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7年12月29日18：30—20：30
◇地點：湖北美術學院（江夏校區）
第七講主講人在王铎（1593—1652）的傳世作品中，有一類特殊的内容，有些是他的獨白，有些則是與他人的傾談，日本學者最早稱之為“文語”。今天我們主要讨論王铎文語的文本特色及文本對書法形式的影響。
一
王铎的文語作品，根據内容大緻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對所處環境及心緒的記錄，如《燕矶書事文語》雲：“吾洛與津為寇破，幸在山岩，渡河南行，雪冰澀梗，及至白門，氛祲複逮，船中琴書如蝸牛角，丈夫何地不可栖，龍湫、雁宕可為莬裘之處。”這件作品書于崇祯癸未（1643）二月，時王铎因家鄉孟津為李自成農民軍攻破，自河南新鄉一路南行避亂至于南京，而此時戰亂已開始向南方蔓延，蝸居在小船上，王铎感歎無所栖身，計劃繼續南下浙江。這是王铎其時境況與心緒的記錄。這件作品沒有署上款，或為王铎撥悶之作。
在友人聚會時，王铎也經常應人之請作書。除了書寫自作詩或是臨帖，也有記錄環境與心态的文語作品。如順治丙戌（1646）正月《東俾公文語》記其在友人侯佐（東俾）齋中一氣寫了十多件條幅，頗為快意，并感歎一年前在南都時，無法有此安閑。又如《辛卯仲春文語》雲：“辛卯仲春，燭煌星晦，左攜勝友，環以歌姬，逸興遄發，墨渖淋漓，勃然書此，蒼頭催去輪返廬，豈知老夫意趣迨暢适處，即在城市，何異吾家濦水缑磵間也。仆夫何知乎？”在友人宴集、歌姬環繞的環境裡作書，王铎興緻甚高，而這時候仆人卻不斷催促他回家，令他頗感嗔怒。這一場合書寫的文語通常沒有明确的受書人，但有時也會贈給參與聚會的某一位友人，如1651年正月在蔡總戎齋中所書《辛卯一月文語》，就是為在座的倪嘉慶（樸庵）所書。可知王铎記錄環境與心境的文語作品除了遣興，也常常作為應酬友人的禮物。這類文語很像王铎書法作品之後的“跋文”，但是在特殊的應酬場合，它卻成了“正文”。
另一類文語，是王铎與他人的談話或是贈言，其對象多為初識者或未謀面的索書者，内容不外乎贊美與勖勵。這些作品都為應酬而作，許多受書人的名字蘊藏于文本至中，而不另寫上款。如崇祯己卯（1639）《予年文語》雲：“予年十八歲，過中條，至河東書院，憶登高遠望，堯封多蔥郁之氣，今齒漸臻知非，觏吾鄉太峰，眉宇帶中條煙霞之意，勉而書此，豈非非之為欤。”“太峰”是王铎山西友人陰潤（1634年進士）的号，王铎稱其為鄉人，在落款時也特意署“洪洞”祖籍。在這段文字中，王铎通過對中條山的不同認識，來贊賞陰潤不凡的氣質。在十八歲的時候，王铎曾在河東書院登高遠望，覺得一片蔥郁，現在年紀已臻知非，卻從陰潤身上看到了地域賦予他的煙霞之氣。從語氣上推斷，此時他與陰潤結識時間還不長。
