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淩晨兩點下班，和兩個同事去海邊吃馄饨順便等看日出，冬天天氣很冷，我們裹着棉衣喝着馄饨勉強能堅持，這時候，海邊來了一對戀人，女人說了句什麼話，男人大聲問：是不是真的？女人點頭。男人直接脫掉上衣，穿着條褲子就跳進海裡去了。冬天哪！海邊還有雪呢，當時我們三個吓得差點報警。那女人也呆了。感覺過了很久，太陽升起來，男人才從海裡慢慢走出來，渾身還冒熱氣。我當時沖上去給點了根煙：大哥你能回來我真高興，我光看你都忘了看日出了。
小沙彌：
剛畢業那年，自己租房住，沒有廚房，下班回來隻能在樓下的台灣大碗面吃粉。一隻流浪狗，眼巴巴地望着我，一點都不怕人，雖然髒髒的，但是超級萌，可愛的神情能把心都融化，我把碗裡的肉一塊一塊地丢給它吃，自己隻吃粉也沒關系。直到碗裡的肉都被它吃完了，它還擡着頭等我給它丢肉。啊，那期盼的眼神，我多想把它抱回家，可我連吃飯的錢都很勉強，哪能再養它呢。可憐的狗狗啊，你該怎麼活下去，這麼冷的天……我還在無限傷感它未來的命運時，它頭也不回地搖搖尾巴走向了鄰桌，以同樣可憐巴巴的神情望着鄰桌的小姑娘。吃完一桌又一桌……
浙江嘉興的一家快餐店裡，夜裡十一點，21歲的大學生楊春燕吃完最後一口馄饨，看着碗底，忽然流下淚來。
北京北新橋鹵煮老店的廚師長老葉，對人再次回憶起謝霆鋒來店吃飯的情形：忽然進來一群人，點了一碗鹵煮，并将一張桌子包圍起來。很快，謝霆鋒來到桌邊就座，對着攝像機鏡頭，夾起一筷子大腸。
廣東開平水口鎮上，一個渾身是血的年輕人爬到一家大排檔門口，哀求老闆娘吳喜善幫忙把自己送回住處。
浙江省中山醫院急診室裡，内科醫生孫仞擡頭看到醫院門口“安徽料理”的老趙送來自己點的夜宵，但他臉色似乎非常痛苦。
黃磊版《深夜食堂》上映後，負面評價不斷，批評者認為電視劇裡呈現的并非真實生活。每一天的深夜，中國從南到北，從城市到鄉鎮，都有無數食客與老闆的冷暖故事在上演，或者驚險，或者平淡，或者如貓鼠般玩着躲藏遊戲，而這些，才是真實的中國深夜食堂。
小鮮肉馄饨浙江嘉興
楊春燕坐在白色的吧台旁邊，心裡悲傷得很。飯館裡，燈光慘白，照得沒人的廳堂愈發空空蕩蕩。服務員走過來，把一碗小鮮肉馄饨放在她面前。這是店裡最便宜的食物了。
這是2016年3月7日。幾個小時前，正在過女生節的楊春燕接到一通電話，母親哭着對她說，她的繼父眼看就要不行了，得馬上趕回家去。
楊春燕是福州一所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很小的時候，父母離異，母親帶着她改嫁。繼父對她很好，“我媽後來又生了一個弟弟，是我繼父親生的孩子”，楊春燕說，繼父對兩人一碗水端平，有時候對自己比對弟弟還要好。
接到繼父病危電話後，楊春燕一下子恍惚起來，匆忙訂了票後就往車站趕。快到車站，她才發現訂的是嘉興到福州的車票，方向反了，趕緊給朋友打電話幫忙重新訂。她在候車廳裡等車，手機裡放着音樂，有一首至今還記得：《WhiteBlood》，“AreYouOk，Annie？AnnieAreYouOk（你還好嗎，安妮？安妮，你還好吧？）”的旋律不斷重複。21歲的楊春燕，在候車廳裡淚流滿面。
