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劉甯
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韓愈是貢獻卓越而又争議頗多的人物，在經曆了評價上的諸多抑揚起落之後，要深入理解韓愈就顯得尤為困難。韓愈之對待佛教，在強調多元包容的今天，似乎顯得過于激烈，其實大聲弘的古文，似乎也不無迂闊，然而倘若能超越眼前的時代風氣，從曆史長河中來觀察，就會對韓愈的貢獻，有不一樣的理解。
一
具體的觀察不妨從韓愈的排佛開始。韓愈排佛之堅定，态度之激烈，在唐代士人中是少見的。唐憲宗于元和十四年迎佛骨入宮，韓愈上表加以谏止，甚至提出要将佛骨“付之水火”（《論佛骨表》）。此舉引發憲宗的震怒，欲将韓愈處以極刑，幸得裴度等人求情，才改為遠貶潮州。在唐代帝王中，不少人對待佛教的态度多有搖擺，例如唐德宗，即位初期曾主張抑制佛教，希望由此削減佛教給國家帶來的經濟負擔，然在位日久，對待佛教的态度發生明顯轉變，變得頗為虔信。與此不同的是，唐憲宗在位十五年，一直笃信佛教，從未有過任何變化，迎奉佛骨對于憲宗無疑有極重要的意義，韓愈在這樣的情形下“犯顔”直谏，其勇氣與信念自非尋常可比。
韓愈對佛教的否定，從表面上看，似乎并沒有多少新意。自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國以來，對佛教的批評一直未曾中斷，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佛教對政治秩序、生活秩序的破壞；二是夷夏之争；三是佛教具體教理之謬誤等。具體到隋唐時期，教理方面的論争并不激烈，而主要的批評多集中在佛教對社會政治、經濟秩序之破壞，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後，這方面的矛盾更為突出。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王朝面對财政匮乏，通過大規模出賣度牒來籌集資金，到肅宗朝，賣度牒成為朝廷的國策，許多人購買度牒之後，既不參加宗教法事，又可以不再繳納賦稅，這樣的情形發展到晚唐時期，李德裕曾在奏議中指出，泗州成年男子三分之一都出家為僧以逃避賦稅，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來禁止，江淮以南将失去六十萬丁壯的賦稅（參《王智興度僧尼狀》）。韓愈在其《原道》中，批評佛教徒與道教徒不勞而獲，同樣是針對安史之亂後這一日趨嚴重的時弊：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