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要介紹的是某些鴛鴦分布狀況不明的國家以及引進過鴛鴦的英國的情況。
先說中國北方的鄰國蒙古的情況。雖然中國出版的各種鳥類書籍很少提到蒙古有鴛鴦栖息的事實，但該國緊鄰我國鴛鴦的主要繁殖地之一的内蒙古自治區，中國南部的鴛鴦在遷徙時遇到某種偶發因素偏離了方向或飛過了頭，完全有可能進入蒙古國境内，該國郵政就曾于1961年1月3日發行過一套7枚包括“鴛鴦”倒三角郵票在内的題為《蒙古鳥類》的套票。不過，蒙古雖曾于2012年12月24日發行過一套6枚包括“林鴛鴦與鴛鴦”郵票在内的《世界鳥類》套票，但由于其整套郵票的名稱是《世界鳥類》，反映不出鴛鴦目前在該國的生存狀況。
再說中國南面各鄰國的情況。根據《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鳥類卷）中的說法：鴛鴦在中國以南僅“偶見于印度的阿薩姆邦”。而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英文版《東南亞的鳥類》一書則說：鴛鴦可漂泊到“緬甸中部、泰國的西北部和中部以及越南的東京灣（即北部灣）地區”。筆者以為從理論上講，與中國南方各有鴛鴦栖息的省區相鄰甚至相近的諸國，如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泰國、老撾、越南、柬埔寨等國，都有出現這種“漂泊鳥”的可能性，隻不過有的國家已有了被收入鳥類學專著的鴛鴦觀察記錄，有的國家則沒有罷了。此外，我們還可以從一些古代文獻中，找到鴛鴦曾栖息在那裡的佐證資料。例如誕生于佛教的發源地——尼泊爾和印度一帶的古代佛經中，就時而有鴛鴦現身，其梵語音譯為“婆羅迦鄰提”。即便時至今日，仍有鴛鴦沿着從前的路線飛到那裡也不足為奇。這些南方的鄰近國家中發行鴛鴦郵票最多的是不丹，圖3是不丹于1969年8月5日發行的一套8枚另加兩枚小型張《鳥類》全息郵票之一的“鴛鴦”航空郵票。圖4是不丹于2002年12月16日發行的一套6枚和一枚《鳥類》套票中的“鴛鴦”小型張，《斯科特郵票目錄》将其與該國同時發行的《蝴蝶》套票和《哺乳動物》套票一起标注為“動物區系”，意思是指當地出産的各種動物，這就表明鴛鴦是不丹出産的鳥類之一。另外，圖5、6分别是柬埔寨專為1993年在泰國曼谷舉辦的世界集郵展覽而于1993年10月1日發行的一套5枚和1枚《鴨類》套票中的“鴛鴦”郵票和“鴛鴦”小型張，這樣的安排無疑突出了在泰國也能見到世界上最美麗的鴨類—鴛鴦。至于鴛鴦是否到過柬埔寨和老撾，因無據可查，隻好存疑了。
清代以後，英國陸續從中國引進一些鴛鴦，将其飼養在該國各種人工花園的池塘中，以供觀賞之用。不料其中有少數個體有幸逃逸到了野外，過起了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的生活。據說這些鴛鴦的适應能力很強，已能在當地的野生狀态下自然繁殖生存，并在英國所在的大不列颠島與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亞半島之間往返遷徙。這對于早已處于易危狀态的鴛鴦的物種保護前景來說，當然是一件好事。
通過上面的介紹，相信讀者已對鴛鴦在全世界的野外分布情況有了一定的了解，不會再産生鴛鴦是中國的“特産鳥類”的誤解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瀕危物種科學委員會主持編寫的《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鳥類卷）》（科學出版社1998年1月版）說鴛鴦“未見有大範圍的估計數量報道”。在該書出版後編寫的《内蒙古動物志（第三卷）》（内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版）雖然主要論述的是内蒙古的鳥類，但其中明确指出鴛鴦“目前估計在我國繁殖的有1000對”。