趕到嘉興時，已經快晚上十一點了。楊春燕還沒吃晚飯，想到回家後還要安慰、支撐痛苦的母親，她決定吃點東西再回去。在路邊，她找到的是亮着燈的五芳齋。在很多規模稍小的城市，這些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快餐店，經常成為夜晚旅人們的暫時休憩點。
楊春燕仰着頭看菜單，點了最便宜的小鮮肉馄饨。馄饨很普通，她已經想不起味道，隻記得當時着急吃，馄饨很燙。店裡沒有别的客人，隻剩下她低着頭，一點點把馄饨吃完，把湯喝掉。這時候，她看到碗底竟然浮出一行字來。那是五芳齋馄饨碗裡藏的一個小彩蛋：“給你講個笑話。馄饨吃完了。”
“看到碗裡面那行字的時候，我就覺得原來老天爺對我還不差，那個時候還給我講一個笑話讓我覺得好笑”，楊春燕說，但當時自己隻是哭了起來。她放下碗，走出門，外面黑黢黢的。
她叫了一輛快車，往五十多公裡外的家中趕去。林舒供圖
肉夾馍北京
不足兩平方米的攤車上，從左至右依次放着油鍋、蒸籠、鹽酥雞、大塊牛肉、青椒丁和烤鳕魚，面積最大的是中間的一塊鐵闆。鐵闆一角堆着牛肉和鴨肉混合餡料，右下角堆着羊肉。肉堆上壘着七八塊煎到兩面金黃的馍。馍最初放在左手邊的蒸籠裡，做肉夾馍前需要先煎一下。撐開紙袋，塞進馍，劃拉開馍，塞進兩夾子肉，套上塑料袋，遞給客人。做完這一套動作，裴占君隻要15秒。
在北京東四一帶，很多人都吃過裴占君的肉夾馍。這個從2009年開賣肉夾馍的男人，現在已經擁有了五個微信群，裡面都是常買他肉夾馍的食客，大約有兩千來人。他出攤地點不固定，每天晚上，他會把地址發到群裡，好讓食客能很快找到自己。
他得躲着城管。2015年，有家媒體采訪他，稿子發到網上，他的攤子一下火了。裴占君回憶道，當時城管隊也來找他，讓他“低調點”。城管也知道他有好幾個微信群，想加進去，但他一個也沒通過。
“管我這片的人都認識”，裴占君說。他長着一張胖胖的圓臉，戴一副黑框眼鏡，眼睛總是帶笑。一笑，兩條眉毛就高高聳起。因為天氣熱，他沒有穿上他的白大褂，隻着了一件條紋T恤。講起話來幾乎聽不到東北味兒，語調柔和。
每天晚上，裴占君都要跟城管們玩“躲貓貓”的遊戲。城管們一般晚上九點多或者十點，會到這塊區域巡查。到時候，他會躲到小巷子裡去。
接受本刊采訪時的6月19日晚上，城管準時在9點出現，車上亮着接近粉色的警示燈，又溫柔又淩厲。車開得很慢，還有50米的時候，老裴兩三秒探出頭望一眼，40米的時候，他一秒鐘就得回頭看兩次，直到确定車子正在向自己開來，趕緊拉了攤車燈，熄了鍋下火，左腳踏上踏闆，用力一蹬，就滑出去了兩三米。
每天開始出攤，他特意選在胡同口的位置，城管一出現，便能隐入黑暗的胡同裡。粉色越來越亮又越來越暗。“走了走了。”老裴很确信地說。他又那麼蹬了幾下，出了胡同，直奔地鐵口的十字路口而去，這裡才是他真正的主場。
裴占君今年48歲了，他是2005年來到北京的。肉夾馍的制作方法是他獨創的，味道很受歡迎。經常有食客要他電話，想吃肉夾馍，就打給他，“這些人不管什麼時候，甚至是半夜都給我打電話”，裴占君說，有個食客幫他建了一個微信群，他自己不會建，“畢竟我不是年輕人了，馍友拿手機幫我建群，幫我起的群名，這一建，人就上來了”。
很多熟客和他關系很好。他們買了肉夾馍也不走，就站在旁邊吃，順便跟裴占君聊天，多是工作的煩惱、生活的瑣事。裴占君邊做馍邊開導他們，“雖然我不是老師，有個外人給他解釋幾下，他可能不會去鑽牛角尖”，裴占君說，也有人會幫自己解決問題。首都劇場在東四附近，經常有食客送他票，但他沒時間看。有個食客在影樓工作，就把他兒子介紹到影樓裡，帶着做攝影的工作。
