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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最後十五年的書法生态

時間:2024-11-08 09:26:43

1983年12月6日,華人德寫給留校任教的白謙慎的信。信封上的21樓,當時住着錢理群、溫儒敏、董學文、李家浩、李孝聰、李開元、李強、彭小瑜等學者

1986年白謙慎出國前,華人德到上海為他送行

1987年,白謙慎在美國羅格斯大學讀書時留影

1987年底,滄浪書社成立前後的活動照片,書社社員互相觀摩、批評與切磋

1989年5月,滄浪書社徐州年會後,部分社員觀摩山東鄒縣岡山摩崖華人德和白謙慎是1978級的北大同學,二人分别就讀于圖書館學系與國際政治系,在校時因為喜歡書法,共同發起成立了學生書法社,分任正、副社長。1986年,華人德在全國第二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展中被評為獲獎作者第一名,白謙慎任本次展覽評委,但随即赴美留學。此後,他們共同發起成立了全國性民間書法社團滄浪書社,以學術的尊嚴與藝術的獨立為結社宗旨,這一民間社團在書壇享有很高的聲譽。藝術、學術、滄浪書社,是聯系白、華二人四十年友誼的重要紐帶。

本書收入華人德緻白謙慎109封信,主要集中于1987—2000年之間,其時白謙慎先後在美國羅格斯大學、耶魯大學求學,繼在西密歇根大學、波士頓大學工作,華人德則一直供職于蘇州大學圖書館。因為通信不易,華人德的這些信通常寫得很長,有些甚至達到六千餘字。而從相隔周期來看,他們的信件往還相當頻繁。

20世紀80年代,書法熱席卷全國,各種展覽與學術讨論成為書法向前推進的兩翼,而市場的能動性也不斷被試探與鼓勵。作為“文革”後第一批名牌大學的畢業生,華人德與白謙慎對于書法與學問,對于自己在中國書法發展中将擔當的角色,都有很高的期許,這些都反映在這批信劄中。

總體上看,信劄内容有三個方面:一是二人在書法與學術上的交流,包括書法取徑與創新的讨論、書法史料的解釋與辨析、書法研究方法與角度的交流等;二是滄浪書社的成立與發展,包括新社員的吸收、資金的募集與贊助、主要藝術與學術活動的設計與開展等;三是書法圈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展覽、研讨會及其評選方式,社會資源的介入與書法的市場化,書法組織的權力角逐等,這些信息反映出一個時期較為完整的書法生态。

閱讀這些信劄,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華人德、白謙慎這兩位當代書壇代表人物在藝術與學術上的切磋,理解作為當代最重要的民間社團,滄浪書社十餘年中大獲成功的原因以及它後來的分化為何不可避免。20世紀的最後十五年,是書法發展最迅猛的時期,透過華人德的觀察與評論,我們也能認識到那一時期書壇發展的動力與制約、進步與弊病。在這個意義上,這批信劄不僅是史料,其本身也是一段曆史。

一、藝術與學術的交流

在早期通信中,華人德常常談到自己的書法,如“寄上近來所寫的幾幅行書,自來京後,深為弘一、謝無量、馮友蘭諸人書法的氣息所打動,回蘇後揣摩多日,作此體格”,華人德行書的這一探索,曾在東吳印社座談會上“驚動座席”,(1985.12.07)也得到沈子丞先生的肯定,沈先生認為華人德的字很靜,雖然接受的人不會多,但這條路子走下去很好。這讓華人德對自己行書所走的路子更有信心。行書之外,華人德的篆書也不走尋常路,他臨寫诏版、權量、鼎、燈、洗、兵器等上面的銘刻文字,那讓華人德感到“極有趣味”。(1987.01.05)他也希望白謙慎多寫金文中的楚器或秦器,如楚王酓恙鼎、秦公簋等,篆文寫權量诏版、漢銅器銘刻、新莽嘉量等,充分利用長鋒羊毫的特性,以寫細瘦者為佳,“用此等筆法去寫甲骨則為易事”。(1988.01.30)

華人德的探索除了在取徑上“不從門入”之外,在氣息上也以“雅、靜、清”為追求目标。當這一目标推及以動勢見長的行草書時,白謙慎直言有一點看法,他認為華人德若學明末清初那幾家的行草大軸,可能會有益處。“自兄到蘇州後,越來越追求雅、含蓄、無火氣,有些地方反不如過去的作品顯得開張、生氣勃勃。……兄要認識到自己所處的文化氛圍的優點,同時要注意到這種優點本身隐藏的不足之處。”(1988.04.03)白謙慎在這裡注意到文化氛圍的優劣勢正如手的正反面,他提醒華人德要有對環境的反思能力。

與華人德“學其原始,盡量免受近人影響”(1988.01.30)的創新方式不同,白謙慎主張盡力開闊眼界,留意新資料、新形式,他曾向華人德等蘇州友人推薦鄭麗芸所譯《日本現代書法》一書(按:此書的日文原版亦由白謙慎提供給鄭麗芸),并要求大家“有意識地思考一下中國書法在觀念、技法、材料等方面的變革和創新問題”。(1988.03.22)這是比較早的在書法創作中強調将觀念與技法、材料的變革作為一個整體的思考。

