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像
蘇轼像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跟随父親蘇洵從四川眉山走出來的蘇轼，在當時北宋的都城洛陽參加了科舉考試，一同參加考試的還有他弟弟蘇轍、曾鞏，三人都在後人所稱道的北宋散文六大家或者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而那一年的科場主考官是歐陽修，還有歐陽修的好友梅堯臣等人。蘇轼師事歐陽修正緣于此。
這一年的考題“刑賞忠厚之至論”，說起來可以追溯到《尚書·大禹谟》。在這篇文章中，傳說中的舜帝和大臣臯陶有一番對話。舜帝說用刑是期待有一天沒有刑罰，臯陶提出了一個賞與罰的重要準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後來，唐代的經學家孔安國為它作注，說是“罪疑附輕，功疑從重，忠厚之至”，表明他很推崇這一原則。所謂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就是從這兒來的。這一年，蘇轼二十二歲，弟弟蘇轍二十歲。
年輕蘇轼的不凡最早為蜀州太守張方平所知，張方平一見前來拜訪的蘇轼父子即稱之為“國士”，即是明證。但蘇轼真正嶄露頭角的是應進士第的《刑賞忠厚之至論》，或作《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轼的這篇應試之文得到歐陽修、梅堯臣的高度贊賞，而他們最初并不知道作者是蘇轼。蘇轍在受哥哥蘇轼之命為他寫的《仁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提到這件事：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置公第二。
歐陽文忠即歐陽修，“文忠”是他死後的谥号，聖俞是梅堯臣的字，子固是曾鞏的字。這話褒獎蘇轼，人不以為過。其中透露出好韓愈古文的歐陽修和詭異時文“太學體”之間的沖突。蘇轼早年的生活與歐陽修沒有交集，受歐陽修文風影響的可能性不大，他的文風之所以與歐陽修的古文風氣吻合，得力于《孟子》的筆法。曾在北宋做過翰林學士、吏部尚書的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就說：
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于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
《孟子》之文平易而暢快淋漓，蘇轼早年是草野之民，不可能去作館閣的“太學體”之文，而受孟子之文的影響是很自然的事。不過，蘇轼說自己受了歐陽修影響。他在應試之後給梅堯臣的《上梅直講書》中說自己七八歲時開始讀書，就知道天下有歐陽修，知道他繼承的是孟子、韓愈的古文傳統，“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當然，歐陽修對他的賞識，蘊含了對文體、文風革新的追求。蘇轍說，蘇轼在錄取時受了一點委屈，本可名列第一的，因為歐陽修懷疑是自己弟子曾鞏寫的，為了避嫌，讓這篇文章名列第二，誰知放榜不是曾鞏而是他并不知名的眉山蘇轼，這實為歐陽修之憾事。
蘇轼榜上有名，内心是很自得的。他在《上梅直講書》中說歐陽修、梅堯臣親自考他，梅堯臣認為他的文章有孟子之風，歐陽修認為他能夠不為世俗之文。而他自己十多年聞歐陽修之名而不得見，不想居然“一朝為知己”，并說：“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為其徒，則亦足恃矣。”很高興能夠就此居于歐陽修門下。何況“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這種自得之樂倒讓人想起中唐的孟郊在金榜題名後寫下的《登科後》中吟出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似乎人生快意莫過于此了。
《刑賞忠厚之至論》是典型的命題作文，題意取之經傳，順其意而作文則是作者自家的本事。蘇轼論“刑賞忠厚”，下筆叙史而說仁愛。所謂見于虞、夏、商、周之書的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的“愛民”與“憂民”，都本于仁愛，編選了《古文觀止》的清人吳調侯、吳楚材很稱道這個開頭，說這“正是忠厚處，一篇主意，在此一句”。也是，刑賞忠厚還是不忠厚，取決于施刑賞者用心仁愛還是不仁愛。以此為基點，蘇轼沒有泛泛而論，而是緊扣賞與罰或者說是賞與刑，來說他們對于賞刑的基本立場。按理，很難用一句話來概括堯、舜、禹、湯等人的處理方法，但蘇轼以自己不無想象的推斷下了結論，說他們：“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這話很有意味。
