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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門口的服務靠啥升級

時間:2024-10-20 01:43:13

家門口的菜場是拆是留?萬科、京東、阿裡巴巴為何積極投身社區商業藍海?近來,一系列熱點都将社會生活議題指向了“社區商業”和“家門口服務的提升”。

日前,相關領域的學者和實踐者齊聚同濟大學,為“社區經濟與社區發展”“社區服務的精準供給”“業主社群經濟與美好生活”等議題建言獻策。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陶希東,同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鐘曉華、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葛天任,就會上反響最為熱烈的幾個話題,做了進一步的解析與展望。

需求的分衆、分層是大勢所趨問:從各位的研究、觀察來說,跟前幾年相比,當下的社區服務供給情況有沒有發生什麼新變化?

鐘曉華:社區服務供給應該是多層次的。如果我們要來讨論社區服務供給的話,恐怕首先要從不同主體的多元需求出發,把它的層次分一分。

從政府來講,它一定是公共服務的主要提供者。政府的決策應該起到一個托底的作用。它需要保障的是一個社會均衡化的服務供給,讓大多數人能夠感受到社會公正。很多面向老齡人口、低收入家庭的服務,就特别需要政府來主導,然後依托社區來提供。

那麼,為何如今一些年輕人,尤其是一些中高收入年輕人,會更容易感到社區服務的供給不足呢?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當前一些知名電商在社區生活服務上頻頻發力、創新服務手段新意疊出,一些依托微信群、手機應用搭建的社群經濟開展得如火如荼;另一方面,這樣一個群體的社區服務需求其實已經逐步提升到了精神文化層面,他們對服務的需求更精細化、更小衆化。由于不同的職業、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品位,不同人群對社區服務的需求也會産生差異。從這個角度來講,未來的社區服務供給體系一定是分層的,供給主體一定是多元的,有來自政府的力量,有來自市場的力量,有社會自身發育出來的力量。

葛天任:我國的社區服務大緻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計劃經濟時期,我們有“七站八所”,包括糧站、副食品店等。那時,我們的社區服務是被國家統管起來的。

到了市場化改革時期,很多社區商業得到發展,社區層面的組織也多了起來。在這個時期,政府主導下的社區服務呈現出多元發展态勢,但也在一些領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現象。

進入新時代,社區服務供給模式已經發展出了三種具有代表性的模式。第一種,政府統合模式仍然發揮作用。第二種,可以叫作政社合作模式,政府通過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方式推動社區治理創新。第三種是更具活力的多元參與模式。這種模式目前在深圳、廣州一帶表現得比較突出。下一步,随着市場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推進,在黨建引領下,社區服務的多元化供給機制會得到進一步整合。

商業與公益的平衡需努力探尋

問:有人曾總結,市民家門口的公共服務存在“四大瓶頸”:空間還很缺乏,資源還很匮乏,形式還很簡單,相關服務資源之間的聯建、聯動意識欠缺。如今,一些企業化運作的鄰裡中心的出現,被視為緩解上述問題的商業化解決方案。但也有人對此存疑:商業化真能補上社區服務的不足嗎?

陶希東:按照企業化運作方式運營的鄰裡中心,一般願意提供較為高端的服務,這使得它在一些收入水平相對較高、家庭生活氣氛濃郁的社區很受歡迎,其所扮演的“社區客廳”角色也日漸羽翼豐滿。不過,它們與主要由街道行政力量和社會組織結合推動的“睦鄰中心”“鄰裡中心”還不太一樣:雖能協助實現一些公益服務功能,但本質上就是商業綜合體。實現盈利依然是其謀求持續發展的首要影響因素。

所以,随着它們的業态和經營模式的逐步穩定、成熟,成為社區生活中一方不可忽視的公益力量,一定會面臨如下問題:如何在自身經營和滿足社區内部服務需求之間,在獲得政府支持和尋找社會合作之間,找到一個恰到好處的平衡點。這是一個很大也很現實的挑戰。