華人德對于白謙慎書法的批評,有可能正是白謙慎當時自認為的創新之處。1988年10月3日,華人德指出白謙慎“一張因寫不下末行字小、且有漏字的,不宜作展覽用。現書界展覽作品喜塗抹勾乙,我覺得如自作詩稿尚不妨,如抄錄古人詩,展覽、送人均不宜如此,否則有草率不經心的感覺”,另外一件“道可道”三字,字雖好,總嫌不成句子。一件“吃飽飯了沒有,吃飽了”,這句習用打招呼語,無甚意義,字亦不佳。“我的看法是俗語作為書寫内容未嘗不可,但應隽永,給人啟發、回味乃佳,如古代學者語錄,禅宗高僧的話,極通俗,然極深刻,入書甚佳。”從形式到内容,對白謙慎提供展覽的幾件作品直率提出了批評意見。在次年1月23日的信中,華人德建議白謙慎涉足一下漢魏,以強其骨,“世人無緣見到的好東西太多了,大可發掘”,仍是他一貫的采銅于山的創作思路。

在二人的讨論中,書法批評也是常見的話題。如白謙慎為《中國書法》所撰《談談華人德及其書法》一文,華認為“文中的批評和對書藝的探讨,以及提倡實事求是的書法批評風氣,我想對扭轉書壇不正風氣,對讀者都是有裨益的”。(1988.08.18)1989年,華人德針對全國四屆書展上韓天衡一幅篆書(七字中有二字是别字)在《書法報》發表《評韓天衡的篆書》,在向白謙慎解釋這篇逆鱗之作時,華人德自稱試圖通過有理有據的批評來去除一些耳食之徒的眼障,也使書壇多一份民主氣氛。(1989.09.27)1993年,吳丈蜀憤然退出書法界,華人德在大年初一做了首詩寄呈吳老,以示聲援,“我雖不清楚有無引發的導火線,現在書壇實不像樣,吳老以其聲望影響,在此時能拍案而起,不與屠狗販缯者伍,是能使一些人稍稍受到震懾的”。相反,當時中國書法家協會領導佟偉在《書法導報》上登了潤格,每幅字改為1000元,寫招牌每字200元(去年潤格是每幅字200元),并聲明去年潤格作廢,華人德對此不以為然(1993.03.10)。

總體上看,進入90年代以後,二人讨論寫字的内容漸少,讨論學術的内容大量增多,這很可能與白謙慎此際轉入耶魯大學藝術史系攻讀博士學位有關。

自從決定以書法史作為博士論文選題方向,白謙慎決心認認真真地讀書,做學問。他計劃先以明末開始,讀書、收集資料,然後延至清代的碑學。先将這一段時間的情況摸熟。在這一時期的通信中,華人德常常回答白謙慎關于資料的咨詢,他在圖書館工作,有近水樓台之便。如1993年3月10日,華人德在信中告知“三元”一詞的有關詩文:“《佩文韻府》上收有多首,然三元非關舉試事。兄可查閱《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及第部,中華書局影印本第六六三冊,上面收有許多有關詩文典故,或可有用。”3月24日,他又給白謙慎寄上所要傅山《老足》詩和《昭代名人尺牍》中一通尺牍,并告知《國朝名人法帖》十二卷蘇大圖書館未藏。1994年,白謙慎在準備《從吳大澂到毛澤東》一文,他請華人德為查《人民日報》(海外版)所刊登的《毛澤東藏書章》一文,華人德為這一篇文章,遍檢1988—1991年該報,均未發現,并打算有空再翻1992年的。

白謙慎所要的資料,有時還是新聞事件,如1995年他請華人德委托張士東拍攝蘇州紅楓節書法廟會的照片,有時他還以書法媒體作為研究對象,故他也曾向華人德、潘良桢打聽購買《書法報》的合訂本等。今天看來,對這些資料的搜集,均與白謙慎對于書法社會學的關注有關。1990年夏,在寫給華人德的信中,白謙慎詳細介紹了社會科學中的計量分析方法,他計劃以三個例子來說明計量分析可以運用到當代書法的研究中去。三個例子分别是地域書風、書法隊伍結構變化、書法教育。這一研究視角在當時的華人德看來極為新穎。

在白謙慎确定研究傅山之後,華人德提醒他,“傅山可研究的面較廣,書畫可以一起寫……傅山對自己的隸書自視極高,但就我所見的實醜怪難狀,甚奇怪,然而其行楷中雜有隸法,又極古雅,可以研究。傅山祖孫三代皆有書名,兒孫的字也可搜集而附帶研究”。(1991.07.28)在白謙慎研究傅山及晚明末清初寫異體字風氣時,華人德又建議:“黃道周、王铎、傅山等皆喜寫古體、異體字,也是一時風氣,兄現在在大量搜集和浏覽傅山的作品,黃、王等人的作品肯定也看了不少,可以留心一下,将這些字摹錄搜集起來,查出均取諸哪些字書或碑帖,加以歸納分析,或可找出規律,和占其一時之學術、風氣。”(1993.02.23)華人德雖然并不研究傅山與明清書法,但他讀書極廣,又善貫通,同時有豐富的書寫與鑒賞經驗,故能從一些看似平常的現象中發掘出有價值的議題。這些能力至今都被白謙慎認為是書法史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

