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雅從田裡收回紫蘇，做紫蘇魚和飯團，還用紫蘇染布9月15日，日本人六帶着妻兒，離開大理的村居和農田，來到北京的書店參加自己的新書發布會。31歲的六面容清瘦，長發微卷，穿着朋友做的棉麻衣服，與讀者分享他在大理7年的耕種生活：“我是一個農民，在日本，農民的意思是老百姓，可以做到一百件事情。”他形容自己的生活就是“玩”，種田、釀酒、做音樂。“玩的意思不是亂七八糟地玩，玩的意思是開心。做音樂也是，做農業也是，都是玩。”
六來自日本千葉縣，本名上條遼太郎。因日語中“遼”的發音像是中文的“六”，他便有了“六”這個稱呼。他曾像個嬉皮士一樣地在世界各地流浪，七年前開始暫居大理，并在那裡與妻子阿雅開始男耕女織的生活。分享的時候，他的三個兒子在一旁玩耍，不時地跑到六的腿上坐一會兒。
活動結束前，六開始演奏迪吉裡杜管，一種澳洲傳統的吹奏樂器。聲音從空心的核桃木長管中發出，洪亮渾厚。7天後，他又去到北京順義的中糧祥雲小鎮參加戶外藝術季，在街頭即興演奏。手上的迪吉裡杜管是他自己花了30個小時慢慢做好的。六用“老農民”來形容自己，抱着傳統的态度過生活，自給自足，或者與他人以物換物。
自由撰稿人蘇娅則說六是個“前現代”的農民，是一個沒有卷入消費浪潮的人。五年前，她在大理跟着六一起耕種，在體力勞動中體會腳踏實地的生活。“比如我種稻谷，我會列出具體的五種名字：糯米、紫米、白米……我就覺得這些物質的名詞，本身排列在一起就很美。”慢慢地，她想與人分享六的故事，因為在社會的大洪流面前，大家隐隐約約都想尋找一種更真實的個性生活。
于是，她與六合作了這一本書《六》。寫作的過程很快，四十天，每天早上起來寫，寫十個小時，但蘇娅一點都不覺得累，就像六終日在田地裡勞作，卻自得其樂。“我肯定不會去寫一個特苦的人，因為你選擇了這種生活，一定要自我滿足，如果你連這都做不到，那你就該修正自己的選擇。”
自然生長
種稻的時候，六用不怎麼講究的音箱在田邊放電子樂和民謠，幹活于是沒那麼累了。休息時，他捧着一缸熱茶，草叢裡放着一首沖繩民謠。有時候，路過的老人背着背簍穿過一叢叢灌木，背簍裡傳出一曲白族的三弦。鹞鷹在天上飛了幾圈，叫聲時而清越時而悲涼。
六鐘愛自己的田地。蘇娅第一次去他家找他時，六在電話裡指路，特意說：“經過我的稻田，别忘了看看我的田，稻子長得很大很好看。
22歲時，六從日本來到了大理，在泰國認識的日本女孩阿雅也追随他來到這裡，兩人在此結婚生子。2011年，六在石門村租了一個房子，在院子裡種地。在他看來，大理的氣候很好，“好像什麼都可以種”。
種地是六長久以來特别喜歡的事。在石門村住了一年後，六的房子周圍紛紛蓋起了房子，有些都蓋了三層樓，再住下去就不舒服了。再加上他和阿雅的第一個孩子，上條和空快要出生了，兩人就搬到了蔥園村。六想種水稻，但蔥園村沒有水田，他就在洱海邊的生九村租了一塊田，每天騎摩托去海邊種水稻，盤田、引水、薅草。“雖然家和田離得很遠，來回很不方便，但我太想種田了，所以幹勁特别大，感覺一切困難都無所謂。”
那年，六種了一畝多水稻。每天六點半，六起床，給孩子做早餐，接着便勞作，或者是做樂器，直到晚上九點左右才睡去。有時，他也會晚睡，玩音樂到十二點，彈琴、寫歌。“當時，大理沒什麼人對種菜，糧食感興趣，我隻能自己玩。”六說。收割的時候，六邀請了很多朋友來一起玩。很多人帶着過節的心情去收稻，孩子們在田地裡嬉戲玩耍，大家第一次這麼親近土地，場面溫馨得像一個大派對。
他種了番茄、土豆、茄子等自家吃的蔬菜。“不撒肥料，看看哪個品種最适合我的地，種地需要試試才知道。”比如，種紅薯，地越瘦越好，而六的地太肥，不太适合種紅薯。
六用的是自然農法，喜歡作物在“自然”裡長大。他不會拔去地裡的雜草，而是讓蔬菜在雜草裡長大，也不去除蟲，因為“自然農法裡面沒有說好的蟲子，不好的蟲子”。
他一般也不施肥，種子如果在這片土地長得好，他就繼續種，如果長得不好，那就說明這個種子不适合這裡。他還會挑長得最好的那幾株，留下它們的種子，生命就這麼自然地延續和循環下去。
他留下種子還有一個原因是想看到它們開花，因為在普通農場裡，蔬菜往往等不及開花就被收割了。“我見到了很多蔬菜的花，好看得很。留種子就是留住蔬菜和花朵的生命。男人和女人為什麼要生孩子？道理是一樣的。”
六對自己孩子也是如此，任其自然生長。他的第一個孩子名為和空，在日語裡，“和”是聯結，“空”是天空，在中文裡，“空”又是一個佛教詞語，代表什麼都有，又什麼都沒有。“和空”，聯結天空，聯結有無。六的朋友老孫看見和空小時候站在一個桌子角上，很危險，六也不管，他說，小孩摔一次就記住了。和空剛學會上樓梯就是自己上。
