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1歲的顧益康是我國農業經濟理論界與“三農”工作戰線上的知名專家，參與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省出台的幾乎所有與“三農”有關的重大政策舉措制定，浙江乃至全國一些重大“三農”政策都有他智慧的閃光。
帶着問題調研，提出廢除農業稅費顧益康曾是浙江省農辦副主任。在浙江，熟悉顧益康的人不在少數。同事和朋友都說他三句話不離“三農”。
顧益康經曆了10年上山下鄉知青生涯後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經系，畢業後一直在省級農口部門工作直至退休。他最突出的特點是潛心調研，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農村基層。在《求是》《經濟研究》《中國農村經濟》《農業經濟問題》等報紙雜志發表了300多篇調研報告和論文。
他的調研圍繞農民群衆最盼、最急、最憂、最怨的問題，為農民講實話、争實利、辦實事。其中，不少觀點影響着改革方向，乃至成為曆史的選擇。
在顧益康的諸多建議中，有一個建議曾引起全國轟動，即廢止農業稅費的問題。
2000年，中央已經高度關注減輕農民稅費負擔問題，并開始清理整頓“三亂”和推進“正稅清費”的農村稅費改革。顧益康帶着問題深入到浙江欠發達地區進行大量調研。
蹲點農村調研，讓顧益康對農業稅費制度改革的思考更加深入。“如果我們把取消農業稅作為普惠的扶貧舉措，不僅可以普遍減輕欠發達地區農民負擔，而且能大大改善鄉鎮幹群關系，豈不是一舉多得的好事？”顧益康認為，農業稅本來就是取之于農用之于農，但政府把稅收上來後，轉為扶農資金又要經多道環節，層層審批，七扣八扣。“好似收了一瓶礦泉水，再倒入農民口中卻隻剩下幾滴水了。這是典型的耗散結構，如果直接把農業稅停征了，那真會成為我們共産黨對農民的一項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在浙江省扶貧領導小組會議上，顧益康就把在欠發達地區停征免征農業稅的建議提出來了。省裡領導們讨論覺得這一建議有道理。之後确定把停征免征農業稅作為扶貧新政策舉措。
2001年，浙江首先在欠發達地區免征了農業稅賦中的農業特産稅和屠宰稅。2002年，浙江又對全省361個經濟欠發達鄉鎮的低收入農戶免征了農業稅。
2003年年底，顧益康參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讨論時，把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免征農業稅的建議提了出來，中央采納了這一建議，成為2004年初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内容。當年，浙江就對全省種糧農戶全部停征農業稅，之後又全面廢止農業稅，成為全國率先終結“皇糧國稅”的省份。
“有心、用心、創新”結出豐碩調研果實顧益康對“三農”工作感情深厚，“有心、用心、創新”使他調研成果斐然。
比如，15年前他對浙江農村人居環境和農村新社區建設的課題研究，為浙江開展“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提供了重要決策基礎，并參與起草和制定實施“千萬工程”的政策文件和工作部署。2005年他率先提出為就讀涉農大中專學生免收學費意見建議，成為浙江新農村建設的惠民政策，2007年被中央一号文件部分采納。
與顧益康共事20多年的浙江省農辦原副主任、現任省供銷社主任邵峰說，老顧善于調研，是個有方向感的思考者。他有雙明亮的“宏觀眼”，能從問題機理中看到解決之道。
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後，個體私營經濟迎來了寬松環境，呈現出旺盛的經營活力。但是，當時在浙江占很大比重的鄉村集體企業卻出現了效益下滑，一些地方甚至出現虧損的現象。這引起顧益康的關注。
經過調研，顧益康提出浙江要先行實施産權制度改革，否則，由于鄉鎮集體企業産權模糊會有更多的企業虧損。“之後，老顧積極為省委、省政府建言獻策，并且選擇桐鄉、紹興等地開展試點，為省裡出台改革政策提供思路方案。”邵峰說，浙江由此成為全國最早進行鄉鎮集體企業産權制度改革的省份，并為浙江鄉鎮企業轉制為産權清晰的民營企業探索出一條改革發展之路，也為全國鄉鎮集體企業的改革提供了樣本。
2008年，退休後的顧益康到浙江省政府咨詢委，繼續為省委、省政府“三農”工作出謀劃策，并在浙江農林大學組建了中國農民發展研究中心，組織“三農”研究隊伍，跟蹤研究浙江的美麗鄉村建設，并把浙江創造的“三農”改革與發展的實踐經驗宣介到全國各地。
2017年年初，顧益康調研撰寫的《從德清美麗鄉村建設實踐看鄉村複興之路》調研報告，提出了在美麗鄉村建設基礎上應該把推動鄉村複興作為下一步“三農”發展的戰略方向，并提議要實施鄉村産業振興、美麗鄉村建設提升、鄉村文化複興、鄉村治理現代化、鄉村生态綠興等工程。報告得到了中農辦領導的重視和批示，并成為十九大報告起草組重要的“三農”參考材料，為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重要的實踐線索。
“身入”基層“心到”基層，調研作風值得弘揚顧益康不僅是“身入”基層，更是“心到”基層，被視作浙江省“三農”工作隊伍中的優秀代表。上級領導贊譽他是“省級農民”“超級農民”。
他說，作為一個“三農”學者，要深入實際才能看得細，多到農民中去才能聽得全，要明辨是非才能想得深，這樣才能為黨委、政府當好參謀。
在改革開放初期，顧益康在農業廳工作時，想真實了解浙江農村包産到戶後農業生産力發展的情況，他就與同事一起騎着自行車到杭州餘杭縣的塘栖、超山進村入戶調研。在路上發現幾個農民用鐵钯吃力地翻着農田，就下田與農民攀談起來。原來農民所在的生産隊在包産到戶時，不但把所有耕地平分到戶，還把拖拉機和耕牛也分了賣了，導緻村集體隻好用鐵钯翻地了。
顧益康詢問農民當地村莊是否都是這樣一分了之的，農民說也有不一樣做法的，鄰村就沒有一分到底，集體經濟還有不少統一服務功能。傍晚他們就到那個村去調研，發現果然不一樣，村集體的做法是，糧田承包到戶，枇杷林由專業戶統一承包經營，承包收入按戶分配，原村集體的拖拉機等農機設施不分，機埠灌溉實行專業承包為各農戶提供有償服務。農民都說這種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做法好，集體經濟還是農民歡迎的服務靠山。由此，顧益康從有效發展農村生産力的實際出發，積極向省領導建議浙江搞一個發展村集體經濟的條例，後來又參與起草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草案)，通過省人大地方立法，把發展村集體經濟作為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重要政策舉措。浙江為全國樹立了先行的樣闆。
浙江農林大學副校長金佩華說，顧益康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他善于從群衆中汲取智慧，練就了能從群衆的“後院”和“角落”裡發現問題的本領。他調查研究的大局觀、群衆觀，為學界樹立了榜樣。
浙江省政協原副主席黃旭明說，當前抓好中央戰略決策部署的落實，必須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對真實情況了然于胸。但是，一些幹部還存在以“踩點式”的走馬觀花、“報喜式”的政績探訪、“脫節式”的回避現實等調研“虛浮症”。顧益康可貴的是，老老實實深入調查研究，把問題找準、把解決問題的辦法研究透，使得提出的對策建議能把中央精神和省裡的工作部署落到實處。他的這種堅持問題導向、求真務實的調研作風值得在廣大基層幹部中弘揚。
欄目編輯：王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