在通信中,他們也就某一觀點進行争論。1991年,華人德從潘良桢那裡獲悉,白謙慎一篇關于八大山人的論文,有八大的書法受碑學的影響之論點。他馬上寫信,指出碑學自鄧石如始,八大的書法與碑學毫無關系。(1991.03.19)在稍後的一封長信中,白謙慎解釋自己的文章并沒有把八大描繪為清代碑學書法大師、先驅,隻是認為,在清代碑學的醞釀期,受正在崛起的新的書法審美觀的影響,八大在後期的行草中滲入了一些篆隸的因素。他特别指出,比起鄧石如,傅山、鄭谷口的隸書雖然幼稚,但這不等于傅、鄭等沒有嘗試。“兄不認為鄭是碑派書家,但不能否認鄭受漢碑影響。……對于碑學,也似應有一更為寬泛的理解。清代對金石文字的重視,引起人們審美觀的變化,即對古樸稚拙的美的追求。”在白謙慎後來的名著《傅山的世界》裡,他對傅山及清初受金石學影響的臨摹漢碑的風氣進行了細緻的考證與分析,并毫不猶豫将明末清初描述為碑學觀念的萌芽階段。

1986年,白謙慎去美國留學時,國内正處于美學熱的階段,他對于書法美學也饒有興趣,曾參與書法性質的大讨論。到了美國之後,他一方面加深對西方理論的學習,并力圖以西方人熟悉的語言和他們進行對話。但他也真切地認識到,國内人崇尚理論,但自己到了美國之後,反覺得國故之可貴。“國内的年輕人不了解國外,亂起哄。其實,哈佛、普林斯頓一些著名的曆史學教授做學問的方法相當傳統,任你理論風吹東吹西,我自巋然不動。中國學問中的一個優良傳統就是講究平實,不嘩衆取寵。我在海外,關心西方理論動向,也提倡借鑒。但借鑒也好,學習也好,都要老老實實。”(1987.12.28)多年以後,美國的中國藝術史研究出現了許多荒唐的研究,受到學界的批評,都因為不重視傳統的治學方法所緻。在後來的研究成果中,白謙慎所顯示的研究路徑即有重視理論關懷的一面,但他的文獻搜集、整理與分析功夫,絲毫不遜任何一位藝術史學者,這多少獲益于華人德、曹寶麟、潘良桢等友人多年的影響與幫助。

這一時期,白謙慎也向華人德等人推薦熊秉明的《中國書法理論體系》一書,華在回信中說:“倫光兄已帶到我處了,潘振元兄準備複印一本,以供蘇州一帶朋友傳閱。”華人德後來的研究,立足于史學,卻常有重要的理論貢獻,與白謙慎不斷傳遞來的西方學術的關切與動向等亦不無關系。白謙慎帶給國内學術界的,還有學術規範問題。在編輯《蘭亭論集》時,他曾經有過這樣的提醒:“《書法研究》1983年第4期有許慶叔《蘭亭真賞》一文,已提到《蘭亭》、《聖教》比勘,曹兄(按:曹寶麟)文章應提一下,這是學者規範的問題。兄的文章在開頭似也應對已有寫經研究進行概述。叢文俊曾對我說過,大陸學界的人士對已發表過的學術著作不夠關心重視,他的意見是對的,這個狀況應改變。”(1999.10.09)1990年1月,羅格斯大學舉辦由滄浪書社提供展品的“中國書法篆刻展覽”,圖為展廳一隅

1990年,白謙慎寄給華人德的郵包封面由于身在海外,白謙慎與美國等地有廣泛的聯系,在中國大陸出版資源嚴重不足的情形下,他常常向海外和中國港台地區推薦華人德等友人的研究成果。華人德的第一篇論文《談墓志》,就是在他的推薦下,于1983年在香港《書譜》雜志發表。雖然華人德對于編輯删節不征求作者同意的做法稍感遺憾,但畢竟這是他第一篇學術論文。在通信中,我們還看到,白謙慎一直希望華人德早日完成《碑刻史》,并争取在台灣出版(曹寶麟的《抱甕集》由蕙風堂出版,也緣于白謙慎的推薦)。此後,白謙慎還曾向港台的雜志推薦華人德的《論長鋒筆毫》與《評<語石>》二文。随着聲名漸大,華人德在國内發表文章越來越容易,但此時白謙慎鼓勵他将論文發表到海外的重要期刊,這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學術标準。1995年,華人德的名篇《論東晉墓志兼及蘭亭論辨》經過同行匿名評審在台北《故宮學術季刊》發表,稍後,英文版亦由美國《中國中古史》發表。這些都擴大了華人德在學界的影響力。1992年3月3日—7月31日,白謙慎策劃的中國篆刻展在耶魯大學美術館舉辦,白謙慎全家和張充和先生在展廳合影

1992年,薛龍春大學畢業前,在圖書館聽華人德講授館藏北魏墓志

1994年5月,華人德在中國書法家協會培訓中心成都點面授教學二、滄浪書社的成立與發展

根據華人德1990年2月27日一信,滄浪書社最早由他與白謙慎談起,嗣後二人又與潘良桢一起讨論,“與倫光、穆棣也早就談起過,後來在86年冬與蘇州諸朋友談起成立書社的設想,然後又與培方、良桢在上海談,87年春天先後和劉恒、振立、白煦等談,寶麟、周持是寫的信,其他社員都是通過各位介紹,或者我本人在此以後介紹的”。華、白二人無疑是滄浪書社最早的發起人與籌組者。

關于書社的成立,白謙慎是看到了官方協會的問題,而民間社團平等交流,有利于成員水平的提升。1988年4月3日,白謙慎在信中希望書社将創作水平促上去,否則,隻不過成了一種聚會。他希望在社内營造一種交流批評的氣氛,社員互相指出作品之不足,或提出自己的意見,這樣才能有長進。“我是研究政治學的,近來愈加發現了官辦組織的弊病。所以,中國書法要發展,一定要走多元化的路。”官方組織大多是金字塔式的、穩固的甚至是惰性的,而中國書法的發展則需要活力,需要多元化。