問:社區服務商業化開展到最後,似乎都會面臨如何永續經營的問題。

陶希東:沒錯。無論是企業化運作的鄰裡中心,還是街道與社會組織合作運維的鄰裡中心,有三項内容一定要搞清楚:功能定位、服務對象與願景、實現路徑。

“定位”比較好理解,“願景”是什麼?比如說,有的鄰裡中心會說,我的願景是要連接很多人;有的會說,我想培育這個社會上的愛心。這都可以。

至于“實現路徑”,我個人的感受是,但凡建立在基層的鄰裡中心,一定要從社區居民、從社區周邊的人開始開展工作。有什麼樣的人就開展什麼樣的服務,這是一個鄰裡中心所有工作的起點。有了這個起點後,你要建立你的信任,最後就是做成品牌、提供更多的附加值。

鐘曉華:無論是居民社群,還是市場主體,都應當逐漸有這樣一種意識:把自己經商的部分和提供公共服務的部分區分開來;商業的歸商業考慮,公共服務的歸公共服務考慮,把握自身的定位與階段目标。

當然,公共服務的産品化和市場服務的公共化是大趨勢,政府在當中的角色其實就是搭平台,然後開放很多接口;在創造好制度和規則以後,讓市場、居民自己來接入,真正做到政府、企業、社會三方的合作。到時,企業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資源或空間來做公共服務,也是容易實現的。

新技術帶來喜憂參半的變化

問:近來,越來越多的新技術被用來推動社區治理、提升社區服務。很多人好奇,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會成為未來家門口服務升級的一種重要依托嗎?

葛天任:企業是當前新技術條件下社區服務的一個重要推動者。

企業為什麼要進軍社區服務?據我了解,目前進軍社區服務的企業大緻有兩類。一類是互聯網科技金融企業。它們的主要目的是構建社區商業生态鍊條,獲得商業數據資源,京東、支付寶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另一類是房地産企業。它們希望通過社區服務商業化和社區營造來打造自身的商業化。對它們來說,社區商業是它們戰略上的“藍海”。細看它們的業務内容,有商品服務、消費服務,也有養老服務、醫療服務等過去主要由政府來提供的社區服務、公共服務内容。

可能跟我的學術背景有關,對于這些社區服務商業化現象,我個人的感受是“喜憂參半”。

問:喜是什麼?憂又是什麼?

葛天任:喜的是,這些比較新型的社區服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當前社區服務供給中一些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合社區治理中的代際差異問題,緩和以往一些年輕人不怎麼參與社區事務的情況。

比如,前段時間我去北京調研,發現在一些年輕居民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社區,很多居民都是靠微信群讨論社區事務、連接彼此。與此同時,一些依托技術創新産生的新型社區論壇、網警平台等,也對社區治理産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憂的是,一方面,社區活力和作為街道活力之源的社區小商業可能因此面臨較大挑戰;另一方面,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成為政府提供的社區服務之外的一個替代性選擇。

過去,我們的政社合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市民對基層政權的信任和認同。如今,當一些家門口的服務被企業做了,既有的一些社區服務提供者如社會組織、街道、居委會等就會面臨競争。要想解決這些問題或挑戰,能否有一個可以很好地嵌入社區、政府、社會組織之間的整合機制或制度框架,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今後,人工智能、科技金融、社區商業之間肯定會進一步融合、互動。但這将創造出怎樣的新技術、新平台或新模式,是怎樣一個趨勢,需要我們做好準備。

此外,技術趨勢會對未來社區治理創新産生怎樣的影響?黨、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層面的社會組織、房地産企業、科技金融企業與逐漸分層的社區居民之間的關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各自扮演怎樣的角色?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提前思考。

