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裡克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新聞官。6月18日，他供職的這家國際組織在瑞士日内瓦宣布，把“遊戲成瘾”（正式名稱為“遊戲障礙”）列入《國際疾病分類》第11版的預覽版。不出意外，新版《國際疾病分類》将在2019年5月由會員國批準通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
WHO這一決定，引發了巨大争議。專業領域和遊戲行業組織的質疑，裹挾着對網瘾治療前景的擔憂，向日内瓦這座人口僅20萬的小城席卷而來。在青少年網瘾問題曆來備受關注的中國，這個消息更是催緊了師生家長的神經。
“工作組的意見立足于對現有證據的審查，”忙壞了的塔裡克接受本刊記者郵件采訪時解釋道，世衛組織内部，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專家，在這個問題上已經達成共識，“這也是WHO舉行的相關專業會議的結果”。
塔裡克沒有提到的是，這個決定曾在WHO内部引發長期争論。此外，還有媒體報道，最終結果的背後，閃現着政
争議由來已久
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精神衛生研究所副所長郝偉，是“遊戲成瘾”入病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他是新版《國際疾病分類》成瘾疾病相關工作委員會成員，早在十幾年前就開始關注網絡成瘾問題。
2003至2004年，在WHO工作期間，郝偉曾和其他專家籌備網絡成瘾問題的專門會議，等到預算和人員都齊備了，計劃卻遭到否決。據郝偉介紹，反對原因是，世界衛生組織在職能上向發展中國家傾斜，但當時非洲國家的互聯網普及率還很低，民衆連電腦都沒有，網絡成瘾入病太超前了，“就相當于連糖都沒有吃，就開始研究糖尿病”。
直到2012年，網絡成瘾問題又搬到了台面上。郝偉和兩個德國專家共同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把包括遊戲成瘾在内的網絡成瘾納入新版《國際疾病分類》中去。
這一年，全球網民數量逼近25億。德國政府公布的毒品以及成瘾報告顯示，14-24歲年齡段中，大約有25萬人對互聯網産生嚴重的依賴性，140萬青年人屬于問題網民。中國青少年網絡協會發布的《2011年中國網絡青少年網瘾調查數據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網絡青少年網瘾的比例高達26%，網瘾傾向比例高達12%。
WHO的專家終于認可了網絡成瘾的危害性，但新的争議又來了。
除了研究證據不充分外，一些參與讨論的社會學家，認為不宜把社會問題醫學化。郝偉表示理解，但還是力排衆議：”如果你從當代的精神病學的曆史上來看，基本上所有的精神科疾病都是社會問題醫學化的結果。”
但網絡成瘾的範圍太大了，不隻是網絡遊戲，網聊、浏覽色情網頁都可能使人沉迷。在郝偉看來，遊戲成瘾是“最突出”、“最容易研究”的，為了減小入病的阻力，經過多次讨論，網絡成瘾的範圍縮小到了遊戲上。
這一點，也得到了WHO新聞官塔裡克的證實。
即便是這樣，由于相關研究缺乏，入病共識仍舊沒法達成。就在WHO的專家為此争論不休時，201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把“網絡遊戲障礙”列入新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視它為一種“待研究的診斷分類”。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權威性堪與《國際疾病分類》比肩，而且這個手冊更專注于精神疾病領域。郝偉向本刊承認，兩個系統一直有“比較好的聯系”，專家亦有重疊，因而，美國精神病學會這一舉措，勢必會對WHO的決策造成一定影響。
除了WHO内部分歧慢慢減少外，學界的研究也愈趨豐富。一方面，數據調查和臨床訪談更加佐證了“遊戲成瘾”的危害，另一方面，通過核磁共振，研究者發現遊戲成瘾者和物質成瘾者腦影像的相似。“由于這種證據越來越多，所以我們的底氣也越來越足。”郝偉說。
2015年，WHO專家組終于達成将“遊戲成瘾”入病的共識，起草定義臨床表現和診斷指南的工作被提上日程。