自然農法培育出來的作物，産量不高，但六不介意，因為他并不需要很多。蘇娅還記得第一次遇見六時的情形。那是2011年春天，蘇娅從北京去大理度假，走在古城的博愛路上，被六的歌聲吸引住了。六在榕樹下彈着琴，唱着日本的民謠。“挺淡的，但讓你印象很深。”當時在街上賣藝的人很多，安靜的六顯得有些羞澀。蘇娅在他面前放了點錢。第二天經過那裡，六還在樹下彈琴，蘇娅又放了一點錢。第三天依然，但在蘇娅放錢時，六拒絕了。“這個人所希求的事物那麼有限度？我對他好奇起來。在他看來，連續三次接受同一個人的錢屬于乞讨而非工作的回報。”
與世界對話
六現在的生活是與父輩背道而馳的。六的老家在日本千葉縣，他是在城市裡長大的，和六在一起成長的朋友大都也是家境富裕。住在那裡的大部分成年人每天清晨從千葉出發，乘坐三十多分鐘JR列車去東京上班，朝夕往返。六的爸爸是其中一員，他在一家有名的内衣制造公司工作，朝九晚五，下班後總要去居酒屋喝一杯，消磨到很晚才回家，老是很疲憊的樣子，對家裡的事顯得漫不經心。
原本六也該沿着這條路繼續下去，但18歲那年的遠行讓他發現生活的道路并非如此單一。在路上，他看見了自己從未經曆過的貧窮，體會到了财富的重要性，也看到很多貧困的人依然過得很幸福，甚至比自己那些父輩更從容友善。這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沖擊：“經濟的富足與精神的富足難道不是成正比的嗎？”
他休學旅行，四處行走。那時，他想當個DJ，帶着樂器上路，遇到同樣做音樂的人，就即興地玩一段。“我想要自由就去了澳大利亞，看見很多自由的人，但是越來越困惑自由到底是什麼呢？太自由也會導緻有太多選擇。”
于是，他又去了印度，尋找答案。在那裡的5個月，他了解到自然農法，發現了對食物不一樣的感知。在學習打坐時，他發現大家吃的食物都很幹淨，是自己種植并手工制作的，而食物是與心連接在一起的。“如果我們吃的東西很幹淨，我們的心也會幹淨，心和身體是會連接的。抱着這樣的想法，我開始對農業感興趣。我可以自己種好多東西，分享給更多的人。”
22歲時，六去日本的一個南方小島上爬山看日全食，鞋子的繩子松了，向上爬的時候使不上勁，結果一不小心從山頂上摔了下去。那晚，六就躺在地上，朋友陪在身邊，直到第二天直升機才過來救援，把他送往醫院進行手術。躺在病床上，六開始想：“我有太多選擇了，我應該自己決定真的想做什麼事。”像他這樣的人，日本有種說法，叫“腳不沾地，有點飛”。這次從高處摔下來像是一個啟示。
此前一年，他有一個四國島的朋友自殺了，他的父母聯系到了六，希望他能幫那位朋友完成未了的心願——走完四國島88個寺廟，療愈自己的精神疾病。
六答應了，腿裡的鋼闆取掉後，他重新上路，從第88座寺廟走到第1座寺廟。在日本，把一些朝聖的徒步路線稱之為遍路。他沒帶多少錢，想試試不花錢、不喝酒、不抽煙、不用手機……除了走路，其他事情都不做。六每天大概走35公裡，有時是45公裡，如果腿腳很痛，他便走得少一些。他有時住在野外，吃着别人給的飯菜，經曆着風吹日曬，但内心卻變得越來越輕盈。
有一天，他太累太渴，就買了一瓶飲料，喝完卻沒什麼感覺。而如果是别人懷着一份心意送他喝的，就能體會到給予的力量。從此，六覺得人和他人、人和世界的“對話”變得微妙而重要。他後來熱愛手工勞動、喜歡親自動手完成一件事，就是相信制作者的心念能灌注其中。每當風味特别的米酒釀成，六便會邀請朋友：來喝我釀的酒，很特别的菌群，這是錢也買不到的味道。朋友間互相贈予的生活讓他感到富足，這是他想要的對話。
40天後，六到達了目的地，遠遠望見友人居住的小城，不由自主地哭了起來。他一般不太流淚，但當時覺得有種看不見的東西在心中生長。他後來覺得應該就是信念吧，相信人應該被信念帶領着去和世界對話，“人生如遍路，有時困難，有時輕松”。
和空出生後，六也想過要不要為了孩子而回到日本，給他更好的生活環境。但如果回到日本，按慣例他隻能去一個公司上班，朝九晚五地度過下半輩子，就像他的父親一樣。“爸爸的一生很寂寞，在一家公司裡做着重複的工作。”六用新學的中文詞語“凄涼”來形容父親的生活，“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想過一種很美的生活，有很美的稻子、很美的菜。”
六和阿雅在大理的家
六和蘇娅在聊天
