，明清時代薪火相傳的慈行善舉就是傳續了“念念謙虛，塵塵方便”的處世準則和對善念的孜孜追求。王陽明先生在其《傳習錄》中說，“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複其本然而已。”
無數普通人并非刻意要承擔社會責任或者追求榮譽，他們隻不過在良知、公德和現實利益間自覺找尋到了釋放愛心的方式，他們的基因裡繼承了中華民族用分享和參與彌合弱困不公的優良傳統，他們用點滴之力彙聚無形力量融入共擔、共建、共享社會的推進過程。這種風潮也并非現代慈善發展30年催生的新鮮文化，隻不過是嶄新的慈善形态和社會變革為慈善理念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發育土壤，自秦漢以來的助人為樂文明在自助助人理論的磨洗中繼續流光溢彩，充滿内在動力和發展生機的慈善行為始終體現着一個健康社會的共有價值追求。
當然個體的善念還需要引導和共同的律動才能發揮最大效用。現代慈善講究的是在充分尊重個體慈善的基礎上，用組織化的方式科學調配社會資源進行慈善活動。中國慈善事業發展至今，既有自己豐富的曆史資源和現實基礎，也從各個方面受到世界文明的深刻影響，是在不斷自我反省、吸納其他文明的優點中發展起來的。既是一種制度文明，也是社會良性風尚的自覺延續，它需要社會各種力量提供支持，通過創造性的慈善活動，發現社會問題，提供解決社會問題的良好途徑。
如同四川資陽的慈善城市和慈善社區建設之路，“紅細胞”原本自然存在，組織化的“紅細胞”行動充分調動了黎民百姓和社會各界善的力量，共同投入到為真善美的城市生活建設過程中去，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我們期望中充滿真善美的社會，正是個體、組織化力量和政府共同協作的結果。在政府充分發揮社會責任的基礎上，由百姓個體參與的有組織的社會慈善力量，将會形成一套防止、檢測、糾正社會弊病成為“社會問題”的聯合制約機制，同時也會在這些社會問題的發現及矯正過程中發揮柔性服務作用，與政府的公共福利服務形成互補。
我們期望的身心健康的社會，正是每一個紅細胞按照血脈循環的規律充分發揮奉獻功能所達成的。
讓平凡、動人的追求至善的行動跳躍在每一個人的内心，善莫大焉。
（作者為中民社會救助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