網上還可以查到諸如湖北省襄陽市南漳縣申報“中國鴛鴦之鄉”，其鴛鴦數量多達萬隻；貴州省銅仁市石阡縣申報“中國鴛鴦之鄉”，其鴛鴦數量已達1000多隻之類的消息，至于其數字是否準确不得而知。另有一本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于2013年10月出版的《鳥》（青少年科普讀物）則說：鴛鴦“越冬數量較大的集群為上海市崇明島東側及南側的幾個沙洲，其數量可達萬隻以上”。然而筆者查閱了相關的“科學考察集”，發現實際情況與此大相徑庭。現在的鴛鴦由于數量少，往往與野鴨混群栖息，即使有萬隻以上的野鴨集群出現，其中的鴛鴦數量也十分有限。我們不可誇大事實、盲目樂觀，更不能信口開河，誤導他人。退一步講，即便按照上述種種樂觀的說法，我國現存的鴛鴦總數充其量也不過幾萬隻而已，這與美國自1918年起，就對鴛鴦在世界上唯一的同屬（鴛鴦屬）親緣種、主産于該國的北美洲最美麗的鴨類—林鴛鴦（圖7、8分别為美國于1968年10月24日發行的一枚一套《保護水鳥》郵票和該國于1991年4月12日發行的《植物區系和動物區系》大套票之一的“林鴛鴦”郵票的小本票封面，其圖案均為林鴛鴦），采取了嚴格的法律保護措施，從而使其種群數量由當初的瀕危狀态，恢複到了如今的總數遠超一百萬隻以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一點值得大家深思。
筆者沒有對自己國家妄自菲薄的意思。中國是一個鳥類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其擁有的鳥種數在世界上排名第八，僅次于熱帶國家中的哥倫比亞、秘魯、巴西、厄瓜多爾、印度尼西亞、委内瑞拉、玻利維亞，多于熱帶國家印度，遠多于同屬溫帶國家的美國。而在古代中國，由于人口密度大大小與現在，無疑給鳥類留下了更多的生存空間，其“鳥口”的繁盛程度更是“昔”非“今”比。在唐詩中，涉及鳥類的名句舉不勝舉，有些唐詩還對當時鳥類數量繁多的情況作了生動的描述。中國人民正是在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下，創造出了豐富多彩的古代鳥類文化，其中也包括對周邊國家産生出了深遠影響的鴛鴦文化。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對未來長存希望，身處逆境中渴求逢兇化吉，筆者以為一切吉祥文化正是發源自這種對美好前景的憧憬之中，而常見到交配期間的鴛鴦形影不離地“秀恩愛”，便誤以為它們是一種終身不離不棄的“同心鳥”（實際上交配季節一過，雄鴛鴦不僅不參與雌鴛鴦的孵卵和育雛活動，而且也會另覓新歡），希望自己和親朋的婚姻生活也能如此和諧美滿，就漸漸把鴛鴦寫進祝詞裡，畫在婚房中，繡于衣被上，制成工藝品……甚至捕捉鴛鴦當做賀禮送，久而久之，鴛鴦便坐上了中國之“愛情吉祥鳥”的第一把交椅。
上述說法雖然難免有合理想象的成分，但也并非毫無依據。例如，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三百篇》，其“小雅”部分的“鴛鴦”篇，經過自漢至明末一直被統一解釋成“刺幽王也”（諷刺西周亡國之君幽王亂捕濫殺野生動物）的長期曲解後，終于被合理解讀成是一首現存最古老的以鴛鴦象征美滿姻緣的新婚祝詞了。
值得注意的是，鴛鴦在古代還有另外兩種象征意義。一種是象征兄弟的，如漢武帝時蘇武曾寫過的《詩四首》、三國魏時期文學家嵇康寫的《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本文上篇所附圖35中由日本郵票設計師森田基治繪制的“鴛鴦、牡丹和櫻花”連刷郵票，正是運用了這一象征意義。另一種是象征精英的，如三國魏公曹操第三子曹植的《贈王粲詩》詩。隻是鴛鴦的這兩種象征意義，在現代漢語中已經廢棄不用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