陶希東:除了純粹的公益外,社區服務的商業化會是一個大趨勢。在這個大趨勢中,幾乎所有服務的供給與滿足、信息的流動等,都可能通過互聯網來實現。從治理的角度,如何迎接葛教授提到的這些挑戰,我有幾點想法——

第一,對社區層面的商業需求,要進行更精細的分級、分類、分層。社區需要配套哪些“家門口的服務”,可以分級、分類、分層來提供。假設一個社區裡全是年輕人,養老服務需求并不迫切,那麼,養老這塊内容的規劃、配套就可以從長計議。

第二,在大數據背景下,在社區商業化整個推進過程中,黨和政府要把信息公平作為一個關注點,多做一些信息普及工作。

依托微信群、公衆号、手機應用開展業務,是當下社區服務商業化大勢下的一個特點,可如果老年人不會用這些“新武器”,就會造成新的社會差距和信息不對稱。

在這一背景下,政府的信息平台還應當與社區裡面這些商家的信息平台對接。有了對接,才能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為借助大數據推動基層社區的智慧服務、精細化治理等創造條件。

第三,社區層面的社會信用體系要建立健全起來。比如,通過時間銀行、用螞蟻金服的信用分兌換社區公益服務等方式,打造一個人際信任、資源共享的“小社會”,依靠信用來解決民衆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小事、急事和難事。上海有些社區在這方面做得不錯。這麼做,還可以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社區治理。

業主也能成為社區服務生産者

問:說到如何通過社區服務把更多年輕人連接起來,其實,如今在一些小區,年輕業主經常會通過組建微信群的方式,吸引到更多、更好的社會資源來為自己服務。可不可以說,他們正通過“信息化紅利”,直接為自己家門口的服務升級作出努力?鐘曉華:是的。業主也能成為社區服務的生産者。

在浦東新區高行鎮森蘭國際社區,有一個小有名氣的“森蘭媽媽團”。最初,“森蘭媽媽團”隻是一個由幾位志同道合的年輕媽媽自願發起的社區互助組織。她們通過互相抱團,一起尋找、發掘社區周邊可利用的生活消費資源、親子活動資源。

如今,通過近4年的努力,媽媽團已經組織了數百場以線下為主的親子活動和線上團購。内容涵蓋親子育兒、心理教育、美食烘焙、健康養生、理财投資等主題線下沙龍,成為社區居民互相連接的重要紐帶。兩年多前,“森蘭媽媽團”還聯合一家工作室,成立了“愛家愛森蘭社區親子互助平台”。

“森蘭媽媽團”這個案例的典型之處在于,業主、居民自身作為一個主體,實現了一次社區内部的共同創業。她們通過自身的能力和意識,為自己創造了一些自己需要的服務類型,有的甚至已經開始産品化、市場化。她們在滿足自身對家門口服務需求的同時,不僅搭建起了一種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制,還為部分居民解決了就業問題。我個人認為,這不失為一種值得鼓勵和歡迎的社區商業發展模式。

問:“森蘭媽媽”們一開始走到一起,是因為家門口服務不足。當她們可以自發“生産”出自己所需的社區服務時,她們所在的街道、居委會該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

鐘曉華:據我所知,現在當地的居委會或者街道已經有意識地借助她們的平台發力,開展一些社區活動。

因為它們知道,媽媽們的行動力和執行力是非常強的。她們作為本社區的居民,最知道居民們需要什麼、遇到的困難是什麼。也由于在自身家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她們還能在整個社區中起到一個承上啟下、增進不同家庭之間交流的作用。連接起媽媽們,等于就把這個社區中的家庭、不同年齡段的居民都連接到了一起。

此類案例的出現,還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啟示:要增進居民的社區參與,不是憑空設立一個活動機制,比如每星期開一次會,就能達成的;更有效的,是通過巧妙的議題設置,通過那些事關居民切身利益的議題,把他們參與社區事務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激發出來。

社區治理的理想方式,該是以一種理性的方式,吸引到盡可能多的社區能人,大家攜手共創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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