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恣肆多變 樸茂雄渾

時間:2024-11-08 08:49:03

于右任行書手劄紙本27.5cm×20.5cm×5中國美術館藏釋文:去年十一月,韓國駐美大使發表談話侮我,韓政府漠然置之,實為可疑,可疑者疑其指使也。近來李成晚統領又發表怪論(十六日):“不願中國之内戰在韓國土地上進行”,所謂“内戰”雲雲,彼之認識糊塗如是。我們詩社近來為彼征詩祝壽(請兄深長考慮),古之為(壽)頌者,頌其德也,其友也,反之則頌者,必為人所棄,所鄙。彼一再(侮)對我(百思)不(得其)諒解,隻有以糊塗二字淹飾之。既如此,則不必頌、不可頌。凡人對我親愛之國家有傷者,則必非我之友。頌揚之什見之集中,恥也,故請兄将此局面完全擱置,取一言自重之義,盡領導者之責任,則詩壇之幸也。兄以為何如?此上韬園吾兄,于右任。于右任書法大緻經曆了從早期以帖學為基礎的形成期,到以獨具特色的碑體行楷書和标準草書為主要風格的鼎盛期。技法表現之外,于右任書法最突出和獨特的藝術語言是恣肆多變、樸茂雄渾的體勢。無論是草書還是行楷書,每一個筆畫、每一個偏旁都充分顯現出獨特的張力和氣勢,這是于右任書法所特有的内在藝術感染力,也是研究于右任書法值得關注的課題。本文純粹從書法本體的角度來研究于右任書法所表現出的恣肆、雄渾的體勢。

漢代重勢,書法以勢取勝,表現在隸書上,則是縱橫飄逸、風格多樣,表現在草書上,則是騰挪避讓、動靜相宜。漢代的書論通過“勢”來描述書法的外在審美,比如,衛恒的《四體書勢》中收錄的《字勢》《篆勢》《隸勢》和《草書勢》,均以“勢”論書,文中用比喻描述四種字體所表現出來的勢:“其曲如弓,其直如弦”“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缊”“或穹窿恢廓,或栉比鍼裂,或砥平繩直……”“狡兔暴駭,将奔未馳”“騰蛇赴穴,頭沒尾垂〔1〕”……“勢”賦予了筆法豐富的想象力,關注勢也就關注到了書法本體所賦予的意象美,這些特點在于右任的書法中都可以找到。于右任書法深得漢魏書體之“勢”,在經曆了清代的碑學發展之後,于右任在此基礎上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品讀他的書法,從用筆到結體,恣肆雄渾、老辣古拙的氣息撲面而來。

于右任用筆不拘小節,鋪毫紙上,縱橫捭阖,自然中有奇趣,起筆随意,收筆順勢,不作做,不拘泥,放則到極緻,收則是恰好,藏露率性而為,方圓兼備,方者果斷,圓者含蓄。結體随形取勢,大開大合,開者縱橫馳騁,目無旁物,合者謹嚴内斂,筆短意長。章法平和簡約,不激不厲,風規自遠。筆裡字外都體現出于右任書法很強的“勢”場,這種“勢”場的形成得益于他獨特的人格魅力。關中豪放樸實的民風養育了他粗犷、豁達的人格氣質,漢魏碑刻滋養了他的書法審美,造就了他書法雄渾大氣、格高調古的書風。“朝臨石門銘,暮寫二十品。辛苦集為聯,夜夜淚濕巾。”〔2〕于右任一生與碑版為伍,對漢魏碑刻情有獨鐘,最終形成了以勢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個人風格。

于右任書法風格成熟并成為後世典範的書法作品主要是三類:一是取法漢魏之際的碑碣墓志類的楷書,二是兼具楷書特點的魏碑體行書,三是标準草書。不管是楷書、行書還是草書,于右任都大限度地诠釋出“勢”的意義:蓄勢在筆,恣勢在體,氣勢在格局。

一、蓄勢在筆

從用筆的角度來說,筆有筆法和筆勢兩種,筆法重外在的技術實現,筆勢重内在的藝術表現。于右任書法蓄勢在筆,筆下生風,腕下有神。“勢”在有法與無法、有意與無意之間。筆畫表現出豐富多彩的仰勢、平勢、俯勢、擫勢、拓勢,筆斷而意連。

于右任魏體楷書深得北碑之形神,與他人取法漢魏碑版沒有什麼不同。早年他深得北魏碑志的滋養,用筆以方切為主,入規入矩,行筆多由重到輕,筆畫剛硬,程式化的因素更多一些,如《張清和墓志銘》《茹欲可墓志銘》,但同時,于右任用筆在規整之餘,已經透露出縱逸的特點。于右任後期作品逐漸弱化了許多技術要素,起筆不在過分強調方切,而是順勢頓入,行筆加強了提按,重在強化筆畫的弧度與提按力度,長筆畫更長,有一波三折、蕩氣回腸的動感,收筆順勢而止,或頓收或如隸書之出鋒,筆到勢到,形成了于體楷書獨特的筆法特征。于右任對筆勢的強調與變化,豐富了清代以來學碑的觀念。他融入了前人沒有意識到也沒有做到的帖學的一些筆法技巧,表現技術更加豐富,更具書寫性。1929年,于右任所書的《秋先烈紀念碑記》較為突出地反映出這一時期魏體楷書行筆“尚勢”特點,用筆大膽潑辣,筆畫誇張,極具張力。