滄浪書社于1987年12月在蘇州成立,在當年9月3日的信中,華人德表示,白謙慎所提出的“書社不設社長、理事長、理事等職務,組織聯絡人稱聯絡員,以示一律平等,任何人無特權”,他非常贊成。雖然後來還是決定社推選總執事、執事,但華人德要求“這職務不對外宣傳,隻是社内為便于具體辦事、聯絡而設”。此後,華人德要求白謙慎在撰文介紹自己時,可以提到滄浪書社的成立,但不要突出他個人,不要提總執事職務,“因我們有約在先,不能借書社名義來争取個人名利的”。(1988.01.30)王澄主編的《書法博覽》發表華人德所寫滄浪書社的介紹文章,華特地去信,“關照他将‘滄浪書社總執事’删卻,我認為應該守約,如對外宣傳在書社内職務,則成書界其他組織有職務者到處挂銜炫耀的惡習了。兄在信中能再三叮囑,極好,常給我敲敲警鐘能避免差失。”(1988.12.04)這些都說明華、白二人始終牢記結社的初衷,不是自己出名炫耀,而是實實在在為書法的發展做出貢獻。

書社成立後,舉辦了數次年會與社員聚會,如1989年徐州年會,1990年淮南年會,1991年棗莊聚會等。書社的活動以互相評論作品為主,華人德發現,書社成立會時,大家對餘國松的作品作了批評,雖隻三言兩語,但對他觸動和幫助很大,一年後他的書法有了突破性的進展。(1989.01.12)書社的通訊,也是社員之間開展批評的陣地。1988年,華人德建議将白謙慎、餘國松對他行書的批評摘錄登在第二期通訊上,作為書社間開展切磋、批評的發端。(1988.04.19)從滄浪書社通訊所刊登的批評資料來看,多數社員之間确實能夠做到直率坦誠,知無不言。通訊也是書社開展理論研讨的陣地,華人德在1988—1989年的數封信中,都要求白謙慎出些值得大家共同思考和讨論的論題,今後在通訊上作書面讨論,社員可圍繞這些題目寫些短小論文,或者先發表短文,供大家思考,然後在聚會時讨論,從而體現書社宗旨中的“高層次交流和研究”。

在吸收成員方面,華人德主張向那些對書社有興趣的書家進行介紹,但一般不主動邀請參加。即使是對書社有貢獻的人要求參加,華人德認為“也不能着眼于經濟而違背了章程,也得征求所有社員的意見,因為這是原則性的事”。(1988.08.31)在1990—1991年的信中,華人德與白謙慎商量今後人員不宜擴展,社員入社從嚴,隻能吸收高水平的。“我們成立書社是要在書法上搞出一番事業,形成一個團體力量,而不是文人的雅集,不是在私人感情上都密切了就吸收入社。現在不是籌集階段,已成立了三年,有了影響,主要眼光要放在真正高水平且有影響的人身上。”(1990.09.03)在這封信中,他反對書社采取關門主義,要靠自己的宗旨、風氣、水平、成果來作表率,來吸引人。“若辦成文人雅集的形式,相互間較融洽,藝術上能切磋,但隻要關鍵核心人物一離開,立即會消散。這種結社蘇州清末民國間書畫界前後有數十個,自生自滅,僅數年時間,在一地可以有些影響,在全國就無聲息了。”(1991.07.28)華人德從民國的藝術社團的命運中吸取教訓,他規劃的社内成員搭配,既要有創作、研究在全國有影響的人物,又要有肯奉獻、肯為書社操辦具體事務的骨幹。盡管華人德、白謙慎都意識到書社擴大可能會帶來社員之間的分化,但他們沒有料到,在不久的将來,市場化将進一步擴大這種分化。

書社成立前後,社員們希望盡快舉辦作品展,出版作品集與論文集,将書社打向社會。因此通過提供書畫作品,向社會籌集經費,成為當時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書社成立前,華人德為了籌款,15元一副對聯一下賣了30副給書畫商,還要給人回扣。(1993.06.21)成立後,除了積極承辦年會,社員中如言鞏達、餘國松、王冰石、儲雲、馬奉信、恽建新等人也一直積極聯系企業,争取贊助。如衛知立聯系成立會吃住在供電局招待所,“約付三百元(估計費用是七百元),為他們搞幾幅字畫”。1988年3月13日,美國大使館一等秘書康治平願捐助書社二千元,華人德答應每位社員回贈他一件作品。王冰石為書社搞到贊助費二千元,所要書畫作品約十件左右,“潤筆費初步定字每幅10元,畫每幅20元,這是臨時的,因是目前急于為書社籌款。”(1988.10.27)“(年會期間)還為其他兩家電廠以及交警大隊寫了字,贊助到三千五百元錢,原餘國松在一個體戶處聯系了五千元贊助,條件是書社每人給他一件作品,缺一不可。因王镛、周持等人的字遲遲未寄去,那人可能聽了他人的閑語而覺得不合算,後悔了,人避開,國松幾次去未要到錢。但他已将所有的字都裝裱了,故錢他是早晚要付的,可能要打些折扣。”(1990.12.19)“馬奉信最近要為聯系5000元贊助,要給贊助單位50幅作品,這仍沿習以前的規定,稍廉價了一點。這樣連恽建新的贊助就有一萬元現金了。”(1995.02.09)白謙慎雖然身在海外,也不遺餘力為書社募款。1988年,他将自己在羅格斯大學業餘教幾位港台學生書法的酬金捐給書社,華人德在當年4月的回信中說:“兄提出将業餘教授學生書法的收入捐給書社,我大為感動,我已将此事告訴了一些最近見到的朋友,他們都很感動,我想這也會激勵大家關心書社和為書社籌集經費更為努力。”7月2日的信中又說:“兄還要捐書社五百元,真是感動。”白謙慎除了個人捐資,也積極籌款,這一年的通信中,華人德曾數次提及:“兄為書社籌款,亦是做了一件大事。”“兄能在美為書社籌集經費是大好事,如需要回贈作品或有其他要求,隻要能辦得到,請兄見機而行。”

