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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秀華的單身生活

時間:2024-10-19 03:25:55

『我恨自己喪失了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誰的決心』

“本來離婚是一件尋常的家務事,但是命運的運轉裡,它被放大了放到人們面前。人們說我有名氣了就離婚,忘恩負義。這沒有什麼可争辯的,人們要觀看我的生活。我總是憐憫地看着對我議論紛紛的人,他們有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生活?”

“離婚後,生活有什麼變化嗎?”這次從湖北省鐘祥市橫店村來到北京,為自己的新書——首部散文集《無端歡喜》做宣傳,餘秀華再度面對這類話題,露出了不願再做過多說明的神情。

在全國人民的見證下,恢複了單身的餘秀華,看似過上了一種喜歡的生活方式——“甯靜的沒有争吵沒有猜忌的日子:一個人的日子”。但來自生活盤根錯節的考驗并沒有從此偃旗息鼓。

離婚後的這兩年多時間裡,餘秀華的生活發生了諸多變故。母親罹患癌症去世,她則和父親、兒子離開了住了幾十年的老宅,搬進了樓房,眼見着“一種傳統、一種習俗,一種簡單而質樸的文明正在失去,而且不可扭轉”。

同時,關于她的争議依然不斷。今年年初,“朦胧詩”鼻祖、詩人食指在自己的新書發布會上指責餘秀華“不關心人類命運、祖國未來、農民痛苦”,再次把她推到了風口浪尖上。這個曾經因為一首《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的詩歌而走紅的詩人,似乎自被人們認識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她的“熱搜”體質。

在餘秀華還是以素人身份寫詩的時候,為了制造某種反差感,很多人習慣在她“詩人”的稱呼前,再加個前綴,諸如“腦癱”,諸如“農婦”。而現在無論是媒體還是各方,已無需這麼麻煩,因為“餘秀華”本身已是一個有關注度的名字。

在詩情與現實、欲望和清明、萬衆矚目和衆聲喧嘩之下,餘秀華在着力尋找一種恰如其分的自處方式。

“你可知道我多愛你”

在新書裡,餘秀華寫道:“又一個夜晚,萬物沉默的時候,回想起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誰的決心已經擱置了起來”,“我恨我這麼快就喪失了這樣的決心”。

她咧着嘴笑着對本刊記者說:“過去我是為了對抗那段婚姻,偶爾去對抗他一下,我覺得這種小小的背叛太痛快了。婚姻解決了,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了,不用想着去搞那些事了。”

2015年12月,餘秀華以15萬元人民币和新農村裡的一棟房子為代價,和結婚二十年的丈夫尹世平離婚。關于她的離婚一直争議不斷。

但餘秀華自己想得很清楚,絲毫不為外界所動。“本來離婚是一件尋常的家務事,但是命運的運轉裡,它被放大了放到人們面前。人們說我有名氣了就離婚,忘恩負義。這沒有什麼可争辯的,人們要觀看我的生活。我總是憐憫地看着對我議論紛紛的人,他們有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生活?”

因為身體殘疾,餘秀華19歲就被父母安排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十幾歲的外地男人尹世平,尹世平常年在外打工,夫妻二人沒有共同語言。“經濟是其次,這個可以互補,但是精神的就沒辦法互補:兩個人都在農田裡幹活,一個人說野花很漂亮,一個人說他自作多情,這就不好辦。”

離婚讓她如釋重負:“對某些男人,(離婚)也許就是甩掉一件舊衣裳。對一個女人,她就是甩掉一個制度,呼吸的空氣和從前也是不一樣的。”

她的詩歌常常有濃烈的感情,她也常常在網絡上向人表白。“我有時候想為什麼自己想要愛情呢?就是因為自己夠不到它。比如你頭上有個蘋果挂在那裡。就差那麼一點,你抓不到他,你始終不甘心,想我下次再跳高一點,這就是一種得不到的誘惑。”

不過,盡管文字大膽,但餘秀華卻說自己面對感情,是一個“十分沒有本事的人”,“人多的時候撩一下,人少的時候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在《無端歡喜》的最後一章“你可知道我多愛你”中,收錄了餘秀華寫給幾位男性朋友的“情書”。“我記錄的都是一種朦朦胧胧的好感,直到現在,我從來沒有對哪個男的直接說,誰誰誰,我好喜歡你。我們明天去哪裡怎麼樣。那個後果會非常嚴重。”