除了流動攤位，他還嘗試開過分店。在石景山租别人一家店面，排隊人很多，食客們經常坐到另一家店的位子上等，這令對方很不滿，便開始舉報他。“舉報我這個證不全。”裴占君說，自己租的店面有臨時牌照，賣炸雞的，他主要賣肉夾馍，一查，不符合牌照營業範圍，隻好關掉。
潘家園還有一家店，生意也很好。但最近趕上北京整治“穿牆打洞”，他租的店面恰恰是改造成臨街店的居民樓，“老要封，這兩天要封門。都變成窗戶，生意也就沒了。”裴占君說，自己曾經想過開連鎖，做很多家肉夾馍分店，慢慢發展出一個正經的小吃公司，“現在不敢往裡投資了，好像北京又洗牌了似的那種感覺”。
他隻好繼續開流動攤，還在燈市口那邊開了個分攤，繼續和城管周旋。躲是躲，他也很配合城管工作，“他說趕緊推走，我就推走，他說這三天檢查你不許來，我三天肯定不來”，裴占君說，自己盡量不給城管添麻煩。那些城管也知道他的肉夾馍好，有時候晚上下班了，制服一脫，變成了普通人，也會到他的攤上買肉夾馍吃。他形容城管和自己的關系是，“也吃，也追”。
現在，裴占君發現經過流動攤的人也少了，“以前這個地方的車都在塞着，天天塞。現在沒那個事了，清人清的，一部分人離開北京了。”這一次他感覺整治力度特别大，而且主要就是針對他們這些人，很可能以後路邊小攤就都沒了，“真的沒有了，我也準備好了”。自蘅:
和男朋友跨國，每次見面都在不同城市。有一回，半年沒見約在上海，又一起去江蘇，分開前一天晚上，在南京一家串兒店唠嗑，我淚眼婆娑可憐得不得了。旁邊桌的小情侶，女生從一上桌開始就在玩手機，男孩倒也沒有抱怨。當時真的是有點感慨，能天天在一起的人可能不覺得，一頓宵夜而已，可有些人每次見面連手機都沒工夫多看一眼。
6月21日，北京預報有大雨，北新橋鹵煮老店裡，客人也少了很多（Bryant供圖）鹵煮、烤串北京
兩個身形結實的師傅一個面朝裡，一個面朝外，面無表情，專心切腸切肺。他們從一旁看不分明的鍋裡挑出一段小腸或是大腸，對折後甩在案闆上，左手拿菜夾，右手拿菜刀，看似漫不經心地剁成小塊，用夾子撥到刀面上，碼進已經裝着火燒、炸豆腐和肺的碗裡。一旁還有稍淺一點的大鐵鍋，始終咕嘟咕嘟煮着，上面露出一圈火燒。切完食材，師傅掄起菜刀，砍進案闆，刀把朝天，牢牢立住，他右手拿起大勺，從煮着火燒的鍋裡舀一勺湯倒進碗裡，最後擰上幾葉香菜，這一碗老北京鹵煮便成了。
這家店名字叫北新橋鹵煮老店，資格也當真老。廚師長葉小虎1997年來到北京時，這家店就已經開了好幾年了，店裡負責做鹵煮的隻有他和教他本事的老師傅。他們所賣的鹵煮，據傳至少也已經有百年曆史。據民間傳說，鹵煮配方由清朝宮中流出，原為“蘇造肉”。但普通百姓吃不起造價高昂的五花肉，隻好改用豬頭肉和豬下水一同炖制。
最初，出租車司機很愛來這裡吃，口碑靠着人傳人積累起來，來的人越來越多，店裡能坐五六十人，座位上坐着的有三五成群的花臂少年、剛剛下班過來随便吃碗面的上班族，還有拿着紅色搪瓷盆過來打包的阿姨。走廊上似乎永遠有等位的客人，很多是年輕食客。有些人甚至會半夜來，淩晨三四點店裡都不會安靜。
謝霆鋒來的時候是白天。一個工作人員到店裡問葉小虎，說謝霆鋒想進店拍個節目，他答應了。那個節目叫《鋒味全球美食地圖》，主要追尋一些有特色、口碑很好的美食、小吃。
