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末，我國城鎮化率為58.52%。可以預見，未來還将有很大一批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大量的人口進入城市，由曾經的熟人社會進入陌生人社會，再加上居住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活細節的巨大變化,以及社區類型從過去的以普通街道居民區、單位大院社區和農村社區為主，轉變為各類商品房小區、房改房小區、新型農村社區等。
這些都給社區治理帶來不确定性，成為橫亘在社區治理面前的難題。
比如居民對于社區大小事務不關心，參與意願不強。而沒有居民的參與，一是相關政策和信息傳達落實不到位，二是不清楚居民的真實想法，決策難以得到認可和居民的理解。
自然，打造鄰裡守望相助、融洽和睦的現代社區，考驗着社區管理者的智慧。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要求：健全完善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有效發揮基層政府主導作用，注重發揮基層群衆性自治組織基礎作用，統籌發揮社會力量協同作用。文件明确提出，要增強社區居民參與能力，提高社區居民議事協商能力，凡涉及城鄉社區公共利益的重大決策事項、關乎居民群衆切身利益的實際困難問題和矛盾糾紛，原則上由社區黨組織、基層群衆性自治組織牽頭，組織居民群衆協商解決。
在《意見》指導下，各地進行了豐富多樣的實踐。
4月份在四川成都新津縣采訪時，當地平崗社區的“議事茶亭”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
為解決居民參與社區治理不足的問題，社區專門找了個院落，利用門闆做“茶幾”，庭院加以簡單裝修，布置成一個茶亭，茶亭的邊上還有個圖書室。
平時，居民可以在茶亭喝茶、聊天和看書。社區居委會負責人也經常參加，通過喝茶聊天這樣寬松的環境聽取居民意見，邀請居民參與社區大小事務。
通過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問效于民，最大限度地凝聚群衆智慧和力量。
作為全國基層政務公開标準化規範化試點單位，社區決策過程通過居民委員會會議、黨支部會議、議事代表會等進行公開，實施過程通過居民監督委員會、社區自組織監督全公開。
這樣的案例很多。中國社會學會會長、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李強歸納為4種不同的模式，即行政主導模式、市場運作模式、社會自治模式和專家參與模式。
李強表示，它們之間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共性就是：無論哪一種模式，都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發揮基層政府主導作用，并注重激發社會的活力。特性是：在不同模式下，不同的治理主體發揮作用的程度不同，動員和利用社區治理資源的方式不同。
提升社區治理能力，離不開各方合力，需統籌發揮社會力量協同作用，尤其需要吸引廣大社區居民積極參與，以共建共享，實現社區治理的現代化、人性化，真正把社區打造成居民守望相助的和諧家園。
編輯：郭梁美編：楊東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