六和朋友們在聚會他選擇留在了大理——有了孩子就應該更快樂地生活。“如果為了孩子改變人生的方向，不能繼續過喜歡的生活，等他們長大了，雖然會感謝爸爸，但也會為爸爸感到遺憾。隻有自己活好了，才對得起孩子們。”
與世界格格不入，又充滿熱情
“你有三個孩子，不害怕沒錢嗎？”六常常會被人這樣問。他坦言：“其實沒有錢的時候我是害怕的。”不過，六覺得隻要他認真地生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錢自然會來的。如果哪天害怕了，就說明自己的生活能力不行了，需要改變。
孩子們的教育問題偶爾也讓六發愁，大理私立幼兒園的收費讓他們無法承受。他們讓孩子去上鎮上的公立幼兒園，一學期的收費不到四千元。“孩子們長大後是和普通人相處，上個普通學校就好。”阿雅說。
對于六來說，種地、做食物、做音樂、按摩、養雞、打掃、養孩子，甚至睡覺都是工作。他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喜歡為了賺錢而工作。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而不像很多人那樣畢業後進入公司成為一枚可有可無的螺絲釘。
六用老家千葉的方法曬稻：用木槌把幾根木樁朝土裡砸深，支起曬稻的架子，把稻束倒挂在上面晾曬。樣子非常好看，常有人特意找來在這裡拍婚紗照。六非常開心，他非常喜歡人們以任何方式接觸土地、農業，哪怕他們僅僅是被好看的景象所吸引過來。他自己選擇種稻的理由之一就是“稻田太好看”。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農人，會為他自己的作物的形狀具備美感而那麼高興。”蘇娅印象中農民比較在意的是收成，“他不光隻是完成普通的勞動，把自己家的生計支撐起來，他是在這個上面還稍微地往前走一點，他是要審美的，但又不是詩和遠方那種概念性的東西。”
耕種也不是一帆風順。2014年，六播種晚了，再加上用的種子不是自己留的稻種，而是從網上買的種子，收成本就不是太好，而當地的農業公司又沒等稻穗熟透就催着收割，更是讓六的心情變得低落。“那是六最沮喪的一次。”蘇娅回憶。不過，六覺得失敗本來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需要坦然接受。
六和阿雅在大理的家特别簡單。蘇娅第一眼的印象是荒蕪，沒有任何的裝飾，有一面牆已經垮掉了。“如果是我們的話，一定要先出錢把那個牆砌起來，但我覺得他們是非常接受事物本來的樣子。看久了，那個垮塌的東西，好像是有一種力量。他們活得太儉樸了，比我們對生活的要求低。我們很多人去了大理，就要裝修得很有調調，好像這才值得我去過田園生活。”
蘇娅原本在北京一家媒體工作，辭職去大理的第一年并不适應。“原先的生活一下子消失了，有些人喝喝啤酒，拍拍雲，拍拍天，發發朋友圈就過得特别美，我不行。看上去這樣生活特别有吸引力，好像可以一次性做一個決定，就可以解決你很多很多的問題，其實你心裡空落落的，很快就被消耗掉，除非你自己是一個本身特别豐富的人，你能夠從那種簡單的生活裡面擁有很多非常多的樂趣。”
在大理，蘇娅看到很多人來了，很快又回去了。“抱着逃離的心态是不可能找到自我，你必須真正找到那個支撐你走下去的事情。”所以，蘇娅跟着六一起種地，“做實際的事情，每天有進步，才能心安”。
六愛與人分享，出版人塗塗說他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又充滿熱情。“我有一種很簡單的生活方式，能影響到别人也很開心，我不是要讓别人跟我一樣地生活，而是想讓大家看到更多選擇”。比如，六和阿雅的三個孩子都是在家自己接生的，但對于前來咨詢的人，他們都是很鄭重地請對方謹慎思考，到底哪裡是最适合自己的情況的，哪裡是讓自己覺得最安心的。
在新書發布會上，六給北京的讀者每個人送了一包自己從大理帶過來的種子。這是六去年留下來播種的種子。“這些種子在大理長得很好，在北京可能不一定适應，需要你們付出很大的努力。要給它們時間，讓它們适應這片土壤。”
“你想要給别人幸福嗎？”六經常問自己。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想試着給别人幸福，大的小的都無所謂。而隻有自己活得開心，才能有機會給予别人幸福，所以他不會放棄自己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