在書社所舉辦的幾次大活動中,白謙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包括1988年的赴台展、1990年的赴美展、1992年協助舉辦中國篆刻展、1994年常熟國際學術會議以及1998年的蘭亭國際會議。如赴台展,華人德認為“其意義要比去日、去港辦展覽大得多。這次展覽,創收應放在極次要地位,主要是展出成功”。(1988.06.15)要求“如出集子的要求達不到,就出一本精印的目錄,上有各作者簡介,作品目錄,部分作品照片”,以便宣傳。(1988.07.02)在1988年8月7日的信中,華人德感慨:“兄為書社操盡了心,如赴台展成功,則兄為書社立了第一功也。”然而中國書法家協會的“當代中國書法精英展”巡展台灣,提前一周捷足先登,讓華人德感到十分喪氣。(1988.11.06)

1988年12月8日,白謙慎在信中說:“目前我的工作(為書社的)将轉到募款和在美辦書社展覽上來。”到了第二年的3月,他已經開始積極籌備在羅格斯大學畫廊舉辦書社作品展。1990年秋,白謙慎轉耶魯後,又籌備在耶魯大學美術館舉辦中國篆刻展,由滄浪書社協辦,在1991年12月20日的信中,他談到:“此展的曆史地位不容忽視,開創了西方國家首次展出并有意識收藏中國篆刻藝術之先例。”在1992年5月3日的信中,白謙慎還談到計劃舉辦“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中國書法”,亦由滄浪書社協辦,時間定在1998或2000年之間,此舉之目的,在于進一步促進西方學界對當代書法的重視。但這個展覽最終夭折,主要是因為耶魯大學美術館館長倪密調至西雅圖美術館,而白謙慎更多的精力必須投入到博士論文的撰寫之中。這幾次展覽,急遽擴大了滄浪書社在海外的知名度,展覽的消息一經國内媒體刊登,又大大增加了滄浪書社的曝光度。

進一步擴大滄浪書社知名度,并為書社赢得高度學術聲名的,是1994年與1998年兩次舉辦國際學術會議。1994年在常熟舉辦的中國書法史國際會議,第一次大量邀請海外學者參與,并按國際規範進行組織。這其中離不開白謙慎、華人德與言鞏達等人通力合作。

除了華、白,滄浪書社的社員有不少在學術研究上才華出衆,如曹寶麟、潘良桢、穆棣、沈培方等。早在書社成立不久,社員們就有了出一部論文集的動議。1989年,華人德在信中三次談及這一問題:“論文集今後倒是一定要出的,有七、八千元就夠了,這樣外界不會将我社社員單看成是隻會寫寫字的,而是搞學術研究的。”“而我認為在這兩年内出本滄浪書社書學論集倒是可行的,有五六千元錢我想就可以出了,這書一出,表明我社是一個有學術研究水平的社團。”“還有是準備出《滄浪書社書法論文集(第一輯)》,自己編印,不要作為正式出版物出,印數在三四千冊,字數約20萬。”但因為資金不到位,論文集的事一直未有下文。1993年,對于美國的中國藝術史學術圈已經相當熟悉的白謙慎,建議書社擇機先行召開國際學術會議,當年5月6日,他的建議得到華人德的熱烈回應:“倒是讨論會的宣傳效果大,是大陸首次,是否可以提到辦展覽前搞,經費要框算,這事等集子出來後就籌備,兄可先和海外朋友打招呼,兄以為如何?”到6月21日,華人德獲知通過白謙慎的聯絡,海外學者已有許多響應,他很是高興,覺得此項活動之意義遠過進京辦展覽。會議次年在常熟成功舉辦,其規格遠超過當時官方所辦的各類書法史會議,對于後來的類似學術活動,具有引導與示範的意義。

1999年,滄浪書社又在台北何創時基金會的資助下,于蘇州舉辦“蘭亭序國際學術研讨會”,華人德在與白謙慎讨論會議名稱時說:“我們可将會議名稱定為蘭亭會議,所出論文集稱為《蘭亭論集》,這會議在中國書法史上要有‘鹽鐵會議’、‘白虎觀會議’的地位。”(1998.02.27)将蘭亭會議與漢代的鹽鐵會議、白虎觀會議相提并論,不難看出華人德深邃的曆史感,以及對與會同人學術水準的信心。而白謙慎在闡釋蘭亭會議的意義時,指出這個會議是對多年前蘭亭論辨的一個回應,但也是一個超越,“如果說郭沫若是借題發揮,我們也是借題發揮,他想搞政治權術,我們搞學術。這是蘭亭論辨效應曆史的一面”。(1999.05.21)