她永遠樂于記錄愛情剛萌芽的階段,暧昧之後,戛然而止。“比如我今天見到這個男人,和他這個人相處不錯的話,好感很容易就産生了。我的這些詩歌很多描繪的都是愛情剛剛産生的時刻,等後續好感消失了,我就沒寫了。”

前幾年,餘秀華對自己的一位詩人朋友産生了一些好感,她的一位男閨蜜卻告訴她“這個人不行,人品不行”。“我并不知道這個人真的是人品不行,還是假的不行,就想着那就算了吧。消失得是不是好容易?消失得和産生得一樣快,禁不起一個稍微的推敲。”

餘秀華說自己現在對待這種“快消式”愛情的做法是坦然地讓它産生,再坦然地讓它消失,在這個過程裡,盡量不發生兩個人的親密接觸。好像她寫的那首《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一樣,詩歌已經傳遍了大江南北,但至今,作家和當事人還沒見過面。

“你隻想不做,寫不出來真的好詩歌。”她這種做法被身邊的朋友诟病,“我不想做,做了也不寫出來。”餘秀華鬥氣又狡黠地反擊道。

這或許是她的自我保護。在《我用生命的二十分之一愛你》一文裡,餘秀華寫道:“我說我有一份深情,卻把它分成了二十份,它們因為零碎,而讓我躲避了孤注一擲的危險。”2015年1月25日,餘秀華在橫店村射在身上的箭,比草船借箭還多

因為腦癱,餘秀華說話語速很慢,一個字往往要在嘴裡含一會兒,才緩慢吐出來,但這并沒有讓她養成“三思而後說”的習慣。在很多場合,她都要比那些舌尖口快的正常人,更加坦率、直接,毫無去為自己的表達尋找任何修飾的意識和世故。

楊曉燕回憶起第一次在北京首都機場見到她的情形。當時,和餘秀華同行的還有幾家媒體的視頻團隊,呼啦啦地十幾個人,她被簇擁着,“很神氣,很精神”,雖然餘秀華的腳不太好,但是走得很自信,“我也奇怪,這種底氣與生俱來,包括面對媒體的狀态,我們這些人都與她差遠了”。楊曉燕是新經典·新星出版社的主編,二人自餘秀華第一本詩集,合作至今。

或許是因為餘秀華有着清醒的自我認知。出門參加活動,她帶了幾條裙子,但是難堪的是,她坐在那裡,怎麼樣也無法把雙腿合攏。疾病讓她無法優雅,不過她也能坦然接受,“幸好優雅不是一個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它不過是一個女人綢緞似的哀愁裡的一根絲線”。

和餘秀華合作三年多,楊曉燕覺得她并沒有發生什麼變化。“隻是這些年她面對了更多的媒體,世界更充分地向她打探。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善意的,當然,她也曾受到過一些傷害。我本以為她會慢慢學會一點點自我保護的能力,或者改變下自己直率的性格,但好像也沒有這麼明顯的變化。”

出遠門,父親餘文海發短信交代餘秀華,讓她說話注意些分寸,不要喝白酒,“多次醉,會無臉見人的”,她回複說“爸爸,你放心。我的臉很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這份真實和坦蕩,既讓她受到了一些讀者的喜愛,但又會經常讓她受到一些争議,坐在家裡“比諸葛亮的草船收的箭還多”。

為餘秀華拍過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的導演範儉認為她是一個“性格十分外化,喜怒形于色,不會做‘表面文章’,甚至生活中有些口無遮攔的人”。之前,她去參加一場自己的詩歌研讨會,現場有人稱她是中國的艾米麗·狄金森,她當場反駁說:“狄金森是獨一無二的,我餘秀華也是獨一無二的。”

在采訪中,她談到自己的書名的靈感來源,不小心瞥到了出版社書櫃上躺着一本周國平的《靈魂隻能獨行》,毫無避諱地指着說:“這個名字就不太好啊。你把靈魂拿掉,牛逼多了。整天就搞靈魂這些東西,下次見周國平,我就要問他靈魂是什麼?”

