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兩千多年前，在中國西漢京都長安（今西安）、東漢京都洛陽開啟的絲綢之路，是一條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溝通東西方文明的和平之路、貿易之路、友誼之路、文化交流之路，也是一條在當今世界依然引人矚目的發展之路。2014年6月22日，它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産。本文所展示的絲綢之路中國段出土文物極限片，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實物見證。
西漢長安城内的未央宮是西漢帝國的大朝正殿，系西漢帝國200餘年間的政令中心，是絲綢之路中國段22個世界遺産點之一，也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建元二年（前139），張骞就是在未央宮領取漢武帝的诏令出使西域的，成為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圖1是用20世紀80年代陝西旅遊出版社出版的明信片作載體，貼2001-1《庚辰年》郵票中的第一枚制作的“西漢龍紋瓦當”極限片，銷瓦當收藏地西安的首日紀念郵戳。圖2是用2000年西安市郵票公司印制的明信片作載體，貼2000-4《龍（文物）》郵票中的第三枚制作的“西漢青龍瓦當”極限片，銷該瓦當收藏地西安碑林博物館所在地的鼓樓郵局首日郵政日戳。這兩枚極限片上的兩件瓦當均出土于西漢長安城遺址，是未央宮蒼龍阙上的遺物，它們是絲綢之路東方起點的實物見證。
絲綢之路經過漢晉時期的早期發展後，在南北朝時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中西方之間的交流更加活躍，中亞等地的異域胡人開始湧入中國。尤其是隋唐時期，長安和洛陽作為東西兩京，是舉世聞名的國際大都會，阿拉伯、波斯乃至歐洲的商人絡繹不絕地來到這裡，載運着商品的駱駝商隊毎天都穿行在漫長的絲綢之路上。圖3是用2012年陝西省郵政廣告公司印制的“大雁塔”郵資圖加印明信片作載體，貼2012-19《絲綢之路》郵票中的第一枚制作的局部題材“唐三彩胡人牽駝俑”極限片，銷收藏地陝西鹹陽博物館所在地的中山街郵局首日郵政日戳。唐三彩胡人牽駝俑1973年出土于陝西鹹陽唐墓，鹹陽是古絲綢之路的第一站，該俑生動地再現了絲綢之路上經商的胡人奔赴馳聘的曆史場景。胡人所牽駱駝為單峰駝，原産于阿拉伯半島，即印度、非洲北部，是中西文化與貿易交流的見證物。
圖4是用1973年洛陽外事辦公室印制的明信片作載體，貼編66-77《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中的“黑彩馬”郵票制作的極限片，銷原收藏地洛陽文物工作一隊所在地郵局1984.3.5郵政日戳。極限片上的唐三彩黑彩馬1972年3月5日出土于河南洛陽關林唐墓，後被借調到中國國家博物館。隋唐時期，東都洛陽與西京長安一樣，也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件黑彩馬旁邊的馭者俑，展示了一位西域商人沿絲綢之路來洛陽進行文化與貿易交流的生動形象。
有唐一代，大量胡人湧入，客居長安的胡人保持在10萬人以上，帶來了異域的文化元素，“胡風”日漸流行，更加豐富了唐文化的内涵。圖5是用196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明信片作載體，貼特46《唐三彩》郵票中的第七枚制作的“乘駝樂舞俑”極限片，銷出土地西安1987.6.9郵政日戳。圖6是用1984年中國旅遊出版社出版的明信片作載體，貼特46《唐三彩》郵票中的第八枚制作的“載樂隊駝俑”極限片，銷出土地西安1992.8.9郵政日戳。這兩組唐三彩駱駝載樂俑均出土于1959年，前者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後者現藏于陝西曆史博物館，形象地反映了唐代中原地區與西域音樂文化交流融合的狀況，樂俑所持笛、笙、排箫、琵琶、豎箜篌、筚篥等樂器多出自西域，而演奏及舞蹈者皆為漢人，系流行于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的“胡部新聲”，是當時來華胡人商貿往來繁榮景象的真實生活寫照與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力見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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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武威古稱涼州，是絲綢之路要沖。1969年，在東漢武威太守張江墓出土了一尊“銅奔馬”，學者們普遍認為是西域“天馬”入漢唐後馬種改良的具體寫照。