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9月6日在滬舉行的中國作家手稿與文本研究國際學術研讨會上獲悉，我國現代著名作家茅盾一生中曾兩次翻譯過《簡·愛》，但基于各種原因都在中途停止。第二次的未完成手稿新近在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被發現。同時被發掘出的還有一封《簡·愛》最早中文全譯者李霁野寫給茅盾的信。這封佚信是兩位文化老人的最後一次往來通信，此前從未公開過。
李霁野收到回信不到一個月，茅盾便與世長辭
這兩個最新發現，始于上海圖書館今年春天與大英圖書館聯合舉辦的“文苑英華———來自大英圖書館的珍寶”展。這是兩家圖書館之間的首次深度合作，也是中英兩國一次意義深遠的人文交流。展覽中，大英圖書館提供了五位英國文學巨匠———夏洛蒂·勃朗特、D.H.勞倫斯、珀西·比西·雪萊、T.S.艾略特、查爾斯·狄更斯的手稿原件；而上海圖書館則結合中國出版的各類文獻實物和該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館藏，向人們直觀呈現英國文學如何通過中文譯著、編著與上海這座城市産生共鳴。
備展期間，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館員劉明輝在對館藏的八萬餘件書信和手稿進行遴選時，發現了一封李霁野寫給茅盾的信。該信未見于二人的全集、書信集和文集等相關文獻及學界的研究論述，确定為佚信。它由茅盾之子韋韬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捐贈上海圖書館，捐贈時附信封一枚，郵票完好，郵戳未顯示寄信年份，信件的落款也隻有幾月幾日。
這封信的正文隻有短短200字不到。信中，李霁野提出希望重讀茅盾“曾于卅年代寫評《簡·愛》一文”，理由是“我對您提的某一句譯法很感興趣，我原也是照您的句子譯的，别人提議改，我改了。”這不禁讓人好奇：李霁野信中說的是哪一句譯法？誰提出修改建議？信寫于哪一年？茅盾收信後是否回了信？經過數月的認真探究和相關文獻佐證，劉明輝考證出寫信年代為1980年，當時李霁野76歲，茅盾84歲高齡。次年，李霁野收到了回信，不到一個月茅盾便與世長辭。這封信成為兩位老人最後的一次往來通信。
通過文本細讀和内容分析，一段鮮為人知的譯壇往事被打撈出來。目前學界已知的一個說法是：李霁野翻譯出《簡·愛》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後，最早聯系的出版機構是中華書局。他曾于1933年7月20日寫信給中華書局，欲将譯稿出售給該書局，但被時任編輯所所長的舒新城批示“不用”。此信目前藏于中華書局的檔案中，是一個重要的見證。但是，劉明輝根據《胡适遺稿及秘藏書信》的記載發現，在此之前，李霁野曾主動聯系周作人，請他轉給胡适看稿，希望能向胡适主持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出售翻譯稿，但沒有獲得響應。據李霁野撰寫的《悼念茅盾同志》一文的回憶，他寫給茅盾的信中提及的“别人提議”中的“别人”正是胡适。而在向胡适薦稿失敗後，李霁野又向中華書局做出了推薦。
《簡·愛》中文譯著，曾經曆了曲折的出版過程
那麼，中華書局為何沒有接受這份譯稿？“理由是舒新城早先已約請了一位文壇大家來翻譯這部作品，這位大家即是茅盾。”劉明輝告訴記者，從茅盾與舒新城的往來書信中可以看出，早在1931年，舒新城就請茅盾來翻譯《簡·愛》，1932年因戰争原因中止翻譯。這是茅盾
第一次翻譯《簡·愛》。第二次，則是1935年鄭振铎編《世界文庫》，邀請茅盾翻譯一篇連載的長篇小說。這件事在茅盾的晚年回憶文章《一九三五年記事》中曾被提及：“我答應了。當時我打算翻譯英國女作家勃朗特的《簡·愛》。我讀過伍光建譯的本子（伍譯叫《孤女飄零記》），覺得他的譯文删節太多了，所以想重譯。可是才開了一個頭，就被雜事打斷了。看交稿的日子漸進，又不願意邊譯邊載，隻好放棄了原計劃，改譯了一篇比昂遜的散文《我的回憶》。”
循着這一線索，劉明輝竟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茅盾名下的1215條記錄裡驚喜地發現了《簡·愛》第二次未完成譯稿。它同樣出自茅盾之子韋韬捐贈，于1996年3月入藏上海圖書館，包含了“第一章”至“第三章”的譯文，共計16頁。該譯稿封面名為《珍雅兒》（第一冊），以黑色鋼筆書寫于綠色硬封面的筆記本。乍一看，不容易發現是《簡·愛》的譯稿，但文首标注出的作品英文名“珍雅兒（JANEEYRE）”洩露了“天機”。“正是因其譯名與後來通行譯名相距甚遠，以緻入藏22年未被注意。”劉明輝透露，茅盾的這一未完成全文采用豎排格式，字迹端正隽秀、行文整齊，改動處不多。作品封面既然寫“第一冊”，可以看出茅盾有譯完的規劃。從文始到文末，筆力一緻，呈現穩定的狀态，折射出書寫者處于較好的身體和精神狀态。由此可知翻譯的中止并非由于健康因素，正可對應茅盾自述的“可是才開了一個頭，被雜事打斷了”。
“在戰争的炮火中，李霁野和茅盾幾乎同時在翻譯《簡·愛》，彼此互不知曉；約五十年後，李霁野向茅盾緻信請益，仍不知當時中華書局拒收自己譯稿的緣由，而茅盾也從未提及自己這份半途而廢的棄稿。”劉明輝說，在感歎《簡·愛》譯著出版波折的同時，也可以看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簡·愛》已受到國内有識之士不約而同的關注。
□9月7日《文彙報》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