賞善之後的“詠歌嗟歎”，追求樂始而勉終的社會效果，正是向善且普遍地勸善，希望行善者繼續努力，号召他人見善思齊，這是人們樂見或者說期盼的事。而刑罰之後的“哀矜懲創”，又是在寄予同情中希望被刑罰者能夠警醒，不再重犯過失，真正能夠棄舊開新，重新做人。他人也能夠見不善而内自省，仍然是要人做一個善人。蘇轼雖說此後人生坎坷，仕途波折，但他對人生充滿的善意貫穿于始終，以緻他在叩擊科舉之門的時候，縱觀史書，從先聖前賢或贊許或批評的喟歎聲中，感受到的是“歡休慘戚”，快樂與憂傷同在。蘇轼說這種情形在周成王、周康王之後變了，成、康之後，周道衰微，盡管如此，仍然是“祥刑”（即用刑詳審謹慎），刑罰是不随便用的。雖則和以前滿是仁愛的前輩略有不同，但仍然能夠“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蘇轼對其中的慈愛與哀憐是贊同的，因為刑賞的忠厚在，他還說孔子的仁愛忠厚之道就是從這裡延伸出來的。孔子沒有直接說過“忠厚”，但有另一個很重要的詞“忠恕”。一次，孔子對弟子曾參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參說：“是。”後來有其他弟子問曾參，老師說的“吾道一以貫之”是什麼意思？曾參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與“忠厚”之道有别，但“恕”中是包含着“為人寬厚”之意的。
蘇轼這一段縱論曆史上賞與刑的話是全文的基礎，但他在論述刑賞忠厚的時候，雖說以經傳之言為依據，但取證時實在有點率性而為。他解讀《傳》語“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時，說：“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将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臯陶是堯的舊臣，後在舜的手下做司法官，正天下善惡。蘇轼侃侃而談，把歐陽修和梅堯臣都弄蒙了。上面提及的葉夢得《石林燕語》還說蘇轼的這篇應試之文：
然中引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聖俞以前所引為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這番話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當時蘇轼之文“已為他考官所落矣”，表明當時的考官裡有不同的看法，梅堯臣賞識，歐陽修亦賞識，隻代表了一派的立場，幸運的是歐陽修為主考官，不然的話，蘇轼很有可能名落孫山。二是蘇轼文中說的“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依據是什麼？梅堯臣和歐陽修都是當時的博學之士，梅堯臣不知道，問蘇轼，蘇轼居然說：“想當然耳，何必要有出處？”這讓梅堯臣驚訝不已。
這一疑惑，歐陽修也不能釋懷，南宋楊萬裡在《誠齋詩話》中記載：蘇轼考上進士之後，登門去感謝歐陽修，歐陽修也問他“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見于何書？蘇轼說，見于《三國志·孔融傳注》。歐陽修等蘇轼離開後去查閱，卻不見記載。改日歐陽修再問蘇轼。蘇轼說：“曹操滅袁紹，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何所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臯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陽修也驚訝不已，并感歎道：“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這些話很有傳奇的色彩，話雖這麼說，但不實的依據很影響說理的力度，好在“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的道理甚明，人們在享受閱讀快感時少有深究。蘇轼又舉了四嶽和鲧的例子，他的話說得不是太透，司馬遷《五帝本紀》中有記載，堯之時天下洪水，四嶽推舉鲧治水，堯說鲧不可用，因為鲧“方命圮族”即抗命滅族。後來四嶽堅持自己的意見，堯同意試用。結果鲧治洪水失敗，後被殺于羽山腳下。蘇轼說人們高興堯用刑之寬，而堯又願意用有毛病的鲧治水，都是“忠厚”之意，以見廣恩慎刑。
蘇轼的話沒說完，又引用了《尚書·大禹谟》的“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來表明自己的刑賞忠厚觀。這裡的“甯失不經”之“經”指通常的法則、法度，也就是說，為了刑賞的審慎，罪有疑的從輕，功有疑的從重，對于把握不準的賞與刑，甯可不遵循通常的法度，也要從寬處置，這當然是刑賞忠厚的體現。吳調公、吳楚材就說：“罪可疑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可疑者，則從重以賞之，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甯姑生之而自受失刑之責。”
