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曆史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習近平總書記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明确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産業興旺、生态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因此，鄉村振興的謀劃在農村，開展在農村，工作重點在農村，振興關鍵在農村。梳理農村鄉村振興的障礙因素、明确鄉村振興中的薄弱環節，是加快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也是探索農業和農村現代化路徑、制定出鄉村振興合理措施的關鍵。
基層黨政機關農業管理人員和事業單位農業技術人員長期從事農業方面的管理服務與技術推廣工作，長期奔赴在田間地頭，為發展現代農業、振興農村産業、改善農村環境、提高農民收益作出了巨大貢獻，因此他們對農業、農村、農民有更深刻的了解，也更清楚鄉村振興的障礙因素是什麼，解決這些障礙因素的對策是什麼。為此，我們以基層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為調研對象，采用走訪座談、調查問卷等形式，通過數據分析，探讨當前河南省實施鄉村振興面臨的主要障礙因素、解決途徑，為河南省實施鄉村振興提供理論依據和智力支持。
一、影響鄉村振興的障礙因素（一）基層黨建工作
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鬥力的基礎。加強和改進基層黨組織建設，全面提高基層黨組織建設水平，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是我們黨應對各種困難和風險、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最可靠的力量源泉。當前黨的基層組織中存在着部分與時代要求不同步、與創新不協調、與科學發展不一緻的現象。思想上存在視野狹窄、觀念陳舊、思路不清，或習慣于成功經驗而不能擺脫傳統思維定勢等現象；工作中墨守成規，行動上動作遲緩。60%以上的被調研人員認為，當前黨的基層組織中黨員隊伍整體素質需要提升，黨員年齡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缺乏開拓意識。20%～60%的被調研人員認為，基層黨建隊伍由于“兼職化”“老齡化”和後備人才匮乏等原因，導緻黨的基層組織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下降，黨的基層組織領導核心作用和政治功能有弱化傾向。另外，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投入不足、幹部積極性不高也是影響農村黨建的主要因素（見表1）。
（二）農民收入問題
我國“鄉村振興、産業發展”面臨的諸多困難中，最突出的是農民收入問題。50%～67%的被調研人員認為，影響産業發展的主要障礙因素是農民收入問題。當前農民收入偏低的原因主要是農民生産結構單一，農業生産收益偏低（占比達70%以上），其深層次原因是農民缺乏相應的專業技術和知識儲備（占比達30%～70%）（見表1）。第一，農民文化水平偏低，直接影響其糧食作物生産等家庭經營性收入。農民在作物種植意向和種植類型方面存在着盲目性和跟風現象，作物生産過程中管理比較粗放，科技投入不足，農業生産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較低，農産品質量偏低，再加上農業生産成本偏高，使得種植業的盈利空間越來越小。第二，影響了外出打工等工資性收入。農民文化程度限制了其對先進農業生産方式和經營模式的适應性，隻能從事二、三産業中收入相對較低的行業。第三，限制了其對科學技術推廣和利用的力度和深度。大多數農民的收入主要來源于外出打工和傳統的種植業，增收渠道單一，而在現代農業和設施農業等科技含量較高的行業所占的份額較小，适應和駕馭市場的能力有限，信息滞後，導緻收入較低和增收緩慢。
（三）農村環境問題
當前農村環境形勢十分嚴峻（占比達33%～40%），生活污染、農業面源污染以及生态破壞等問題突出。一是生活垃圾随意堆放。50%～80%的被調研人員認為農村存在生活垃圾露天堆放，任其腐爛、發臭，蚊子、蒼蠅到處飛，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等現象。生活垃圾處理不到位，嚴重影響和破壞了農村的生态環境。二是農業污染源不斷擴大。長期以來，農民為了提高農産品産量，大量使用農藥、
化肥、地膜等，而無視這些農業生産資料對環境造成的危害，土壤酸化等生态環境破壞現象嚴重。三是垃圾處理設施差、投入不足（占比達30%～90%）。農村垃圾處理辦法陳舊老套、處理設施不完善，村民對生态環境保護的認識不足、環衛意識不強，加上環境整治資金缺乏，造成部分鄉村環境“髒、亂、差”（見表1）。另外，村民居住的村莊布局缺乏整體規劃、居住分散，也不利于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
（四）鄉風文明方面
所謂鄉風文明，就是農民說的“民風好”，主要體現在村莊文化與法制建設、移風易俗、社會治安、新型農民培養等方面，即通過推進農民知識化、文明化、現代化，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目前，農村鄉風文明存在的突出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村文化活動貧乏，很難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60%～70%的被調研人員認為農村文化生活嚴重缺乏，農村文化活動的器材、設施落後，圖書館無經費添置新書或訂閱報刊，鄉鎮文化站改建經費不足、運轉困難。二是消極腐朽思想泛起、道德水準滑坡。50%～60%的被調研人員認為農村封建迷信普遍、婚喪嫁娶大操大辦互相攀比現象嚴重。由于農村文化活動設施落後、自身造血功能差且外部輸血不足，導緻農民文化生活貧乏，封建迷信、賭博甚至邪教乘虛而入，污染了社會風氣，毒害了農民心靈。另外，榮辱觀念混亂、是非善惡颠倒、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淡化，也會導緻道德水準滑坡，影響農村穩定。有20%～40%的被調研人員認為農民普遍法律意識薄弱，遇到問題時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維護自己的權益。三是地方管理部門重視程度不足。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門普遍重視鄉村經濟建設和集體經濟發展，而對文化建設的關注不夠（見表1）。