工作人員先進來的，點了一份鹵煮。店裡當時有很多人，為了不影響拍攝，十幾個人，包圍了一個桌子，等謝霆鋒落座，其他人不得靠近。“我們收碗走到這兒，就攔住了。”葉小虎回憶道，他們在店裡也就呆了十分鐘左右，謝霆鋒沒吃完，打包帶走了。在後期播放的節目裡，謝霆鋒邊吃邊說，原來鹵煮和香港的牛雜很像，“非常香”。
在北京，有明星、顯貴光顧的小吃店非常多。以前在北太平橋下有一個阿香鹵煮，是個路邊攤，環境嘈雜髒亂，但很多人都會去。旁邊停滿了汽車，奧迪、賓利緊挨着奧拓、長安，據老闆說，某王姓知名地産商人還曾到她那兒吃過，給了數千元小費。另一位接受本刊采訪的食客有次去吃，遇到一個老闆熟悉的食客，帶着一幫朋友，在夜色下的路邊攤上，談着投資之類的問題，“手上拿着2塊錢的烤串，嘴裡談着幾百萬的生意”。
北京工體西路上的保利老李烤串，也是很多明星常去的地方。範冰冰曾被人拍到坐在路邊，一手拿紙巾接着，一手拿簽子吃烤串。導演高群書和編劇顧小白也是這裡的忠實擁趸，高群書還常發和朋友們在這裡吃烤串的微博。顧小白接受媒體采訪時承認，的确是有女明星跟他們一起去吃過烤串，但不提女明星究竟是誰。
2015年2月，編劇孔二狗收到老李的新年祝福短信，為此發了一條微博調侃道：“衆所周知，能夠在新年收到老李祝福短信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在京城，隻有能上芭莎cosmo封面的巨星，有社會影響力的老闆，大藝術家和詩人等四類人才能收到老李的祝福。”
對這些名人，老李似乎并不太感冒。“範冰冰是來過，但當時我壓根兒就不知道，後來别人告訴我的。”接受本刊采訪時，老李回應道，“（高群書、孔二狗）以前他們老來，就有了我的電話，過年我就給手機聯絡人都群發祝福短信。其實我不知道他們都叫什麼名字。”
因為這些人的影響，加上開在保利劇院和保利俱樂部門口，江湖上開始傳說老李背景很硬。這讓他有點哭笑不得，“那有啥，我就在那邊住。那時代大街上小攤很多的，隻是我那邊人多罷了”。老李說。此前一度因為城管嚴查，他不得不把攤子搬到左家莊，生意不好，又搬到北京的高碑店，直到今年他才在原址附近租了一家店面，搬回來。這時候，曾經代表金錢與權力的保利俱樂部已經因為涉黃遭到查處多時了。
魚片粥廣東開平
“我們的魚片粥是這樣子的，先到市場裡去買新鮮的草魚回來，再把它洗幹淨切開，切一小片一小片的，我們是搞生滾粥，粥剛開了不久，就把調料放好。粥要熬兩個小時左右，最後再放魚就起鍋了。”五十來歲的吳喜善不善言辭，但說起做飯，卻很清楚。
2005年到2012年，她在廣東開平水口鎮開了一家大排檔，店面很小，通常他們會把桌子擺到街上。廣東氣溫高，即便在冬天的室外都不會太冷。店裡就是她和老公以及侄女三個人。每天下午五點左右開門，一直差不多開到天亮。除了魚片粥，他們還賣炒河粉、炒螺、各種炒菜。
水口鎮是全國聞名的水暖之鄉，有很多浴具工廠，工人下班後，經常到她的大排檔裡吃東西，聊天，有的一直呆到半夜。工人們大都是來自湖南、湖北和福建的，就住在附近，說着帶口音的普通話，廣東當地人稱他們為“撈仔”。
距離大排檔一百多米，是當地一個紅燈區。一條街，開了五六間發廊，屋裡亮着粉色的燈光，門口是旋轉彩燈。發廊裡工作的女性也經常到她的大排檔吃東西。