在這批信劄中,我們時時能夠見得華、白二人行事的正直與格局。在1990年7月20日的信中,華人德不無感慨地寫道:“現在書界象我等真正在做學問搞藝術,正道直行,敢于和惡勢力争鬥,敢于批評的能有幾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扪心無愧的。”在1992年年底的信中,他将白謙慎視為與他一樣的理想主義者,二人此時所期冀的,是滄浪書社能堅持存在十年以上,辦幾次較大的活動,并不斷地宣傳,在國内書壇上起到一個好的示範。(1992.12.29)華人德十分重視社内民主,書社換屆,他在信中曾多次提及,如1991年7月28日的信中,他提到書社山東聚會,需要讨論一下換屆之事,因為章程上規定三年一換,已超過時間了。到了1998年,書社第四次年會即将在常熟召開,在2月27日寫給白謙慎的信中,他要求這次會議必須換屆,“我已連任了二屆總執事,不能搞終身制,我應該帶好頭,一退到底,當個普通社員,不談名譽職務,讓新的總執事可以充滿活力,至少在開頭兩年内有些朝氣,到時再換屆。書社的利益應高于個人的利益,要充滿民主色彩”。華人德對于總執事的位置毫無戀棧之意,這不僅是對書社章程的尊重,也體現出他強烈的自信心,他不需要這個職務來為自己貼金。如他所期望的,言鞏達于常熟年會上接棒,成為新一任的滄浪書社當家人。

總體上看,随着白謙慎對美國學術界的熟悉與深入,滄浪書社的發展重心也出現一些變化,早期他主要幫助書社募集資金,舉辦海外展覽,印刷小目錄或是作品集,在海内外媒體進行宣傳等,自入耶魯以後,他越來越重視藝術史研究,滄浪書社的活動也轉向學術性更強的國際會議,以及論文集的編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華人德、白謙慎以滄浪書社為依托,為宣傳中國書法,擴大中國藝術家的影響,加強海内外書法史研究的交流與對話,所花費的種種心力。今天那些海外辦個個展,就大談國際化、大談書法走向世界的人,最好重溫一下滄浪書社的同仁曾經付出的真實不虛的努力。

1994年8月4日,美國康州學院購買滄浪書社作品支票

1994年,滄浪書社存取款記錄

2000年,華人德、白謙慎主編的《蘭亭論集》由蘇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獲得首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編輯出版獎三、書壇的觀察與評論

除了介紹自己的個人狀況、社員動态,華人德的信劄還涉及衆多當日書壇的人物與事件。他身在大陸書法界,既是細緻的觀察者,同時又是一位敏銳的批評者。他将自認為白謙慎需要了解的情況一一告知,并對各種現象、事件與人物作出評論。

展覽是20世紀末的中國書壇最重要的現象,至有“展廳效應”一說。中國書法家協會的主要展覽有全國書法篆刻展與全國中青年書法篆刻展。1997年底,華人德給白謙慎寄上漢瓦當拓片,以當賀年片1987年10月,第三屆全國展在鄭州舉辦,華人德觀看之後告知白謙慎總的水平比前兩屆好,“書風較偏于雅緻、含蓄,粗野之作較少,有向傳統回歸的趨勢”。在書法家協會主持的座談會上,華人德為潘良桢沒能參加這次展覽、未吸收為全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連市書法家協會會員都不是)而鳴不平,同時也提到胡倫光,指出高水平的中青年作品最難過的是市裡一關,上海之所以好作品不多,是沒給一些高水平的中青年參加的機會。此後有人告訴他,一些人對他頗有議論,“有說不明白我發言的意思(我講了《世說新語》中的一則故事),有說中青年展獲了一次獎就非得吸收為全國會員之雲雲,我想主要是我的發言直接冒犯了一些人。有機會給我發言,不說就白不說,我在書法方面的事業心,我的秉性和北大四年陶冶出來的敢說敢為的氣質,驅使我要說,成名成家不是我從事書法藝術的終極目的,目的是要為我國書道振興作出貢獻,有礙于書道振興的人與事就應該反對,兄與我是一緻的”。也正是鄭州之行,讓他更加感到滄浪書社的成立不僅必要,而且迫切。(1987.11.06)在1989年3月2日的信中,華人德綜合徐本一、劉恒信件内容,告知白謙慎四屆全國展各省送往北京的作品數、展品數目及一、二、三等獎名額及人員,同時指出有些獲獎作品平平,沒有特色,有特色個性者反在三等或評不上獎,更有落選的。但評獎是少數服從多數,有些評委根本就不懂書法。

另一輿論關注度更高的評獎系統是全國中青展。1990年3月,曾傳出華人德将出任三屆中青展評委,理由是他在二屆展上獲獎,在書壇也有影響,人也正直,“我想當不當評委無所謂,如真的去當了,我想樹樹正氣,革新評審制度我是會起積極作用的”。但最終未果。1993年,華人德擔任第五屆中青展評委,感覺錯别字現象嚴重,而“評委各自為自己的熟人、學生争辯”,他後來寫了篇《錯别字問題》給《書法報》。在9月1日寫給白謙慎的信中,他坦承自己和曹寶麟、叢文俊是挑錯别字的熱烈者,“在獲獎和優秀作品中有許多錯别字是不應該的,會使觀衆和讀者對評委的文化素質和評選責任心産生懷疑。在這方面嚴格了,能對書法愛好者重視文化素養的提高和創作的嚴肅認真都會起到良好的影響”。然而大多數的評委,各省都為自己人或為朋友學生說話。評選中師生、鄉幫、朋友的種種裙帶,此時已不憚公開登場。