2016年10月，新版《國際疾病分類》草案發布。這一回，“遊戲成瘾”這枚石子激起的水花，濺落到了WHO之外。草案發布次月，26名學者聯名發表公開信反對。這些學者認為，由于現有診斷标準和治療手段還不成熟，研究尚不充分，以及大部分正常玩家可能受到幹擾，擔心WHO此舉會帶來“醫學、科學、公共健康、社會學和基本權利方面的不良影響”。
此後，每有“遊戲成瘾”入病進程推進的消息發布，輿論界就會重新升起一股論戰的硝煙。
2009年7月22日，在解放軍總醫院網瘾治療中心，一名男孩站起來發言（IC圖）“遊戲玩家的恥辱”
“我們的第一反應是震驚。”加拿大娛樂軟件協會（ESAC）主席傑森·希爾契（JaysonHilchie）告訴本刊。去年11月，他第一次聽說“遊戲成瘾”可能入病的消息。他認為，按照WHO的标準，看比賽、看電視、玩手機都可能成瘾，“不明白為什麼隻針對遊戲？”
不單是加拿大娛樂軟件協會，6月，包括美國娛樂軟件協會、韓國遊戲産業協會、歐洲遊戲開發者聯合會在内的八家遊戲行業組織，發表聯名信，認為WHO的決定沒有充分的科學依據作支撐，應當盡快撤銷。聯名信還附上了美國心理學學會媒介心理與技術分會的公開信鍊接，後者也持相同主張。
“全球有25億玩家享受着有益身心的遊戲樂趣，把遊戲成瘾列入《國際疾病分類》無疑會造成道德恐慌和過度診斷。”這些行業組織疾呼。
其實，遊戲上瘾入病的“門檻”并不低，包括12個月内持續的失控性遊戲行為、遊戲優先于其他一切活動、對遊戲存在心理渴求、盡管導緻不良後果仍然繼續玩遊戲，嚴重到導緻人格、家庭、社會、教育、職業及其他重要功能領域受損等等。此外，“遊戲成瘾”還表現出“物質成瘾”所具有的“耐受”和”戒斷”特征。WHO及其專家顧問強調，達到入病标準的隻會是很小一部分玩家。
上海精神衛生中心成瘾專家趙敏，是WHO“遊戲成瘾”現場研究工作的專家。在她看來，這樣的标準已經很高了。“就像一個人喝酒，比如說你喝過酒、醉過，但是酒精成瘾這個标準真的很高，”趙敏說，“喝過酒的人大概隻有百分之幾可以達到這個标準。”
但希爾契擔心，每一個玩家都可能受到波及，尤其是那些患有抑郁或焦慮症，僅僅想在遊戲中尋求庇護的玩家，“将因此承受雙重污名”。他說：“我們不希望任何組織把這類精神健康标簽貼在我們的産品上，我們最大的關切就是不讓顧客蒙受這種恥辱。”
除了發布聯名信外，以ESAC為代表的遊戲行業組織，還通過郵件和會議争取與WHO的談判機會。今年五月，新版《國際疾病分類》預先預覽版發布前夕，遊戲産業代表終于與WHO的專家見面了。他們在日内瓦交換了意見，但WHO的态度很明确，“沒有删去這一條目的計劃”。
世衛組織精神衛生和物質濫用司協調員弗拉基米爾·波茲尼亞克，是與會的兩個高級官員之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波茲尼亞克解釋道：“發展障礙分類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核心規範職能，它會盡一切可能避免商業和其他可能從結果獲利的實體的幹擾。”因此，他們并沒有參考遊戲業界的意見。
郝偉的态度和波茲尼亞克一樣。他認為，這與管控煙酒相類，“我們就是自立政策，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制定政策，他們（遊戲商家）就執行。不執行是他們的事兒，但是壓力還是有的，我們不會讓他們讨論怎麼控酒控煙，不可能的。”
亞洲國家施壓？
遊戲業界與WHO間的硝煙未散，一篇發表于2017年3月的外媒報道，公布了美國斯蒂森大學心理學教授克裡斯托弗·弗格森與波茲尼亞克以及另一位WHO官員傑弗裡·裡德的往來郵件截圖，又給“遊戲成瘾”入病蒙上新的陰影。
郵件中，裡德告訴弗格森，專家組做出這一決定，受到了來自亞洲國家的巨大壓力。波茲尼亞克說，一些“利益相關者”請求他們考慮過度遊戲給健康帶來的負面影響，尋找治療方法。2017年11月11日，上海，中國ICD-11物質使用與成瘾行為障礙現場研究協調會現場，左三是WHO官員波茲尼亞克，左二是趙敏（受訪者供圖）弗格森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說：“他們沒有明說哪些國家，但我推測韓國和中國最有可能。”
郝偉承認，亞洲國家在促成“遊戲成瘾”入病上的确下了更多力氣，“因為亞洲的研究工作是稍微多一些，問題多一些”。
而既往研究顯示，遊戲障礙的流行率呈現地區性差異，亞洲國家要高于歐美國家。