這裡就是一個小社會。有幾年，放暑假，吳喜善的侄女吳曉玲也會到她那兒住上一段時間，她接受本刊采訪時說，自己曾看到很多初中女生，坐在排檔裡吃東西。她們打扮得很妖娆，有時候還跟一些老闆模樣的人一起。有一次，一個女孩的父母來找她，深夜裡，“抓着頭發把她拖回家”。
吳曉玲也見過發廊工作的女性過來，她們都很年輕，穿着暴露。有一次，一位女性要打包魚片粥，等着的間隙，便和吳喜善聊天，聊着聊着開始哭起來，因為有個客人連20塊的費用都不付。“我當時坐在旁邊吃東西，”吳曉玲說，“好象是她按摩了或者什麼其他事情之後，那個男的沒付錢，還把她打了一頓。”
這樣的事情在當地并不少見。有一次，一群人吃完大排檔，剛要離開，遠處氣勢洶洶來了一幫人。吳喜善後來才聽說，吃飯的那撥人裡，有人去了發廊接受服務後沒付錢，趕過來的那幫人是發廊找來的，要教訓對方。雙方就那樣在路邊打了起來，水果刀、棍棒都用上了。有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腿被打斷，身上滿是血，從路邊一點點爬回大排檔，求吳喜善幫忙。
“那時候我剛從鄉下到那裡做了這個小店，見識少”，吳喜善回憶道，看到這情況，可把她和老公吓壞了。兩人說要報警，對方不讓，求他們把自己送回住處。兩人隻好架着把他送回住處，“搞到我們身上也有血迹”。他們剛把人交給他同住的兄弟，救護車的聲音就響起了，“才知道是他的兄弟幫忙叫了救護車”。
那個“兄弟”也常去大排檔吃東西，經常不給錢。雖然知道他住哪裡，吳喜善也不去要，“這些人出來混的”，吳喜善說。而那起鬥毆事件後的第二年，他們救起的那個年輕人倒是又來了，客客氣氣的，對吳喜善和她老公說了聲謝謝。
2013年7月8日，合肥清溪路大排檔，50歲的胡順成和妻子支撐起這個攤子，每天晚上8點一直持續到淩晨，已經做了十年（@視覺中國）
李向楠：
在歐洲遊學，牙縫裡是最能省下錢來的。我在荷蘭的第一餐做的是意大利面，完全采用中餐打鹵面做法，胡蘿蔔切絲翻炒，七分熟後加青菜，佐料，起鍋放到煮熟的意面中，攪拌均勻即可。這樣一頓飯花費0.7歐左右。這樣吃了半個月，走路竟然有些飄忽。國際友人開始提醒我了:Li,youaremalnourished（李，你看起來營養不良）。為了不客死他鄉，我開始改良夥食，先後嘗試加入雞蛋、雞肉、香油、午餐肉等，青菜種類也開始由單一的菠菜向紫甘藍、莴筍、茼蒿延伸，主食仍然是意大利面，每餐還是不超過1.5歐。總之，在吃的方面，每當我端起自己親手做的一碗面，心中都是五味雜陳：去國懷鄉，憂饞畏饑，全在這碗面裡了。
始于陌路&而後鐘情：
2007年“十一”長假，祖母去世，在寄宿學校讀書的我回到老家時天已經快黑了。老爸知道我吃肉，特意做了肉丸子湯，配菜是豌豆尖兒。忘了什麼味道，隻記得吃了不少，屋裡的燈光昏黃很暖，驅散了長途回家的疲憊。第二年老爸意外去世，那是最後一次和老爸一起吃飯，肉丸子至今不會做，也不敢吃，我怕自己會哭。
炒粉幹浙江杭州
炒粉幹是浙江很常見的一道菜，卻常出現在“安徽料理”裡。安徽料理并不像日本料理、韓國料理那樣是一個菜系，而是杭州當地人對路邊小食攤的稱呼，因為很多經營者都是安徽籍人士。