展覽還滋生出各種培訓,華人德曾談到每次中青展和篆刻展前,主事者都舉辦創作培訓班,聲稱參加者投稿可免初評,各地青年趨之若鹜,以此為進階。1998年1月28日的信中,他談到:“最近舉辦的全國四屆篆刻展,據說蘇州地區有25人參加了青島培訓班,有23人入選了。這種學習班為期一周,學費1800元,真是生财有道。”至于評委的作用,華人德亦有清晰的認識,“各種全國展,權衡皆操于少數人之手,一般評委僅為之分散投稿者目光而已”。換句話說,一般評委根本無法左右評選的結果,而評選中的腐敗行為不斷傳出,最終毀掉中國書法家協會所剩無幾的威信。

因為展覽能夠賺錢,中國書法家協會舉辦的展覽越來越多,而附麗于展覽評選的種種“好處”,華人德覺得白謙慎也有必要了解。如1994年2月15日的信中,他對一些出了名的中青年書家每年都要參加會議活動多次,吃吃玩玩,有名有利,感到不滿,“去年十二月中旬,福建書協和中國書協舉辦全國楹聯大賽,評委發車費1200元包幹,評審費1000元,組織寫了幾次字,又是數千元,還到武夷山玩了幾天”。1993年9月1日,華人德告知,在五屆中青展評選期間,有一位評委為山東一商場請各評委寫字,尺幅字數字體均随意,潤筆是300元。就華人德的了解,當時一般請名家參加的會議,不光吃喝遊覽還得送禮品,這成了慣例,留下幾張字還得拿錢走(一般200元左右一幅)。(1993.10.06)他所參與的趙孟頫國際書學研讨會,凡會寫字的每人義務寫四幅字,“每人發了一隻裝論文材料的包和兩段真絲衣料,約二百元錢”。(1994.10.29)從華人德的實錄中,大抵可以了解當時展覽(或會議)的操辦方式,潤筆、禮品(包括贊助活動)與筆會的運作機制,書法家的收入與心态等。

由于全國展與中青展培養出許多書法新星,各種帶有炒作性質的展覽紛至沓來。1993年,華人德的一個熟人籌集中國書法家協會各級幹部和曆屆全國展之獲獎者的作品,準備到海南島辦展銷會。華人德告訴白謙慎,“是按等級給稿酬的,中國書協理事是200元,常務理事是300元,沈鵬是600元,他從瓦翁那裡弄到一張書協職務和通訊錄,于是就想出這計劃,發信給170多人征稿”。(1993.09.01)在一個月以後的另一封信中,華人德再次提及現在國内知名的中青年(主要是在中國書法家協會辦事的,省書法家協會的負責人等)已在醞釀炒賣自己了,将仿效日本二十人展的形式,搞五十人展、一百人展等。(1993.10.29)從華人德的信中,我們發現1993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官方展覽的評選中,主事者不願其他人來瓜分他們的利益,故權力越來越集中,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公開化;另一方面,商人這樣的社會力量開始介入書法圈,他們以市場運作的方式來處理作品的征集與買賣,從而為自己創造利潤空間。而各級書法家協會中的有力者,開始創出各種名目,為不同的利益群體造勢謀利。

而到了1995年以後,書法家由中間人介紹到某地寫字,當地負責招待,并付給潤筆的操作方式,開始風行。1995年1月至1996年1月這一年間,華人德曾與友人三次到山東定陶、濟南、臨淄、鄒平、甯津、淄博、桓台、博興、濱州等地寫字,順便訪碑。在寫給白謙慎的信中,華人德寫道:“那裡的書法朋友要江蘇人的字,首選要我去,一天一千元。”(1995.02.09)“那裡收藏現代書家的字成瘋了,在那裡五天,字寫了不少,收入也不少。我在山東名氣很大,他們很喜歡我的字。”(1996.01.29)在這一年中,他至少還曾到揚州一次,“朋友和學生幫我聯系了接待單位,約吳振立兄一起去寫寫字,還給了些潤筆,并招待了遊玩”。(1995.09.11)筆會與走穴,是90年代以後書法界市場化中的出現的重要現象。能夠走穴賣字的因素很多,地方上對書法的興趣,中間人的能量,書家的知名度與作品的接受度,書寫内容與形式是否讨俏,書家性格與可接受的分成彈性等等。

書法批評活動在90年代也方興未艾,華人德參加過’90、’91兩屆由《書法報》《中國書法》等媒體主辦的書法批評年會。’90書法批評年會于當年(哪年?)6月15日至7月3日在鄂西舉行,時間長達十餘天。華人德認為,書法批評,光是空喊,見雷不見雨,是不會有多大成效的,他将寫文章,涉及到評委每屆要輪番更換,他們的作品也要接受評選等。在信中,他舉例某人送往日本大阪上海聯展的一件作品,暢當《登鹳雀樓詩》首字“迥臨飛鳥絕”寫成了“迴臨”,因為不經評審就直接送展,成為當前書壇不正之風之一。與書法批評相關的是書法研究,全國書學讨論會在當時有較高的關注度。自1993年起,華人德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并成為全國書學讨論會的評委。如1993年6月21日,他向白謙慎報告第四屆全國書學讨論會的評選,并說有一篇有關楚金文書法的文章,周俊傑、朱關田同意在二等以上,但他複看了一下,文章将一些西周重器和中山國器皆作為楚金文例子來論述,犯了常識性錯誤,于是剔入交流文章中去了。“這篇大概是河南唯一一篇原想評獎的,河南可通過大賽、大展、培訓等在數年内形成一批寫字人才,但搞理論則不是一下能上去的。”在華人德所參加的各種書法與論文評選活動中,他向來不唯唯諾諾,而是堅持自己的标準,他的個性與才華即使為人所嫉,人亦奈何他不得。