（五）農村教育方面
農村教育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當前農村教育方面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設施落後，經費投入不足。二是缺乏尊師重教的社會氛圍，不能為農村教育發展提供有力的社會性支持，緻使農村優秀教師流失嚴重（占比達到46%～80%）；農村教師工作量大、工資低外，農村經濟社會文化條件相對落後，也加劇了農村教師崗位吸引力方面的劣勢，農村教師向城市流動意願強烈。三是農村生源尤其是優質生源嚴重流失。雖然農村學校的整體辦學硬件顯著提升，但鄉村日常文化生活單調，賭博和迷信等陋習對孩子的學習和成長會産生不利影響，農村學校仍不是孩子讀書學習的最佳選擇，因此學生流失非常嚴重（占比達30%～50%）（見表1）。
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對策分析
（一）全面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
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全面推進基層黨組織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全面加強基層黨組織政治建設，全面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地位，提升組織力，增強政治領導力、組織覆蓋力、群衆凝聚力，使農村基層黨組織成為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的堅強堡壘。全面加強基層黨組織思想建設，強化基層黨組織政治引領作用，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引導基層黨員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四個合格”，彙集鄉村振興戰略的磅礴力量，帶領廣大群衆貫徹落實黨中央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重大決策部署。加強對農村黨員幹部的思想教育，使每個黨員幹部牢固樹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理念，整體提高黨員的素質。全面加強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建設，拓展黨組織和工作覆蓋面，牢固樹立服務意識，強化服務理念，創新工作方法，提高服務水平。加強黨的紀律和黨内監督，保證黨組織的一緻性，保持黨組織的戰鬥力。全面加強基層黨組織的作風建設，黨的作風好壞，對内關系到凝聚力，對外關系到吸引力。加強黨的作風建設，規範基層黨員幹部行為，維護黨的形象，時刻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創造活力，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
（二）優化産業結構，促進農民增收
保障農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不僅關系着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質量的改善，關系着農村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與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也影響着産業興旺、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50%～80%的被調研人員認為，應該在政府宏觀調控下對農村産業結構進行有針對性地調整。第一，穩定農業的基礎性地位，持續促進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占比達67%～92%）。農業的穩定發展是“安天下、穩民心、國家自立”的戰略産業，在保障農業生産持續增長的基礎上，有序提高二三産業發展，實現農村經濟跨越式發展。優化産業結構能夠推動農業轉型升級，積極推動适度規模經營（占比達40%～81%左右），發展高産優質高效現代農業（占比達40%～80%左右）和特色農業（占比達70%左右），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增強其市場競争力（占比達47%～80%）（見表2）。第二，改善就業結構，實現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優化農村産業結構，不僅讓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有了工作，增加了收入，而且極大地緩解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盲目性、無序性的流動。第三，實現農村資源要素配置科學化、産業功能多元化。農村産業融合有效延長了産業鍊，使農業發展和市場需求更加緊密，産供銷協調發展，能夠實現種養、加工、銷售、休閑等多重增值功能，農村生産、生态、生活等功能性價值得到充分體現，農業農村的資源要素配置更加科學合理，進而提升了農産品質量效益和市場競争力。第四，拓展農民收入多元化。産業融合能進一步細分了産業環節、擴大了産業規模、拓寬了産業效益、增加了就業崗位，有利于更多的農村閑置勞動力夯實第一産業、優化第二産業、豐富第三産業，實現多要素發力，在穩定農民家庭種植業收入的同時，拓寬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财産性收入等來源構成，有效促進農民增收緻富。
（三）加大兜底脫貧，完善保障體系
