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非營利深度報道網站“報導者”在過去幾個月内持續追蹤此事進展，訪問多位不同機構内的性侵受害者，走訪安置機構一線工作人員，發現這并非個案——“報導者”的記者透過“立委”向“衛福部”調出數據得知，全台121家少年安置機構，去年通報的性侵案例就有142件，比例遠高出整個社會的一般發生率。
原本用以保護孩童的地方，卻屢屢傳出性侵，盡管類似的新聞頻繁見諸媒體，但“司法體系”與“社福體系”卻諱莫如深，更少有人深究原因。
“不能說的秘密”
小誠今年高二，是個身材魁梧的男孩子，笑起來腼腆。在熙來攘往的便利商店，他勉強将自己塞進圓闆凳裡，弓着背且心不在焉地扭動着手指，眼神始終避免與我接觸。
此時，商店裡播放着電子舞曲，我們之間的氣氛卻跟墳墓一樣，很久的沉默後，突然，他說：“小學六年級那年我在安置機構的時候，有初三的大哥哥逼我幫他口交。”
那天，小誠吃過早飯後，跟往常一樣到指定的區域打掃衛生，一位初三的學生走過來，噌的一聲，脫下褲子，開口就要小誠幫他口交。小誠吓了一跳，轉身想逃，初三生一個箭步把他抓回來揍了一頓，惡狠狠地瞪着說：“你再不做就試試看。”
當然不僅那一次，此後小誠被要挾的地點與手段越來越随機，廁所、浴室，甚至緊鄰輔導老師房間的寝室，都發生過。某天夜裡，小誠在半夢半醒間，感覺到有個男人爬上他的身體，他的雙手雙腳都被壓制，内心充滿恐懼卻喊不出聲，隻能死命地扭動身體，祈禱床闆發出的喀吱聲能吵醒另個房間裡熟睡的老師。
“你怎麼不呼救呢？”我忍不住問。
在很久很久的沉默後——“因為害怕被揍，”他的頭垂得更低，用僅存的力氣擠出下一句話，“我真的很害怕再受到傷害了。”
小誠念幼兒園時很愛哭，每次隻要一哭，爸爸就會拿衣架、藤條抽打，他常被打到縮在牆角。小學四年級那年，挨過一個被打且筋疲力竭的夜晚，他上學遲了到，站在某個班級前跟着喝完國歌，卻被訓導主任揪出，認為他偷了東西，一個巴掌拍在他後腦勺上，小誠重心不穩，跌坐在地。
從那天起，小誠開始逃學，每天去網吧玩遊戲，肚子餓就溜進便利店偷餅幹和飲料。後來他屢次被送進警局，社工認為小誠的家庭無法承擔起夠格的教育與撫養任務，将他送進一家少兒安置機構。
被家庭虐待、被學校放棄，一路墜往安置機構，這本應是社會用來接住“小誠們”下墜人生的最後一道防線，可在這裡，卻有着更加嚴峻的悲哀和屈辱。
台灣的安置機構又名“育幼院”、“兒少家園”或“中途之家”等，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台當局在落實兒童少年保護的同時，也不斷擴張兒童少年安置的範圍，從早期的收容孤兒延伸為同時安置受性侵、家暴或從事性交易的少男少女。1997年，台灣“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凡罪行輕微且經評估，家庭無法提供足夠的良好教育和撫養的孩童，也會被送進兒童少年安置機構。
今年3月，南投縣某安置機構爆發集體性侵事件，一未滿14歲的少年曾先後替同院至少4名安置少年口交或肛交，最終罹患性病，此事才被意外揭露。而據調查，該機構還有至少8名性侵加害人與被害人。
“這絕對不是個案。”曾任“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副廳長，現任台北法院法官的蔡坤湖說，在他15年少年庭法官的審判經驗裡，估計至少2成的安置機構都發生過類似的性侵案件。
據“報導者”透過“立法委員”向“衛福部”拿到的統計資料，去年兒童少年安置機構通報的性侵案件為142件，而全台兒童少年安置機構不過121家，而且性侵是所有刑事犯罪案件中被隐藏率最高的一種，有台灣學者估算，實際性侵案件數是通報量的7到10倍。
“這是機構裡最不能說的秘密。”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說，經常有安置機構輔導員私下向她傾訴，機構裡的孩子遇到性侵的情況極度相似：平凡的少年某天落了單，剛好碰上個頭或年紀比自己大的男孩，然後被逼着“打手槍”或口交，直到射精。
輔導員所說的故事，經常讓林月琴頗覺無力，但她總會多問一句：“怎麼不通報呢？”得到的響應很一緻，“這是不能夠說的，因為會影響到捐款，也會影響到有關部門給機構的補助。”
安置機構接受縣市政府社會局或地方法院的委托來照顧孩童，一個孩童的安置費，政府會提供1.5萬到2萬元新台币不等，但據“報導者”記者調查，5家不同的安置機構都稱，政府的補助不足以支付他們全年的開支，高達5至7成的費用都必須自行募款。
