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32013年，中國郵政發行了1套6枚的《金銅佛造像》郵票，分别展現了五代銅鎏金觀音菩薩像、宋銅鎏金地藏菩薩像、明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像、明銅鎏金無量壽佛像、明銅鎏金文殊菩薩像、明銅鎏金普賢菩薩像。這些來自于博物館的珍貴收藏，經郵票設計師之手呈現于郵花之上。小版張用了寶藍色絲綢般的底色，将這些銅鎏金的佛像烘托得金彩粲然，既輝煌耀目，又典雅沉靜，在佛像題材的郵票中堪稱最唯美的一組。
我常年浸淫于博物館，一眼便能從郵票中認出它們的出處。五代銅鎏金觀音菩薩像是1957年在浙江金華塔下寺萬佛塔地宮出土的國家一級文物，現藏于國家博物館，這是一尊水月觀音，觀音頭戴花冠，冠的正中有一尊小佛，這是觀音菩薩與其他菩薩的一個明顯區别。隻見觀音坐在山石之上，頭微低做思考狀，似在觀水中之影，因此被稱為水月觀音。這尊觀音的面容非常妩媚安靜，坐姿優雅，目光下斂，整座造像極具感染力，站在她的面前，會有一種不忍離去的感覺。宋銅鎏金地藏菩薩像是1978年在蘇州瑞光塔第三層塔心天宮中發現的文物，現保存于蘇州博物館。這尊菩薩像表情慈悲，整體造型氣韻生動，散發着宋代藝術獨特的風雅之情。其餘4尊則均為明代佛像。明銅鎏金普賢菩薩像來自首都博物館，雖夠不上鎮館之寶，地位也非常顯赫，該尊菩薩像制于明嘉靖年間，佛像端身正坐，面相圓潤，面态慈和，形象生動、親切，整體造型端莊，體重較大，做工精細，保存完好，又有鑄造年代，是一尊非常難得的佛像珍品；釋迦牟尼佛現藏于故宮博物院，該佛像制于明永樂年間，造像簡潔生動，質感極強，所用銅質之精，鎏金工藝之美，神情表達之準，确為明代佛教造像的上乘之作；另一件文殊菩薩像也來自故宮博物院，該佛像五官端莊，裝飾繁複，為明代宮廷造像的代表作之一；而無量壽佛則是觀複博物館的藏品，此尊佛像神态慈悲柔和，寬肩細腰，軀體挺直，體态勻稱，整體做工精美，品相完好，是明代西藏金銅佛像中的上品佳作。
面對寶藍與金粲交相輝映的小版張，如同面對一部正在翻開的史書。賞郵最重的莫過于“讀郵”，從這個小版張中能讀出哪些曆史信息呢？
在這組郵票中，明代佛像占了4尊，其中3尊為大名鼎鼎的“永宣宮廷造像”，不同于一般的佛像，“永宣宮廷造像”在等級、地位、宗教甚至是政治等層面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是一朵因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而盛開的奇葩。
西藏是在元代統一中國的戰争中被正式劃入中國版圖的，元代的皇帝對于西藏都采取了相應的民族與宗教政策，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藏宗教事務的管理，也使得統治者的江山得以鞏固。藏傳佛教也因這一曆史背景而弘傳到内地，從而造就了北京地區藏傳佛造像的基礎。所以說，如果沒有元初以來漢藏文化藝術的密切交流，就不可能結出北京藏傳佛造像這一藝術碩果。
明朝建立之初的洪武時期，佛像藝術基本承襲了宋元遺風。永樂皇帝登基不久後，為推行其宗教籠絡政策，加強與藏民族的團結與友誼，專門在宮廷設立造像機構，鑄造藏式佛像，賞賜給西藏上層僧侶。至宣德時，宮廷造像延續不衰，但宣德以後便驟然銷聲匿迹了。因此，明代宮廷造像實際上主要指明代永、宣兩朝宮廷制作的藏式佛像，被習慣性地稱為“永宣宮廷造像”或“永宣造像”。
從風格來源上講，永宣造像是一種新型的佛像藝術模式，風格獨特，工藝高超，在藏傳佛像藝術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它是在元末明初時西藏成熟的藝術風格基礎上，大膽吸收漢地審美觀念、表現手法和工藝技術，并将漢藏藝術完美地融合于一體的新的藝術風格。這種風格來源于元初由尼泊爾工匠阿尼哥開創的漢藏佛像藝術交流的潮流，永宣造像正是秉承了這一漢藏藝術交流的傳統而開出的一朵璀璨奪目的藝術之花。