王铎為初識或不認識的人創作文語，有時是他們自己向王铎索書，有時則通過中間人。如崇祯九年（1636）夏，王铎在南都掌翰林院事，此時他剛剛認識一位名為華宇的醫生，華宇是王铎摯友屈動（1634年進士）的熟人，屈動居間向王铎索書。王铎在文語作品中記錄了初識華宇的印象，大抵是與醫術相關的套話。從款識“靜原親翁持此求言”可知，華宇所索求的除了書法之外，還有文字，故王铎合二為一，了其心願。另一件《文吉文語》，為友人張若麒（1631年進士）所代求：“文吉張鄉丈作牧二東，聞孚惠，不雕刻其氓，天石屢诩之，梅花佐壽㪺，非私相介也。合群黎歡心聚和為遐耉，其眉壽無害，甯有歇乎？門弟子之祝尚弗如麥丘邑人之弘。”這段話的大概意思是，自己聽友人張若麒說登州知府張尚賢（文吉）治民有方，不事苛政。在他生日的時候，不獨自己為他祝壽，當地的百姓也都為他祝壽。話鋒一轉，王铎又用“麥丘之祝”的典故，勉勵張氏要更多關心民瘼疾苦。此時王铎和張尚賢并不相識，故起首數字，王铎甚至将張氏作令的地方寫成了“漢陰”，後點去重書“二東”。從款識“冬夜率奉”可知，王铎對于這段文字并未精心構思，而是信手酬應。另外一件崇祯庚辰（1640）上元為朱瑗所書《吾聞文語》，由王铎同年進士南居仁代為請索，這件作品的第四個字，也就是其人的名字“瑗”，王铎寫成了“援”，後來應該是在南氏的提醒下，王铎點去了這個字，在作品末尾重書，由此可見王铎應酬時漫不經心的态度。
王铎有時将給友人的信劄，也寫成文語作品。如順治庚寅（1650）寫給河南府推官霍炳（1646年進士）的《問訊文語》，起首四字“問訊吾事”，知王铎收到霍炳詢問近況的書信之後，向霍氏報告自己的近況和希望解绶歸田的心願。這本該是一封私人信件，但王铎卻将之寫成立軸，或許霍炳在信中曾向他索書，王铎以這一形式回應，一舉兩得。王铎還将給山西某地方官澄瀾的一封信，直接寫成了扇面。王铎書寫這件作品，乃因其弟将往河南，故托為順路捎帶。信中勖勉澄瀾丕振紀綱，愛恤民瘼，同時表達了自己期盼隐逸的願望。這件文語作品，其格式與信劄完全一緻，隻不過寫成了一件可以欣賞的扇面。
二
明代中葉以來，一種新興的文學樣式—小品文勃然蔚起，自王讷谏萬曆三十九年（1611）編輯《蘇長公小品》與《古今小品》之後，以小品命名的書籍層出不窮。王铎的友人中，王思任（1572—1646）、陳仁錫（1581—1636）都有小品文專書，祁彪佳、張岱更是擅名明末清初的小品文佳手。小品文與高文大冊不同，多為作家的乘興之作，在體裁上不拘一格，偏重于内心真實感受的流露。由于它可深可淺，可雅可俗，短小而不乏隽語，成為人們娛樂閑賞的對象，王铎友人鄭超宗（1643年進士）所輯小品，其名稱幹脆就是《媚幽閣文娛》。在晚明出版業的競争中，小品文書籍是一種頗受歡迎的消費品。
王铎雖非小品文專家，但他擅長筆記、語錄式的文學創作，《拟山園選集》文集所收錄《王子》上下卷、《語薮》上下卷、《文丹》等，皆為讨論道德、日用與文學的短文，有的隻有十數字。其内容與文語雖略有側重，但形式大同小異。如《語薮》卷下有一則雲：“一日兩次八盌粥，對一塊石、一幅畫、一兩枝花、一兩卷書，寫數行字，飲二三杯酒，夜燈一盞，誦三四佛道經，彈一弄琴，此是自家光陰，不知老之将至。”這是王铎生活态度的自然表白，與王铎崇祯辛巳（1641）九月贈給同年進士苗胙土的《書法文語》同一機杼。王铎友人魏象樞（1617—1687）曾對他的《語薮》所具有的價值表示激賞。這說明，短小而有意緻的文句，是其時容易被接受的一種創作方式。因此就文本而言，文語為受書者所認可，毋庸置疑。