“機構的形象很重要，如果我這家機構傳出性侵的話，捐款人會怎麼想？他可能就不願意捐錢給你了。”台東海山扶兒家園主任林劭宇說到這裡，突然停頓了一下，他澄清說，自己不會因為顧及捐款，而決定是否通報，但他也強調，談錢是很實際的，也曾聽過其他機構因為籌不到錢而發不出員工薪水，或是要求員工将薪水捐回機構。
即便通報了，官方也不見得支持這個充滿勇氣的決定。一名不願具名的社工曾将性侵事件通報給社會局，他記得對方說：“你們幹嗎找麻煩，這是我10年來收到的第一個通報。”“你們一定是管理有問題，才會發生這種事。”
2012年，一位17歲少年在台灣的安置機構中因涉嫌毆打他人，被警方蓋住頭移送少年法庭（udndata圖）被隐藏的“叢林”
夜晚的安置機構，是個近身肉搏的“叢林社會”，有套“地下法庭”在主持“正義”，這套系統同時滋養着兩群少年——
全台121家兒童少年安置機構中，不管是社會局安置，還是法院安置的孩子，都在這裡呈現一種叢林社會的輪回：強大的可以欺淩弱小的，弱小的沒有反抗之力。
有些人注定是“執法者”，他們大多肩寬體壯，敢沖敢拼，像狼一樣透着一股狠勁。小誠更像是羊，他平時很安靜，走路永遠低着頭、駝着背，像是要把自己縮成一座地窖。
當拳頭成為真理，青春的荷爾蒙又在釋放，機構内的性侵開始頻繁發生。而機構内的少年和一般少年最大的差異，在于缺乏私人空間，欲望在龐大的安置機構内一直無處安放，“當我有欲望的時候，又找不到任何管道可以發洩，身邊剛好一個小弟弟在，很容易就抓他來口交或自慰了。”
而對于安置機構，性議題不僅牽涉錢、資源、名聲，往往還蘊藏違法的風險。
在“陳綢兒童少年家園”工作的社工徐瑜能夠理解少年的欲望，但站在一個機構經營者的立場，“我沒辦法提供他們那些資源（她指的是A片、A漫），因為那是違法的。”她說。
每個遇到類似問題的社工都在盡力解決所面對的兩難困境，但也有人選擇把“錯誤”扼殺在搖籃裡。
他們緻力于打造一個去性化的空間。加裝更多的監視器，嚴格禁止少年使用手機以及任何通信用品，計算機必須在老師監督下使用，除了機構提供的書籍外，都屬于違禁品，禁止男女交往，書包、抽屜、衣櫃随時會被抽查。
明遠就是在這樣去性化的環境中長大。小學四年級那年，某個夜裡他正在睡覺，卻感覺到他的手被某人拉進褲裆裡，醒來後發現他在幫一個學長自慰。那天以後，那名學長更常在他面前裸露生殖器，要他幫着口交、自慰。最誇張的一次，學長把明遠拉到地下室，脫去他的褲子，嘗試要進入他的身體。
身心的屈辱以及被威脅的恐懼，讓明遠始終不敢說出來。直到上初中時，有次他終于鼓起勇氣，跟一名信任的輔導員說到此事，那名老師很長時間都沒有說話，後來，他握着明遠的手，說：“那個哥哥已經離院了，就不要追究了吧。”
那次談話後，明遠越來越不知道怎麼處理自己的性需求。他經常躲在陰暗的角落裡自慰。某次，當他躲在戶外草叢後自慰時，被一架監視器拍下他手淫的過程，機構的老師帶他去看身心科，整個過程老師跟醫師在讨論他有多麼不正常，最後醫師開了藥，他為自慰吃了3年的鎮定劑。
“你從小就以為自己的性需求是丢臉的、危險的。”後來明遠隻要一發現自己想自慰，就湧上很深的罪惡感，“你會警惕自己，你不能夠做這件事，你不能夠被發現，否則你可能會被轉院，你會造成機構的麻煩。”直到離院，上了大學，他才知道自慰是一件正常的事，“我當初到底為什麼要吃藥？”
林月琴覺得正是從政府到兒童少年安置機構都不願面對少年的性議題，才會讓機構内這些受害者持續地受到懲罰。而最糟的情況，就是這些被侵犯的少年變成了加害者。
“我隻是運氣比較不好，被抓到而已。以前性侵我的哥哥呢？為什麼他們不用被關。”林月琴一直記得當年19歲的少年小凱在監獄對她說的話。小凱8歲住進安置機構，初中時有高中的哥哥要他幫忙自慰，又恐吓他不準講出去，後來，他轉而用同樣的方法要挾小學生為他服務。
小誠則被以另一種方式懲罰。“我不怪他們，我知道他們也有需求。”他說，可是在内心深處，因為不甘受辱，卻又不能說出這個秘密，他開始無來由地突然大哭，或是歇斯底裡地尖叫。最後，小誠被關進一間禁閉室，又因精神崩潰想要自殺。
院方通知他的家長，讓媽媽帶他回家。之後，小誠再也沒有跟任何人提過在機構裡發生了什麼，“日子這樣過下去就好”。
安置機構處理性侵案件有套最簡單方便的做法，将性侵的加害人與受害人分開，并強制轉院，然後社工在轉出孩子時，繼續隐匿孩子被性侵或性侵他人的事實，任他們在體系中流轉。
結果，記憶無法抹除，痛苦在時光中延續。小誠最近在“臉書”寫下自己想要一台時光機。“我希望可以回到幼兒園，如果我那時候不那麼愛哭的話，我爸爸就不會打我，我也不會被送去機構，那大哥哥也就不會對我做這些事了。”他問我：“對不對？”（文中人物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