以韓國為例，2009年，一對夫婦因每日泡在網吧打遊戲，餓死了三個月大的女兒。2010年，一名中學生因沉迷遊戲被母親責罵，一怒之下掐死了母親，随後自盡。這一年，韓國政府調查發現，超過一成的韓國青少年面臨網絡成瘾風險，每20人中就有一人已經嚴重上瘾。
2011年4月，韓國國會通過被稱作“灰姑娘法”的《青少年保護法》修正案，禁止未滿16歲的青少年在午夜12點至淩晨6點在線遊戲。法案通過後，韓國遊戲業者表達了強烈反對，甚至準備起訴“灰姑娘法”違憲。
至于中國，早在2005年，當時的新聞出版總署就制定了全國首個《網絡遊戲防沉迷系統》開發标準。2010年，《網絡遊戲管理暫行辦法》由文化部頒布實施，意味着引導未成年人健康參與網絡遊戲上升至國家層面。除了遊戲外，近期火熱的短視頻應用抖音也上線了防沉迷系統。
郝偉解釋道，2015年“遊戲成瘾”入病共識達成後的這幾年間，他所在的專家組先後在日本、韓國、香港、伊斯坦布爾召開會議重點讨論“遊戲成瘾”問題，來自中國、韓國、日本、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專家的發言也更為積極，但并不像陰謀論者揣測的那樣，給WHO施加壓力。
順理成章還是杞人憂天？
輿論喧嚣過去後，“遊戲成瘾”入病要面對的，仍是科學與否的質疑。
在郝偉看來，“遊戲成瘾”應否醫學化的關鍵在于，能不能用醫學的方法解決問題。郝偉舉例，從前，小朋友上蹿下跳坐不住，大人們通常會歸因于性格問題，于是嚴加管教，直到發現了兒童多動症的存在，這才用醫療手段幹預。據郝偉介紹，目前已有一些針對“遊戲成瘾”的社會心理幹預辦法，但藥物治療還是空白，“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你不變成一個病，誰去找這個藥？誰去開發這個藥？”
值得關注的是，新版《國際疾病分類》劃出“成瘾行為所緻障礙”這一分類，原本歸在“沖動控制障礙”下的賭博障礙，連同遊戲障礙被拉了進來。郝偉分析，從臨床角度來說，暴食、性瘾與現有的“成瘾行為所緻障礙”有很大的相似性，待到今後研究足夠深入，或公衆意識足夠強烈，亦不排除入病的可能。
至于充分到什麼程度分才能列入診斷标準，“本身就沒有标準。”趙敏說，“其實從公共衛生角度來講，如果有足夠的危害了，引起足夠的重視是需要的，我覺得就應該去關注它。”
作為《國際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障礙”章節修訂國際專家顧問團的成員，趙敏參與了包括“遊戲成瘾”在内的“物質使用與成瘾行為障礙”在中國的現場研究工作。現場研究自去年11月啟動，旨在測試診斷标準的臨床适用性和一緻性，預計今年底結束。
中國在治療遊戲成瘾上，比其他國家走得更遠一些。2005年，國内首個網瘾治療中心在北京軍區總醫院成立。随後，類似的網瘾戒治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日後因電擊治療備受輿論指責的楊永信，亦是借着這股東風而起。2008年，外界就盛傳中國成為第一個把網瘾列為精神疾病的國家。次年，楊永信遭曝光後，衛生部以安全性、有效性尚不确切為由，緊急叫停各地電刺激治療，并否認了網瘾入病的說法。
如今，“遊戲成瘾”正式入病，輿論擔心，“楊永信們”又要擡頭了。但郝偉認為，“渾水摸魚的人哪個地方都有”，如今列入就是為了規範治療手段。趙敏也說，此前正是因為沒有列入疾病，診斷标準和治療标準缺乏，才有不正規的機構趁此斂财。
目前，趙敏所在的上海精神衛生中心正在開發一款手機系統，主要針對青少年網絡遊戲成瘾問題。未來，中心還可能開設遊戲成瘾專病門診。
11月，WHO成瘾行為障礙第五次專家會議将在郝偉所在的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舉辦。郝偉告訴本刊，如何早期識别和診斷“遊戲成瘾”，将是會議的重要議題。
郝偉和趙敏期待，明年5月，《國際疾病分類》在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之後，借此契機，“遊戲成瘾”能夠得到更多疾病研究和藥物研發的資源傾斜。
“我們很難說（多少文獻）叫足夠，什麼時候都不夠。”在郝偉看來，很多公衆并不了解精神疾病界定的困難，“精神分裂症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但是我們到現在都不能回答精神分裂症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