蘇轼從這裡申發開去，以忠厚為基點提出一個原則：“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顯然，他是主張在可賞可不賞時，賞；在可罰可不罰之時，不罰。本來，過賞與過罰都不好，過賞容易導緻濫賞，過罰容易導緻謬罰，以緻壞了法度。蘇轼是儒者，和主張嚴刑峻法的韓非大不相同。韓非在《心度》篇裡說：“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奸無所萌。”在他那裡，制訂法令與執行法令都沒有松動的馀地。蘇轼則用仁、義來權衡，刑罰固然不能夠超越法度，賞賜就可以超越法度嗎？不過，蘇轼是希望人做君子的，過賞，依舊是君子；過罰，則是狠毒殘忍的人，人怎麼能夠狠毒殘忍呢？
進而蘇轼說：“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賜以爵祿，是賞賜的高端；刑罰以刀鋸，是刑罰的極緻。古代不這樣做，有不這樣做的道理。道理在于“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他所提出的是随後的“勝賞”與“勝刑”的問題，既然爵祿不能勝賞即獎賞不完，刀鋸不能勝刑即處罰不完，那麼前者的獎賞和鼓勵作用有限，後者的處罰和懲戒作用有限。怎麼辦呢？蘇轼指出一條道路：“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這條道路被他稱為君子長者之道，其内核是仁愛，那麼刑賞忠厚之至就是以仁愛治天下。
這就照應了文章的開頭，文章開頭稱道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道，批評成、康之後周道的衰微，落實到他自己論述的刑賞忠厚之至，可以感受到他的複古傾向。他言及孔子，說孔子對成、康之後的仁愛有所取，難免讓人想到孔子說的“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他後來還寫過一篇《儒者可與守成論》，觀點源自西漢叔孫通說的“儒者難以進取，可與守成”。這在司馬遷《史記·叔孫通傳》中有記載。蘇轼在文章中說：“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谷，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争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于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谷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池，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裡的武夫謀臣和儒者之喻都有意味，在蘇轼看來，前者能治病而不能養生，後者能養生而不能治病。這隻是比喻，用于國家，可以說前者能夠打天下，而後者能夠守天下。他舉了春秋時宋襄公和秦王朝秦始皇的例子，宋襄公用仁愛行攻伐，在泓水之戰中，本可取勝的他卻被楚軍打得大敗。而秦始皇用攻天下之術守天下，最終導緻了秦王朝二世而終。後來，西漢文帝時的賈誼寫了《過秦論》三篇，其上篇批評秦始皇在攻天下變成守天下之後，該施行仁義而不施行，結果迅速敗亡。
嘉祐二年，宋仁宗執政已經三十四年，距離他走下曆史舞台隻有六年，北宋開始走下坡路了。不知道這年科考命題讓士子談刑賞忠厚之至有怎樣的用意，而對于蘇轼來說這個題目隻是一種偶然。這一偶然讓蘇轼有自我思想的真情表白，讓人們看到了他在政治上的基本取向。後來他在宋神宗熙甯四年（1071）寫下的《上神宗皇帝書》裡，苦心勸告神宗“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反對王安石急促變法，也是因為他的仁愛之心。
蘇轼在文章的最後引了《詩經》的兩句詩：“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說的是君子如果高興，就能迅速平息混亂；君子如果憤怒，則能迅速阻止混亂。這兩句詩好像跟蘇轼談的刑賞忠厚沒有什麼關系，但蘇轼從中看到的是，君子止亂并不是憑什麼特異的方法，而是察人喜怒而懷有仁愛之心。他又說“《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關鍵是“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文章至此就戛然而止了。因對人的褒貶來制訂賞罰的規則或法令，這就是忠厚的最高境界啊！蘇轼這樣認為，但話說到這裡，想想蘇轼的命運，讀者也許會陷于沉思。
《刑賞忠厚之至論》的思想邏輯環環相扣，蘇轼站在曆史的基點上說曆史，卻又像是借曆史說現實。歐陽修和梅堯臣都盛贊其文精妙，為他文章的神思妙想、充沛氣勢和暢達語言所感動，而沒有對蘇轼的仁愛思想加以評說，殊不知這一思想對蘇轼來說如影随形，深刻地影響了他的一生。
（作者單位：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