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居大不易，但量力而行，也能住得下去。首先，群租是合法的，并有政府管理：“一保甲内多有佃房，一門出入，内住多家，或一人賃房，數人同住，及填牌止用一人出名……今後保正、副甲長各查佃房内丁口生理，另立一牌，總甲帶同至城，驗發為首一名懸挂，本城另造佃房一冊者。”（《南京都察院志》）官員們倒也實事求是，沒有用一句“群租是非法的”，就将租戶一趕了結，或出了事兒不管。加強管理的方法是登記造冊，選出宿舍長，同時與房東、居委會主任約定責任，既防止平日事故，萬一有事，也有人可以問責。
下層的軍士與官吏，一般有員工宿舍。據《南京都察院志》，軍隊裡本有營房安住士兵，但因居民争占，弄得混亂，新來的士兵沒地兒住。于是嘉靖二十六年後，規定新軍五年一分房，用貨币解決，自行購房。
萬曆三十四年，禮部給各下屬單位買房，作為職工宿舍：堂官住宅兩所，花費八百兩，一座三進四十七間，在龍骧胡同；一座三進三十三間，在雙塔寺胡同。儀司住宅一所，花費三百九十兩，三進三十間，在李閣老胡同。祠司住宅一所，花費二百八十兩，四進二十間，在長安街南。膳司住宅一所，花費三百兩，四進二十八間，在長安街南。司廳住宅一所，花費三百五十兩，四進二十一間，在龍骧胡同北（明俞汝楫編《禮部志稿》，卷一百）。“李閣老胡同”因李東陽賜宅所在得名，在府右街南，另幾條胡同，也都在左近，同屬“單牌樓東北”一帶（據明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幾所宅子地理位置絕佳，離宮城近，上班方便。
禮部買的房子，按單間算的話，大約十兩多銀子一間。明代官俸本就薄，一位禮部郎中（正五品）年俸一百九十二石，員外郎（正六品）一百二十石，主事（正七品）八十七石，宣德後折色發給，“折銀每二十石不能一兩”（王世貞《州史料》後集卷三十七“官俸”）。按這個标準算下來，郎中年薪大約十兩，員外郎六兩，主事五兩。中層官員一年的年薪，大概能有一間單身宿舍。從成化到萬曆，京城房價有一個上漲過程，成化年間，一位官員被積水浸過的房子，好幾年賣不出去，最後隻得四兩銀子（明陳師《禅寄筆談》卷三）。至萬曆時，清廉的官員一般都買不起房了。
房租也不便宜，年租金相當于房價的百分之十，往往租不如買。嘉靖時河南參議歐陽必進，見河南運官到京城租屋，年租金要八十兩，便在京城買了一座房子，供運官們每年進京出差時居住，實惠又方便（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這或許是較早的駐京辦雛形。
雖然租不如買，但從總價來說，買一座房子并不是人人能負擔的，萬曆十七年的狀元焦，在做官五年後，還被卷進向富商徐性善借錢買房的醜聞中。後來證明并沒有借錢，也沒有買房，直到徐性善被抄沒三年後，焦在北京的房子也還是租的。所以京城房市的最大宗還是租賃，既有生存所需的群租房，也有高消費的豪華房。
作為讀書人，在古代社會卻有個意外收獲，寺院作為他們的“青年旅舍”，界面友好，用戶體驗極佳，完全可以作為高房租的“軟着陸”備用。羅洪先每天帶一小袋米到寺院講學，托寺僧代為蒸飯，一講儒學，一念佛經，相安無事。聽候處分的官員，俸祿被停，生活無着，可以在城西的寺院小住半年（董應舉《崇相集》卷十一《與于太常書》）。躲避官場炎熱，也可以先在城西寺中暫遁半月，還能天天收好友的城中來信：“坐蕭寺，每手讀大集一過，如映對秋月下，嗔癡盡壑。”（黃汝亨《寓林集》卷二十五“與袁中郎”）
文人愛遊古寺是個傳統，禅房幽深，可以與高僧禅鋒機語，品茗對弈；偶爾還可以看看前代壁畫，名人手迹，逍遙半天一日，都是常有的事。但把寺院當自己家，還是明代人愛幹的事，可能也是房價逼的。寺院因為要防侵吞無度的“鄉紳”惡鄰，也因為募緣疏之類，往往要借助文士的斡旋與手筆。不管是功名未中，還是為官不達，對于寺院來說，利害交關不大，他們投的就是績優、潛力。讀書人與寺院，倒也算在資本面前，抱團了一回，為彼此留了點栖身之所。
□9月2日上海書評徐美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