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士達（1943—2012），别署骥者、老馬、玄廬。祖籍漣水，1955年移居太倉。生前為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江蘇省書法家協會理事，西泠印社社員，滄浪書社社員。著有《篆刻直解》等。
口辛塵
編者按：2012年2月19日，即農曆新春雨水的第一天，馬士達先生病逝于南京，享年69歲。馬先生性格樸質、不善言辭，唯于藝事矻矻以求，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書法和篆刻作品，在當代書壇、印界産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今年适逢馬先生逝世三周年，有賴于先生生前友朋、門生的襄助，本期特辟專題以為紀念。管中窺豹，未必能全馬先生德藝之一斑；心香一瓣，或可略表業界朋友和我刊的懷念之情、景仰之意。先生有德，其澤洋洋；先生有藝，其道湯湯。願識者珍之、惜之。
馬師母來電話，囑為馬士達先生寫點文字。那一刻，我的腦海裡再次浮現出四個半月前遺體告别儀式的場景，不由得一陣心悸。馬士達先生的巨幅遺像—平頭，憨笑，目光炯炯；大廳裡充滿了悲恸與惋惜、緬懷與追憶、敬重與尊崇。一位卓有建樹的藝術家在他的藝術臻于理想境界之際，就這樣走了……
有幸與這位可親可敬的有成藝術家相識、相交、相知近三十年，馬士達先生是我的老師、摯友和兄長。但在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我将盡力排除感情的幹擾，盡可能以客觀的立場解讀馬士達先生，為熱愛書法篆刻藝術的讀者走進他的藝術世界，理解其藝術内涵，乃至評判其藝術成就提供一絲線索。
從熱愛藝術的青年成長為卓有建樹的藝術家，需要天賦與苦學，需要環境與機緣，需要激情與耐心，缺一而難止于至善。馬士達先生天性讷于言、勤于思、敏于行，認準了目标，便一步一個腳印堅實地往前走。正如他吹箫，粗拙的手指按弄着音孔，乍一看，或許不被看好，但他卻能吹奏得聲情并茂，别有韻味。馬士達先生把對藝術的一片癡情化作了锲而不舍、千錘百煉的學習原動力，他用筆運刀的深厚功力由此得來。我沒有問過他是否也曾像齊白石學印那樣磨得滿屋石漿，但親眼看到，即使是在成名之後，他家衛生間裡的手紙全是他的書法習作。
馬士達先生早年生活在江蘇太倉，隸屬蘇州，緊鄰上海，這裡是明代以來書畫篆刻最為繁榮的地域。但他沒有“吳門”傳統藝術那種優雅的作派，正如他的恩師宋季丁先生所言“阿達來自田間”—直白地說，他不是在蘇州庭院書齋園林茶樓裡浸泡出來的養尊處優的雅士，他是鄉下人，總帶着鄉下的質樸與野趣。他當過兵，做過工，最終走進大學講堂從事專業教學與創作，但無論如何，他忘不掉自己曾經“來自田間”。
20世紀60年代初，年輕的馬士達開始自學書法篆刻，後來師從蘇州宋季丁、沙曼翁先生。在協助整理馬士達先生遺作時，我看到宋、沙二位先生給他的大批信件和書印作品，二老當年對這位看似木讷的弟子是極為器重的。尤其是性情“怪異”的宋季丁先生，與“阿達”相交忘年，往來書信動辄數頁，正面背面寫得密密麻麻，興之所至，鋼筆鉛筆兼而用之。于書法篆刻，宋氏生澀奇拙，在用刀行筆的過程中，一任字形自然天成，偏重情性的表現；沙氏流暢優雅，在精準結字的過程中表現優遊老辣，流露出功力與修養。他們都出自碑學，但相對而言，宋氏是碑學中的奇崛派，是走“極端”者；而沙氏則是碑學中的清通派，與帖學更有兼容性。馬士達先生居然遊刃于二家門下，能從這兩種迥異的風格中各取所得：他“來自田間”，無論是情感還是趣味都與宋氏更為親近—崇尚生拙，追求自然；但他也是江南人，又不能不深受沙氏熏染—出手莊嚴，注重細節。換言之，馬士達先生以宋氏之學避免了學沙易墜的甜俗，又以沙氏之學矯正了學宋易犯的粗糙。這是機緣巧合，抑或是他的智慧？二十年前，我曾撰文讨論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對當今篆刻藝術的影響，稱譽馬士達先生的篆刻風格屬于亦儒亦道的模式。如果考察他早年學藝的經曆與師承，便會明白其風格形成良有以也。
接受兩種迥異的藝術觀念并且嘗試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無論是自覺行為還是懵懂為之，都是一種吃力不讨好的艱苦勞作。馬士達先生為此付出了畢生的心血。尤其是在前期的近二十年中，他以“笨鳥先飛”的刻苦學習态度，現學現用，以“見賢思齊”的心胸對待所能見到的一切作品，無分古今少長。他審視的目光從漢碑到“二王”一系的李北海、米元章、王覺斯諸家，從古玺、漢印到近現代的吳昌碩、齊白石、來楚生，從蘇州諸老到上海、無錫一帶的中青年。從他留存下來的前期書法篆刻作品看，馬士達先生曾作過各種各樣的嘗試，流于精巧花哨者不合他的胃口，過于老實平闆者終嫌缺少神氣。他并不專學某家某派，卻在有意無意間朝着一個方向努力，那就是性情與手段的并重—于不經意處見功夫。他的藝術意識在混雜與淘汰中醞釀發酵，又于探求與磨砺中逐漸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