“杭州一般到了半夜裡，比如十點鐘以後，很多路口，特别是十字路口，就會有車子推出來，路邊攤擺起來。”孫仞說。他在浙江省中山醫院急診室工作時，就經常吃門口的“安徽料理”。浙江電視台也在附近，他聽說，華少、朱丹走紅前，夜班也經常吃那家的飯菜做宵夜。
急診室裡，一直很忙，突發的疾病，突發的外傷，車禍、醉酒，各種病人都會在急診室出現，尤其是深夜，其他科室休息，醫院隻開着急診。“急診相當于一個小醫院，一個小社會，有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情況都會碰得到。”孫仞說，他是内科醫生，見過很多從“深夜食堂”直接轉到醫院來的醉酒患者。在酒精作用下，平日裡壓抑的情緒忽然爆發，有人大哭，有人大笑，有人則拉着護士或醫生的手說自己的心裡話。
這種繁忙的情況，直到後半夜才會緩解，這時候孫仞才能舒口氣。從下午六點上班，一直到半夜一兩點，别說吃東西，有時候連水都顧不上喝。終于輕松一些了，身累胃空，饑餓感洶湧而來。
值班時，孫仞沒法離開，隻好打電話給老趙。老趙就是醫院門口那家“安徽料理”攤的老闆，孫仞值夜班時經常吃他做的炒粉幹。“處理完前半夜的急診病人，暫時可以休息放松一下，這時候路邊攤的炒粉幹就是最好的恩物，可以加蛋加牛肉加豬腳各種加，暖心又暖胃。”
老趙也是安徽人，在杭州經營了十幾年路邊攤了。每天上午休息，下午就要準備晚上的食材，夜深的時候出攤。攤子不大，就是一輛闆車，擺了一兩張桌子，幾條凳子。有時候他們要開到天亮。老趙有個孩子在老家上學，路邊攤的收入，有一部分就變成了孩子的學費。
孫仞點了外賣，經常都是老趙送，他妻子在攤上做飯。兩個人一個要随時應付病人，另一個趕着回去看攤，都沒時間閑聊，偶爾也就寒暄幾句。有一次，情況不一樣。孫仞接過飯來，看趙老臉色很差，便問他是否不舒服。老趙才說，胃疼。
“就是熬夜熬出來的，生活不規律”，孫仞說，當時他建議老趙白天來醫院，做個胃鏡，詳細檢查下，但他不同意，說沒時間。孫仞勸不過，隻好幫他開了一點胃藥。老趙謝過，回到自己的路邊攤，孫仞則趕緊吃熱乎乎的炒粉幹。
三年前，孫仞換了一家醫院，還是在急診室，還是常值夜班，但醫院在西湖景區内部，晚上病人并不多，倒也比以前輕松。他長胖了不少，下決心把夜宵給戒掉了，偶爾餓了，就去自動販賣機買包餅幹。老趙仍在原地開着攤子，還是半夜出攤，還是很熱鬧。6月23日零點多，本刊記者給他打電話時，聽到那邊聲音嘈雜得很，他在電話裡笑着說：“你來吧，這邊很熱鬧，有人在拍什麼微電影呢。”
楊春燕最終沒能見到繼父最後一面，這之後的一年，她一直想為繼父寫點什麼，每一次都泣不成聲，難以成文。直到最近，才能夠接受這個現實。
裴占君還在守着他的肉夾馍攤，他不知道這場取締行動，什麼時候輪到自己，也許下個月，也許還能再多熬上一陣子。
北太平橋下的阿香鹵煮，已經不在了。北新橋下的鹵煮老店，仍然紅火。時不時會有人來挖廚師長葉小虎，但他不為所動。他今年40歲，覺得自己還可以在這家店幹上二十年。他平時就隐在後廚工作，很少有熟悉的食客。
吳喜善關了大排檔，回到了老家。之後她再沒見過曾經的食客。如同任何地方的“深夜食堂”一樣，老闆與食客，短暫相逢，很快又相忘于江湖。他們的故事，也從此埋在不為人知的角落。直到偶然的契機，在某個地方，吃到某一道深夜的食物，才忽然記起。
（陳香香、闫坤沐對本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