以文語應酬友人，王铎有多重考慮。一方面，文語是簡便而有意義的應酬方式。王铎對于自己的詩文極為自負，按照他的說法，自己不輕易為他人書寫自作詩，除非對方也是這一方面的行家裡手，是個“解人”。一般人向他求書，他都以臨帖應酬，因此臨帖在王铎傳世的應酬作品中占有很大的分量。王铎的文語作品除了少量記錄環境與心态的内容，基本都是應酬初識者與陌生人。這些人中有前輩也有後生，通過文語的方式對他們進行贊美或是勖勉，符合王铎“文以載道”的觀念。文語不是正式的文章，不需要周密的考慮與遣詞，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既無記誦之勞，也可信手拈來。這樣的應酬經常發生在率爾操觚的情境下，而文語簡單的寫作套路讓王铎可以輕松應對。王铎應酬友人的文語寫作模式，大緻有以下三種：
1.為不認識的人作書：聽說他人的介紹+贊賞或勖勉+樂于書寫，或是更為簡化的：聽說他人的介紹+由此及彼+樂于書寫；
2.為初識的人作書：見面情景+贊歎或感歎或勖勉；
3.為相對熟悉的友人作書：對方的經曆+感歎或贊歎或勖勉。
這些簡單的寫作套路存于胸中，可以以不變應萬變，取之不竭，用之無窮。因此，文語實為王铎應酬特定對象時簡便而有效的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通過文語這一輕松而親和的方式，王铎也更能拉近受書人與他之間的距離，同時巧妙體現中間人的功勞。王铎的文語作品中，有十多件以“聞”字起首，都是轉述中間人對受書人品學與事功的介紹（如前文提到的屈動、張若麒、南居仁等人），當中間人将王铎的作品交給受書人時，他的功勞已經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文語作品除了一件手卷、一件短卷（這兩件皆書于應酬場合，或與材料有關，且短卷為刻帖，其原始形态很可能是扇面）、三件扇面之外，其餘都是清一色的立軸。王铎很清楚，這些作品将被那些受書人懸挂在廳堂中顯要的位置，供前來訪問的客人欣賞。文語較為私人化的文字内容，将通過展示而成為公開的信息。折扇雖然無法懸挂裝飾，但在社交活動中常常是一重要的道具，傳觀書法自會經常發生。當人們在觀賞王铎的文語時，不可避免要讨論其文本，包括王铎對受書人的贊美與勖勵。前者，可視為受書人的榮耀；後者，觀衆則可借此反觀王铎的道德情懷，而那些中間人與二者密切無間的關系，自然也成為人們的話題。文語作品因為文字内容的特殊，不僅延伸了人們的欣賞空間，同時，也提供了一個讀解社交網絡、人格、志趣等種種社會文化信息的文本。
三
文語這一即興、簡便的應酬方式，也造成王铎此類作品形式上的一些不同尋常之處。一方面，它具有王铎即興作品所具的種種特色，比如刺激的墨色對比以及由此帶來的整體性的節奏感與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如《黼臣文語》《陳年丈文語》《辛卯一月文語》《辛卯二月文語》《西湖文語》等，都有大量的墨渖暈化的單字，甚至出現墨渖在材料表面橫流的現象。這些作品大多書于聚會場合，王铎在友人圍觀的情形下潑墨揮毫，常常由兩人牽拽绫素，自己懸空疾書。這造成墨點淋灑在畫面、衣袖摩擦污損畫面、墨渖在畫面流動等種種特殊的現象。也因為這樣的書寫方式，許多作品第一行與二、三行，第一、二行與三行，第一、二行與三、四行之間的間距較大，尤其是作品的上部，更為明顯，如《緯黃文語》《前輩孟宗伯文語》《記魯一文語》《書畫雖遣懷文語》《我與五弦文語》《聞在吳文語》等。這是因為王铎文語立軸的寬度基本在48—56厘米之間，王铎書寫時先立于绫素的右側，在寫第二行或第三行時，改為立于绫素的左側，站在绫素不同的位置，其審視的角度不同，筆勢走向不同，對于他控制行距自然有所影響。
