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全球二氧化碳（CO2）排放最多的國家，也是氣候變化最脆弱國家之一。2016年簽署的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遠低于2℃的目标，并為1.5℃溫控目标而努力。
為此，由政府智庫、科研院所、行業協會和環保組織專家組成的中國煤控項目開展了全球1.5℃溫控目标下中國的碳排放情景研究。5月30日，其最新研究成果—《1.5℃溫控下的能源情景分析及可行性》和《氣候變化風險及碳排放的社會成本評估》對外發布。
上述報告認為，1.5℃目标通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但必須盡快制定積極的政策和行動方案。氣候變化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目前可能被低估，未來需要在戰略高度上更加重視氣候安全問題，将氣候安全和氣候變化風險管理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統籌考慮。
煤控項目協調單位自然資源保護協會高級顧問楊富強說：“1.5℃溫控目标意味着各國必須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對發展中國家更是挑戰。中國在努力，同時國際社會也應該加強合作，進一步加大減排力度，以增加實現目标的可能性。”
1.5℃目标可實現
《1.5℃溫控下的能源情景分析及可行性》（簡稱情景分析報告）由中國煤控項目1.5℃能源情景課題組專家、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隽的團隊完成。
情景分析報告提出了我國實現1.5℃溫控目标下的減排情景，分析了實現目标的關鍵因素、技術可行性和路徑，并提出政策建議。
報告認為，1.5℃目标通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但必須盡快制定積極的政策和行動方案。為達到目标，我國能源部門CO2排放量應在2015年到2020年之間達到峰值，2020年後進入快速下降階段。2020年後，年度降幅應在3.84億噸CO2左右，高于2014年到2016年2.4億噸左右的年減排量。
姜克隽表示，實現1.5℃情景下的減排途徑最關鍵的措施是使電力系統到2050年實現負排放。“一定要把電力部門打造成零排放和負排放的部門，終端部門實現電力化，凡能使用電力的都用電力替代化石燃料。”
他談道，主要措施包括實現大幅度的可再生能源和核電發電，同時大幅度實現與生物質能發電相匹配的CCS（碳捕獲和儲存）系統。
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與核電将占發電總量的87.2%，其中核電占28.1%，可再生能源占59.1%。核電發電裝機容量5.4億千瓦，太陽能發電21.7億千瓦，風電14.4億千瓦。
生物質能發電占比7.6%，裝機容量2.43億千瓦，所有生物質能發電需配置CCS系統。1.8億千瓦和1.9億千瓦的燃煤機組和燃氣機組均安裝CCS系統，以實現電力系統的CO2負排放。情景分析報告認為，我國目前已初步具備實現1.5℃溫升的發展條件和政策環境。由于經濟結構調整，節能技術的普及，以及将終端能源結構更多轉向電力，我國将進入一個低能源需求增長階段；2020年到2025年左右有可能達到峰值，之後緩慢下降。
為實現溫控目标，我國能源部門CO2排放量應在2015年到2020年之間達到峰值。我國氣候變化影響高于全球
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教授滕飛帶領的團隊完成了《氣候變化風險及碳排放的社會成本評估》（簡稱成本評估報告）的研究，該報告分析了不同排放路徑下實現1.5℃溫升的概率，估算了1.5℃溫控目标實現的氣候變化風險及碳排放社會成本，并提出相應政策建議。
目前，各國的自主決定貢獻（NDC）無法實現《巴黎協定》2℃溫升的目标。
在NDC情景下，到2100年的全球平均溫升約為3.11℃。全球溫升控制在1.5℃之内的概率僅有6.4%，控制在2℃之内的概率為15.4%，而溫升超過4℃的概率約為32.9%。
而要實現2℃溫升目标，前提是單位GDP能耗年下降率保持在約2.5%，單位能耗碳排放強度年下降率在2020年達到2%以上，2030年和2040年進一步提高到約4%和5%。全球單位GDP碳排放強度年下降率則需從2020年的約5%增加到2040年的6.6%。
因此，成本評估報告認為，全球向綠色低碳高效能源體系轉型的步伐必須加速，關鍵的風險是能源系統能否實現低碳化。
化石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占比需從目前的85.6%大幅降至2050年對57.8%，其中，煤炭占比需從目前的29%降至2050年的12.8%。
而電力中非化石發電的比例則需快速提高，從目前的約32%增至2050年的68%，化石能源發電在2050年裝備CCS系統的比例需達到約60%。
成本評估報告對碳社會成本進行了估算。在2.5%貼現率下，碳社會成本為每噸二氧化碳18.2美元。