信劄中偶爾還有關于書法家協會換屆的消息,從國家級到地市級都有。如:“最近湖北省書協換屆,徐本一連理事的職務也沒有,據劉濤講,是湖北一幫人因本一在中國書協有幾個職務,太出風頭,有些人與他關系也不好,故将他抹了下來。”(1994.06.24)“(中國書協)又要換屆,要陸石、方去疾、黃绮退下,将康殷、劉炳森補為書協副主席,除方去疾說是因年老多病(年老者更有人在),陸、黃二人都有‘罪名’,其實均是權力的紛争。現在是一蟹不如一蟹了。”(1991.03.19)“明年中國書協換屆,可能劉炳森當主席。張虎已調走。”(1995.02.09)這些信息大多從他人的渠道傳來,有不少涉及到權力鬥争。直到今天,書法家協會的位置因為巨大的身份利益成為各種勢力争奪的對象,全國任何一級的書法家協會換屆,都會出現肉搏或是匿名信滿天飛的情況,關于出巨資購買位子的傳聞更是不絕于耳,有些省甚至出現數十位官員包攬正、副主席的笑話。

從中國書法家協會官方展覽評選、培訓中的弊病到社會化的有償征稿,從批評年會到學術讨論會,從書法組織的換屆輿論到書法家的筆會走穴等等,這些信息經過華人德的篩選被寫入信中,他相信白謙慎有必要知道。這不僅因為白謙慎曾經是這個書法圈中的一員,他現在也是滄浪書社的海外成員,了解這些信息,白謙慎也許不會與書壇産生疏離感,而對于白謙慎的學術興趣而言(關注社會學),這些信息或許還有别樣的價值。

這些信息連同滄浪書社舉辦的若幹重要活動,不僅讓我們看到中國社會的飛速發展與巨大變遷,也讓我們從中看到那個年代書壇的生态,諸如社會上需要書法作品,所以展覽、作品集才最重要,學術可以提升形象,雖不可無,但隻能是點綴,贊助、筆會與走穴都有中間人與中間機構,單件作品的價格遠遠低于平時的售價,官方協會仍然掌握者書法家(或優秀書法家)的授予權,因為利益牽連,展覽評選中必然充斥着腐敗與醜惡,借由這一平台,中國書壇出現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書法家協會領導層因為身份資本可以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效益,每當換屆之際,相互傾軋不可避免。

然而,民間的力量從來沒有退出,像滄浪書社這樣的社團,完全靠社員的有限資源,在體制之外開展着各種藝術與學術活動,并産生了重大的影響。然而由于社會地位與市場的不斷分化,社員的關系難以維持在穩定的層面,就連曾經是重要特色的社員之間坦誠批評,在大家都賣字的年代,不是顯得格格不入,就是不合時宜。在市場經濟時代,社員們也都有了潤格,為贊助單位寫字來搞活動的模式也難以為繼。而随着白謙慎1995年拿到教職,1996年拿到博士,正式進入美國的學術體制,越來越重視個人學術專著的打造(他的《傅山的世界》英文版最終由哈佛大學出版社通過匿名評審出版),他很少再有精力像過去那樣為滄浪書社四處奔波。華人德卸任之後,成為蘇州書法家協會的主席,雖然他并不熱衷,(1994.12.01)在蘇州大學,他也被聘為書法史方向博士生導師,他所付出的教學時間與社會應酬時間,使他難以将滄浪書社仍放在事業的第一位。而1998年以後膺任的總執事言鞏達,很快擔任了江蘇省書法家協會秘書長一職,十餘年間一直忙于江蘇省書法家協會的日常工作。核心人物的體制化,進一步造成了書社最後的分化與名存實亡。

本書的編纂,不僅是對華人德、白謙慎四十年友誼的紀念,也是對滄浪書社曾經的黃金十年的紀念——它已經完成了屬于它的曆史使命,對那個充滿活力的年代的紀念。這批書信也是20世紀最後十五年書法生态的實錄,必有資于未來的書法史研究者。1994年9月,滄浪書社在常熟舉辦中國書法史國際會議,會議在學術型與規範性上與國際接軌,為國内同類型的會議作出示範。期間,白謙慎為旅法美國學者李慧聞作翻譯

1999年6月,“蘭亭序國際學術研讨會”在蘇州舉辦,會議期間,白謙慎與何傳馨、李郁周、蔡明贊合影

2004年秋,華人德、白謙慎在張充和先生書畫展開幕式上

2016年,華人德、白謙慎在絲路的合影注:本文為薛龍春編《飛鴻萬裡:華人德緻白謙慎一百劄(1983—2000)》一書的前言,該書2018年1月由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書中收入華人德緻白謙慎書劄109封,并附錄白謙慎緻華人德書劄若幹,除了讨論書法與學問,通信中的大量内容皆與大陸民間書社—滄浪書社及當時書法界的狀況有關,是一份值得重視的書法文獻。本刊特選發此文,以飨讀者。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文化遺産研究院)

責任編輯: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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