文語在視覺形式上的另一重要特點，是一些作品的篇章極為緊密，幾乎沒有留白。這是王铎在書寫時并無成稿、即席發揮造成的。換句話說，寫到哪裡結束，王铎起先并不清楚，也未預先設計整個畫面的布局。王铎處理這一問題的基本方式是，绫素結束，文字結束。表現在文本上，我們的閱讀常常有戛然而止之感，如《萊州文語》，最後一句是“孔融知世有劉備”，似言猶未盡，然绫子已經結束隻能收尾。又如，《前輩孟宗伯文語》，寫到其子孟绾祚進士及第，“謙抑好古，能世家矩”，基本就可以結束了，但绫子還剩一行的位置，于是，王铎又加上一句與前文并無關系的感歎：“尋蕭寺作一序以闡宗伯公經濟，以見山仰前輩，愧不克及也。”總體上說，這樣的文字雖不能說不成文，但是邏輯關系并不綿密。王铎一邊腹稿，一邊揮灑，還要計算字數，确實無法做到文意精緻。當绫素已經結束，而文字尚未結束時，王铎常常通過增加行數和壓縮字的大小的辦法來完成全篇。
總體上看，王铎的文語作品常常是寫滿整整三行，然後在左側落款，也就是說正文完全是“頂天立地、密不透風”的。如《緯黃文語》《予年十八歲文語》《吾聞文語》《雲之為體文語》《黼臣文語》《秋爽文語》《書畫雖遣懷文語》《濟甯文語》《辛卯仲春文語》《關山文語》等，都是如此。《辛卯仲春文語》因左側逼仄，而三行行将寫滿，王铎隻得将最後幾個字向右收，留出左側很小的空白落“王铎”二字窮款。首都博物館藏一件同樣内容的作品，不過每行字數有所不同，第三行末尾留出了足夠的空間題款字，正暴露其為臨仿之作。《書畫雖遣懷文語》的落款隻能在左側的縫隙中完成。此外，《西湖文語》因左側逼仄，第三行末尾隻有一個字的空間落“王铎贈”三字窮款。《聞便之老兄文語》是這些作品中最為奇特的一件。這件作品共四行，全部寫滿後，左側已沒有任何空間可以安排落款，王铎别出心裁，在右側的空隙中洋洋灑灑寫了一行19個字的長款，密上加密的手段，因為字形大小的反差，反而沖淡了通篇過于擁塞的感受。可知王铎很多新奇的落款方式，并非出于自覺的預設，而是實際情形下救失的一種權宜。
王铎文語作品總體上極為撐滿的章法特點，是由文語這一即興創作的文本的特性決定的。它的事先非确定性，使得王铎無法精确計算通篇及每行的字數，但同時也為王铎展現其應付複雜局面的手段提供了用武之地。對于環境與局面的操控，正是一個藝術家高人一籌之所在。王铎論作文時曾說：“文要在極窄狹處布局布勢，使有餘地，如高崖臨萬仞之谷，崖窮路斷，卻墄石為基，插架懸木，展拓于山壁之外，為院為亭榭高台，使人登眺不窮，引矚無限，此段景界尤為奇曠。”這段關于奇曠趣味的表述，移來作為王铎文語作品章法特點的注腳，是再适合不過了。注：主講人為浙江大學文化遺産研究院教授。該文為講座部分錄音整理摘要。
責任編輯：劉光
王铎将給山西某地方官澄瀾的一封信，直接寫成了扇面。信中勖勉澄瀾丕振紀綱，愛恤民瘼，同時表達了自己期盼隐逸的願望。這件文語作品，其格式與信劄完全一緻，隻不過寫成了一件可以欣賞的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