滕飛介紹，從最近《自然》主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來看，氣候變化帶來的經濟損失巨大，而通過實現低溫升目标可以避免一些損失，所獲經濟收益十分明顯。
“文章指出，如果實現1.5℃的溫升目标，相對于2℃目标而言，本世紀末全球人均GDP可以避免3.4%的損失。也就是說，人均GDP會比2℃情景增加3.4%。”
氣候變化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影響也十分顯著。滕飛談道，氣候變化同相關因素疊加，正在對全球未來的繁榮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氣候變化問題已經同經濟安全、糧食安全甚至國家安全緊密相連。
就我國而言，氣候增溫及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明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由于中國的氣候條件和國土情況差異與全球平均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的全球溫升情景下，中國區域的地表平均溫升普遍高于全球平均溫升。”滕飛說，氣候災害頻發導緻的直接經濟損失占我國國内生産總值的比例年均超過1%，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7倍多。
在水資源方面，受氣候變化影響，我國東部主要河流徑流量減少，冰川退縮使青藏高原七大江河源區徑流量變化不穩定；水資源可利用性降低，北方水資源供需矛盾加劇，南方出現區域性甚至流域性缺水現象。
同時，氣候變化也是我國水土流失、生态退化、物種遷移的重要原因，嚴重影響我國生态安全、農業生産和糧食安全。
損失被低估
“有一點是比較明确的，溫室氣體碳社會成本是巨大的，并且現有研究可能顯著低估了未來的溫升，因而有可能顯著低估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及其碳社會成本。”
滕飛表示，盡管氣候變化的風險和碳社會成本研究目前在全球還處在起步階段，相應的争議和不确定性較大，但各國必須從以全球平均溫升目标的達成逐漸轉到控制低概率、高影響的氣候變化風險上來，以風險管理的角度看待氣候變化問題，把氣候變化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進行通盤考慮。
成本評估報告建議，首先，将氣候安全和氣候變化風險管理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統籌考慮。
氣候變化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未來需要在戰略高度重視氣候安全問題，将氣候安全作為國家安全體系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将氣候安全和全球環境安全納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責範圍。
其次，報告指出，由于我國對氣候變化風險研究并不充分，極大地阻礙了氣候變化有關風險管理的政策實踐，因此，未來需進一步加強氣候變化風險研究，特别是現有綜合評估模型很大程度上低估了氣候變化的影響。
“我們需要充分考慮未來一些低概率但具有災難性影響的事件對全球和我國社會經濟的影響，現有研究大多關注于風險分布的中值部分，而忽略了其‘肥尾’的影響。”滕飛說。
報告還建議，在長期規劃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中充分考慮氣候變化的風險因素。進一步研究氣候變化導緻不可控風險的“阈值”，将風險預防原則納入長期規劃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基于未來動态氣候條件預測并設計脆弱地區和關鍵基礎設施的抗風險水平。
研究氣候變化損失的社會成本，逐步将溫室氣體社會成本納入大型項目的可行性評價，支持早期預警系統、建築标準、危機處理方案、沿海及脆弱地區保護規劃和氣候極端事件下的應急及處置方案。
而前述情景分析報告亦指出，我國未來的戰略目标已經清晰，即構建生态文明，打造美麗中國，實現我國大氣環境全面改善，支持全球氣候變化減緩目标，成為全球有競争力的經濟、技術國家。能源部門是其中最為關鍵的行業之一。
能源系統的轉型對目标實現有着重大影響，需要更加明确的政策路徑。
情景分析報告因此建議，需強有力地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能源革命，堅定不移地控制能源消費增長，加大清潔能源發展，推進實現能源轉型；加大節能力度，開發節能技術；不再新建燃煤電站，逐步替代和淘汰燃煤電站，有序實現煤炭工業的轉型；推廣低能耗、低排放乃至零排放建築；發展軌道交通、公共交通，慢行綠色交通體系，促進電動汽車發展；制定路線圖推動能源結構平穩轉型，嚴控現代煤化工發展，擺脫煤炭依賴，跨越石油時代，擁抱新能源。
編輯：趙慧美編：楊東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