永宣造像題材十分豐富，目前大約已發現30種不同的題材，雖然與藏傳佛教數百上千的種類相去甚遠，但卻有着十分重要的宗教和政治意義。首先，大部分題材是藏傳佛教各教派和藏族人民共同信奉的，體現了明代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各派和藏族人民的普遍尊崇。其次，一部分佛造像帶有明顯的教派屬性，為某一教派單獨崇奉，而且基本每個教派都有代表。這種廣泛的代表性從一個側面正好反映了明代中央政府對西藏推行的“衆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永宣王朝制作神聖的佛像賜予藏族同胞，表達了對他們深切的宗教關懷，表現了統治者的遠大抱負和襟懷，同時也豐富了明代宮廷造像和藏傳佛教藝術的題材與造型，為當時漢藏造型藝術交流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色彩。
永宣宮廷造像的文化與藝術價值極高，大多數造像上都清晰地刻有“大明永樂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的款識，具有宮廷造像的明顯标記。專家們根據造像實物并結合史料記載分析認為，明代宮廷造像應當還有一些不刻款佛像，因此是否刻款不能作為宮廷造像的決定性标記，隻能用來判斷其用途與去處。其中，刻款佛像主要用于賞賜西藏上層僧侶，款識中的“施”字就已标明了它的用途，有布施者，就有接受布施者；而不刻款佛像則主要滿足内地皇宮内外佛堂和皇家喇嘛廟殿堂的供奉所需。
4
5
6
7
8永宣造像由宮廷禦用的優秀工匠塑造，整體造型優美，風格純熟，細部處理精細入微，生動傳神，同時也體現了藝術風格的創新，标志着藏傳佛造像藝術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且開創了藏式造像的新風尚，學術界稱之為“漢藏風格”或更直接的“北京風格”。在鑄造工藝上，永宣造像皆用失蠟法鑄造，工藝精細複雜。特别是在銅材的使用上，皆用黃銅鑄造，質地細密，色澤明亮，耐腐蝕性強，在當時十分先進。
《金銅佛造像》郵票還讓我們領略了不同時代的美感。五代與宋朝是中國曆史上兩個最有品味的朝代，然而它們的審美品味卻有所不同。五代是大唐盛世結束後的落日餘晖，五代的追求唯美實際上是對前朝繁華的追憶，一般都帶有眷戀與感傷的情緒，這種繁華後的沉澱使五代的美學概念迥然不同。像郵票中這尊五代的觀音坐像，形态美得猶如一幅畫，盡現五代那種帶有憂思懷戀之感的審美情态。宋代的地藏菩薩世俗化風格更加明顯，大地能擔當一切，所以地藏菩薩具有“大孝”和“大願”的德業，如大地一樣為衆生荷擔一切苦行，與宋代的世俗化的祈願非常吻合。每每把這些郵票和極限片放在一起展看時，心中會有一種豐沛的滿足感。
一套小小的郵票，背後竟有這麼多的曆史内容，這就是“讀郵”的意義所在。真正的集郵，一定會被郵票所驅使，自覺地去了解裡面的内容，領略其中的内涵。然而，“讀郵”也引發了我們對于郵票選題的些許感觸。這套《金銅佛造像》囊括了最為精美、也頗具曆史文化意義的代表性作品，但如果收入北魏時期的作品，将會更完整地體現佛造像發展曆史階段的時代風貌。佛教從東漢時期傳入中國之後，第一站的繁榮就是在北魏。魏晉南北朝雖然是一個分裂的時代，但是大動蕩帶來了文化的大沖突與大交融，因而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具文化神韻與風骨的時代。“魏晉神韻”的那種超凡脫俗，那種意境深遠，那種飄渺的空靈之氣，相對于漢唐雄渾大氣的時代風貌，更體現了一種不同凡俗的生命狀态，這已經超越了佛像文化本身的意義。我有一套1990年台灣發布的極限片，其中有一枚是北魏釋迦牟尼坐像，非常珍罕。此像一改此前釋迦牟尼閉目沉思、結禅定印的形象，用關懷與交流的态勢傳導出慈悲濟世的大乘佛教思想已成為佛教傳播與發展的主旋律這一時代氣息，造型渾樸穩重，具有典型的北魏風格，是充分反映“雲岡模式”巨大影響和藝術特點的典型實例，更多地體現出北方鮮卑民族的人體特征和精神風貌。
郵票給了我們曆史與文化的“留下”，郵花上頻現的傳統文化主題不僅是為着紀念，更主要的是潛移默化地融入人們的精神世界，将先輩的寶貴遺存接力下去，傳承開來。“國家名片”時時不可忘記塑造“國家”形象，而這個能夠引起海内外景仰的形象是多元化的，是對于今日輝煌成因的一個最自豪的回望，是彰顯民族自信心的一個堅實的“地基”。因此，郵票上的一年年一枚枚地“撿拾遺産”，實際上是一個功莫大焉的百年大計的曆史性工程，是一項彌合文化斷層的曆史性的壯舉。
對于那種深藏偶露的珍罕之物，郵票是最好的傳播途徑。無論博物館展陳與否，我們隻需打開郵冊就能得見，而且還能在一種自我賞玩的環境中與書一同展讀，這是一種多麼美好的體驗。佛教屬于精神信仰，而曆史更是一把護佑心靈的大傘，郵票帶着這些曆史信息，曆久彌新地涵養着我們，永遠閃爍着迷人的光彩。
（責編：黃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