據考古工作者考證，其最早名稱是“涼州貢馬”，是東漢武威太守張江為報知遇之恩而獻給漢明帝的貢品，一式兩件，一件進奉，一件自留，後進奉件毀于董卓之亂，他自留的這件為僅存。1966年，這匹銅奔馬被定為國寶級文物，并分别登上編66-77《出土文物》郵票、1997-3《中國旅遊年》郵票、2012-19《絲綢之路》郵票和個性化服務專用郵票《馬踏飛燕》。圖7是用20世紀80年代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明信片作載體，貼編66-77《出土文物》郵票中的第六枚郵票制作的“銅奔馬”極限片，銷出土地甘肅武威1991.3.20郵政日戳。圖8是用197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明信片作載體，貼個性化服務專用郵票《馬踏飛燕》郵票制作的“馬踏飛燕”極限片，銷東漢時收藏地洛陽的首日紀念郵戳。
新疆和田古稱于阗，藏語意為産玉石的地方，是絲綢之路南道上位置顯赫的重鎮，著名的“玉石之鄉”。圖9是用1973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信片作載體，貼201219《絲綢之路》郵票中的第四枚制作的局部題材“仙人騎天馬”極限片，銷收藏地陝西鹹陽博物館臨時郵局首日郵政日戳。這枚極限片中的玉雕天馬，昂首張口，四蹄騰空，正遨遊于天空之中，作品包含着天馬行空和仙人盜藥的情節構思，寄寓了西漢人祈求長生和幻想升仙的思想，浪漫而又奇詭。此玉雕中的天馬，學者們認為是以西域“天馬”為藍本雕刻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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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舞馬是一種經過專門訓練而能随着音律翩翩起舞的馬，最早起源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唐代是其發展的頂峰時期。舞馬主要是從異域引進的，中亞地區大宛國出産的“汗血馬”就是其中之一。圖10是用1970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信片作載體，貼編66-77《出土文物》郵票中的第二枚制作的“鎏金舞馬銜杯銀壺”極限片，銷出土地陝西西安1986.10.18郵政日戳。極限片上的這件鎏金銀壺，腹部兩側各雕一匹舞馬，口銜酒杯，全身呈蹲踞姿态，正是唐代宮廷舞馬情景的藝術再現。
大唐帝國以開放和包容的姿态迎接絲綢之路上的四方來客，異域文化在唐代得到尊重和認可，人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呈現出特有的開放和自由，文化呈現出全面的繁榮，這在唐代的金銀器與織繡領域都得到了淋漓盡緻的體現。
波斯薩珊王朝（224—651）領土包括今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亞等地區，其統治時間是波斯文化的颠峰狀态。圖11是用1996年銀川郵政局印制的明信片作載體，貼2012-19《絲綢之路》郵票中的第三枚制作的局部題材“波斯鎏金銀壺”極限片，銷收藏地甯夏固原博物館臨時郵局首日郵政日戳。極限片上的這件波斯薩珊王朝工藝品—鎏金銀壺，1963年出土于甯夏固原北周時期柱國大将軍李賢墓，壺身腹部表現的是古希臘神話故事，具有典型的波斯薩珊王朝風格，是絲綢之路商貿頻繁的縮影，也是中外曆史文化交流的曆史見證。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養蠶、缫絲、織綢、染印和刺繡的國家，并以“絲國”聞名于世。在絲綢之路要道上出土的織錦，不少兼有東西方的元素，是通過絲綢之路進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果。圖12是用198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信片作載體，貼2012-19《絲綢之路》郵票中的第二枚制作的局部題材“隋胡王錦”極限片，銷收藏地烏魯木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所在地郵局首日郵政日戳。極限片上的這件隋代織錦，1964年出土于新疆吐魯番，因錦上有“胡王”二字而得名，再現了絲綢之路上邊塞駝飲的畫面，以胡人打扮的牽駝人和駱駝紋樣就是受波斯薩珊王朝紋飾的影響。圖13是用2012年新疆印制的明信片作載體，貼2012-19《絲綢之路》郵票中的第一枚制作的局部題材“唐朱紅地聯珠對馬紋錦”極限片，銷收藏地首日郵政日戳。這件唐代織錦1972年出土于新疆吐魯番，錦上紋飾受波斯紋飾的影響，以軸對稱為架構鑲嵌了唐花，有中國與波斯文化交融在一起的風格，是在絲綢之路影響下中外文化交融的典型一例。
（責編：黃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