一個農民的“鄉愁”

1月13日,食指在自己的新書發布會上公開指責餘秀華說:“看過餘秀華的一個視頻,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書、聊聊天、打打炮,一個詩人,對人類的命運、對祖國的未來考慮都不考慮,想都不想;從農村出來的詩人,把農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對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統統忘得一幹二淨,這不可怕嗎?評論界把她捧紅是什麼意思?”詩人廖偉棠卻不這麼覺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認為餘秀華的詩歌裡顯然是有農村的痛苦的:“她的《我養的狗,叫小巫》寫的不隻是農村的痛苦,不隻是農村女性的痛苦,不隻是時代造就的痛苦,也不隻是生活的痛苦,隻不過有的讀者隻看見其中的‘屁股’‘叫床’。”

面對食指的責難,餘秀華自己連發了多條微博回擊:“食指先生說我不提‘農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從來不覺得農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個高深的課題:人們向往田園生活,憑什麼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為一個農民,眼睜睜看着鄉村文明的流逝啊。”

在新書裡,餘秀華也寫起了自己的鄉愁。她說,自己的鄉愁與别人不同。她不是站在遠方看故鄉,而是身在其中,直愣愣地站在這片土地上,明明看到一些東西在塌陷,你想拉一把,卻什麼都拉不住。

2016年,餘秀華和父親、兒子離開了老屋,一起搬進了“新農村”建設的二層洋樓裡。麥地被征了,荷塘被填平了。以往推開門就是池塘、清風,小麻雀、喜鵲壓滿屋檐的景象,如今被一排排整齊劃一的房舍和清潔的水泥路所代替,散居的三百多戶人家被集中在了一處,彼此間不再“雞犬相聞”,随之多了份“不擾民”的現代文明自覺。

餘秀華在新書《無端歡喜》發布會現場橫店村“新農村”建設的選址就在餘秀華家附近,因此她家裡的二十多畝地被全部征用。在土地上勞作了大半輩子的父親一下子無事可做了,面對突然的閑适,他六神無主,過不久,便主動加入美化環境、清理鄉村垃圾的隊伍當中。

在當地的規劃當中,本來還預備把餘秀華之前的住所打造成一個“名人舊居”的文化品牌,整個大隊的老宅全部平掉,唯獨留下她家的不拆。之前父親還打趣“到武漢有個黃鶴樓,到北京有個天壇公園,到橫店就是餘秀華的家”。不過,目前看來,每家每戶都可以把自己的老宅子留下來,隻要“多交兩萬塊錢”。

“新農村”的建設改善了餘秀華以及整個橫店村村民的生活環境,“裝修好了的房子和城裡并無二緻,甚至比有的城裡的房子還要好”,自來水、暖氣、綠化、社區建設一應俱全,一種更加文明且現代的生活方式在同化着農村人。

不過,餘秀華也明顯覺察到一些傳統和習俗在悄無聲息地消失。甚至過年時,因為心疼嶄新的牆壁,餘父幹脆省去了貼春聯這一傳統。吃年夜飯時,也沒有像從前那樣鄭重其事地點香、燒蠟燭祭祖。“一個年就這樣草率地過去了,過得很輕松,也很寡淡。”

一個還未離開家鄉的人,也開始有了鄉愁。麥子、稗子都被推土機埋在了地下,腳下的土地被水泥嚴嚴地封死,大地上的事物被毀滅在大地上。傍晚的時候,餘秀華和小狗小花坐在屋外,因一排排的二層洋樓遮住了視線,再也看不到夕陽落下去的全過程,“當身邊陪伴了幾十年的草木消逝不見,這恐慌就等于一個親人離開帶來的恐慌”。

但另一方面,餘秀華對自己的愁緒“又如此地不敢确定”。她在新書中寫道:“如果我的鄉親們知道在這個明媚的上午,我在新房子的客廳裡寫什麼價值不價值的事情,他們一定覺得我的腦子出了問題。”

這種态度在楊曉燕看來恰是餘秀華的可貴之處:“這幾年城鄉的大變化,整個農村的巨變,反映在橫店,是一個縮影。她借助一個作家的眼光把它表達出來,但是又沒有簡單粗暴地說它好或者是不好。而是很遲疑地說這真的好嗎?這又真的不好嗎?這是能引發我們思索的。”

餘秀華這次在散文上呈現的才能超乎了出版社對她的預判。楊曉燕說:“心裡有想法才能寫好散文,餘秀華是很有思想的。如果你不了解她,隻是道聽途說的話,建議都看一看她的散文,然後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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