針對農村脫貧問題，47%～73%的被調研人員認為，第一，要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兜底扶貧力度，降低農民“因病緻貧”幾率。切實擴大農村養老保險覆蓋度、提高保險金水平、降低農民養老成本，保障農民老有所養、老有所依；進一步提高新農合報銷比例、優化報銷流程、提高報銷效率、減輕農民因病返貧的惡性循環；拓寬融資渠道、加大社會各團體參與救助力度，針對農民突發重大疾病、事故、自然災害等進行緊急人道主義援助，加強對農民心理的疏導。第二，要加大鄉村保障性基礎設施投入、完善救助性設施建設（占比達11%～40%）。加強農村醫療隊伍救助能力建設，強化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機制（占比達47%～61%），全面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強化政府的保障職能，保證農民保障資金專款專用，60%～90%的被調研人員認為，加大政府機構的财政投入力度，夯實政策資金扶持是實現脫貧的關鍵。第三，加大農民素質教育，降低農民因“勞動能力和技能”緻貧的幾率（占比達67%～80%）（見表2）。農民素質決定了其擇業範圍和工資收入。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提高農民素質：一是擴大宣傳教育力度，給他們灌輸正确的思想意識，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培養其現代農民意識。二是加大對農村教育資源的投入，提高農民整體文化素質，尤其是加強對農業應用技術的傳授和相關技術技能的培訓力度。積極推廣職業教育和多技能培訓，培養适宜時代發展的職業農民，使農民對崗位的選擇更加寬廣，增大其在城鎮的就業率，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隻有通過實施素質教育和職業培訓，全面提高農民素質，才能促使農民掌握和運用适應時代發展的最新科學技術，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提高土地利用率；适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良農産品品種，提高農産品産量和品質；優化産品結構，增加農業生産的科技含量；延長農産品的産業鍊條，拓展農民的就業門路，最終減少“因病緻貧、因學緻貧、因技能緻貧”的比重。
（四）加大設施建設，構築生态宜居工程
實施鄉村振興需要政府提供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通過村民和政府集體的共同努力（占比達53%～81%），大力發展集體經濟（占比達40%～90%），實現鄉村振興。60%～90%被調研人員認為，資金支持首先應該重點關注農村生産性設施如水電路林網等的投入力度，重點加強農田水利、農業科技和設施裝備等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改善農業生産條件，為技術、信息等先進生産要素進入農業提供基礎平台，不斷提高農業産出效率，建立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投入增長機制。通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顯著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減少旱澇災害等風險損失，降低農業生産成本、農業投入品的流通成本和農産品的物流成本，實現農民增收。土地細碎化、地力水平低、水利設施老化失修等問題是制約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生産的重要瓶頸，也是農業生産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政策支持主要是從體制機制方面制定與現代農業發展協調的農業生産、土地管理等相關的惠補政策，如種糧直補政策、良種補貼政策、農機購置補貼政策等，積極推動降低農業生産成本，增加農業比較效益。同時建立規範的轉移支付制度，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推動二三産業和城市反哺農業和農村發展。在充分利用政府資金和政策的基礎上，廣泛動員和吸納社會團體、企業捐助、個人捐助等多種融資渠道，推動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發展。三是加強鄉村環境改善等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城鄉環保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向農村地區輻射和延伸，并根據鄉村地區的地理條件、經濟發展程度和人口規模等特點，制定适應當地實際的污染治理模式，切實加強對農村環境的保護，逐步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占比達61%～73%）。持續加大對農村生态環境保護的宣傳力度和治理程度，把農村構建成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見表2）。
（五）夯實傳統文化，重塑鄉風文明
一是加大教育投入，提升文化素質（占比達40%～60%）。均衡教育資源配置，改善農村中小學辦學條件和基礎設施狀況；制定系統的人才待遇政策，逐步提高鄉村教師福利待遇，進而提高農村教育教學水平；鼓勵鄉村教師外出參加各類培訓學習、組織考察等活動，給他們提供自我進步的機遇、展示自我素質和提升自我能力的機會；推廣尊師重教之風，讓鄉村教師的職業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二是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傳承和弘揚吃苦耐勞、勤儉樸實、鄰裡守望、誠信重禮、父慈子孝、耕讀傳家、守土敬業的美德，形成鄉風文明、家風良好、民風淳樸的社會氛圍。恢複與弘揚部分傳統鄉土文化活動，鼓勵農村發展唱戲、扭秧歌、剪紙等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傳統鄉土文化；組織農民參與形式多樣的公共文化活動，如象棋比賽、唱歌比賽、農民運動會等；積極挖掘具有鮮明特色和優勢的傳統文化，塑造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品牌，通過政府引導、公衆參與、活動搭台，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風貌。三是增加鄉村圖書室、室内外活動場所、娛樂健身設施等公共文化設施，為農民提供學習、娛樂和健身活動等場所。67%～93%的被調研人員認為，應該加大财政投入，完善農村文化社會活動設施建設。加大傳統村落保護力度，豐富鄉村文化内涵，重塑鄉風文明，推動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協同發展，保證城鄉居民均衡享受文化發展的成果（見表2）。
【本文系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項目“農業高等院校農學專業研究生‘頂天’與‘立地’培養模式研究與實踐”（2017SJGLX061Y）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河南農業大學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