于右任的行書筆勢則多脫胎于其魏體楷書,在此基礎之上更加随性而為。他曾強調:“起筆不停滞,落筆不作勢,自迅速,自美麗,一切順乎自然。”故其起筆多取藏鋒圓筆,更加内斂含蓄;行筆加強了節奏變化,較之楷書迅捷,橫畫從左下到右上,橫掃過去,俯勢多于仰勢,力強勢長;收筆不計成法,意到而止生動活潑,表現出更強的節奏感。于右任最後三十年極力倡導并身體力行地進行草書實踐。這個時期,他的楷行書已經完全成熟,并形成了獨具一格的面貌,草書書寫受其影響,融入碑體楷書化符号,筆法更加簡約,具有了雄渾、沖淡的神韻。因此,晚年的于右任書法已經完全進入化境,草書的書寫表現出成熟風格的平淡美,起行收筆皆省去了許多煩瑣的頓挫提按,中鋒行筆,筆畫圓融,提、按、導、送,沉着痛快,流暢自然,這與他的“作草書首貴流暢”的觀念有關。他對于草書的标準化整理,可謂嘔心瀝血。總而言之,于右任書法用筆,其勢在活,正如他自己所倡導的那樣:“二王之書,未必皆巧,而各有奇趣,甚者愈拙而愈妍,以其筆筆皆活,随意可生姿态也。試以紙覆古人名帖仿書之,點畫部位無差也,而妍媸懸殊者,筆活與筆死也。故字中有死筆,則為偏廢。世有以偏廢為美者乎?字而筆筆皆活,則有不蕲美之美;亦如活潑健康之人,自有其美,不必‘有南威之容,乃可論于淑媛’也!故無死筆實為書法中之無上要義。”〔3〕同樣,于右任用筆的“活”在于“勢”,行筆過程中不在瑣碎細節上做文章,而是在鋪毫調峰的過程中塑造變化,故得之天趣。

于右任行楷書南士江右十二言聯170cm×24cm×2紙本釋文:南士簡要清通,北人淵綜廣博;江右宮商發越,河朔詞義堅剛。逸民仁兄法家正之,十八年七月于右任。钤印:于(朱)右任(朱)二、恣勢在體

于右任書法的恣肆多變,還表現在雄渾古拙的結體上。楷、行、草書均随勢賦形,表現出不拘一格的藝術審美。成熟以後的楷書誇張橫勢,字的結體大都呈偏方形,并向左傾側,險中求穩。以橫畫為主筆的字,極力誇張橫勢,橫畫一筆,左低右高,縱橫跌宕,幾乎占據了整個字的空間,氣場十足,盡顯恣肆與霸氣。于翁楷書結體呈外緊内松的态勢,打破了魏碑墓志中宮緊收、向外放射的格局而呈正大氣象,這樣的博大氣象來自于他博大的胸懷和對魏碑的獨特理解。他的筆法融入了帖學的成分,同時結體也不例外,将碑志之沉厚、豪放、樸拙、險絕與帖學之正大、輕盈、飄逸熔為一爐,體勢更加圓融寬博。人書俱老之際,于右任在恣意的揮灑中,完成了他對于結體的蛻變,形成了獨具面目的魏碑楷體結體取勢。康有為對于清代學碑與學帖問題做了反思性的總結:他認為自宋代以後,數千年間都以帖學為主,到了清代近百年才始講究北碑。張裕钊是集北碑之大成者,鄧石如以南碑漢隸為主而無帖,包世臣以南帖為主而無碑。康氏甚至認為千年以來,能夠集北碑南帖之大成,況且兼漢分、秦篆、周籀而熔為一爐的很少!而他自己雖然不聰敏,實在是想兼而有之。事實上,我們來分析一下,碑帖融合方面,康有為确實欲兼而有之,而于右任實而得之。

相比魏體楷書,于右任的行書體勢變化則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可能與其嚴整的楷書書寫碑版墓志所受到的局限有所不同,行書則更為随意與放松,書寫性更強,字形的收放更加自如和随心所欲。最值得推崇的是于右任的大字行書,用筆大膽,不拘一格,極力誇張偏旁之間的對比變化,因形取勢,自然逸邁。清代碑學興盛,但是對于以碑入行,大多有所局限,要麼失之呆闆,要麼失之荒率,做作的成分偏多。于右任在魏體楷行書基礎之上,重視結體的多變性,求其自然之性靈、天真爛漫、靈動多變,甚至是不衫不履,有山林之趣。他強調自然書寫,“在動筆的時候,我決不是遷就美觀而違反自然,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美。你看窗外的花、鳥、蟲、草,無一不是順乎自然而生,而無一不美。一個人的字,隻要自然與熟練,不去古求美觀,也就會自然美觀的。我之作書,初無意于求工”〔4〕。在自然的狀态下書寫,結體都是随形取勢,輔筆成主筆,主筆成輔筆,恣意而為,開合收放,恰到好處。筆随勢走,勢到筆止,一切都沒有做作與僞飾。

草書雖雲标準,在于右任的筆下卻能随意生态,随勢賦形。為了草書的結體美,于右任提出了“忌交”“忌觸”“忌眼多”“忌平行”的四忌法則。這些法則對結體的要求其實是很高的,因為草書獨特的結字符号和書寫節奏,在熟記字法的書寫過程中又能照顧到結體的取勢變化。完成“四忌”需要高超的技術,于右任采用筆斷意連的方法,使每一個字筆畫簡易而能首尾相應,渾然一體,神氣凝聚。或外滿,或拱心,毫無支離分散之态。于右任草書體勢多變,無支離分散之态,主要得益于他高超的駕馭結體水平:結字變化險奇、飄忽不定,或體正筆斜,或似斜反正,參差錯落,縱橫誇張。于右任的這些變化是有意或無意之間完成的,許多都不可能有的奇形異态在他的筆下做出了令人叫絕的創造。于右任草書的奇險多變,來源于多年的積累,他總結學草的體會是“餘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兩三年間,可以執筆,此非妄言,實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5〕。正所謂藝術的升華與蛻變來自于日積月累的技術錘煉。

三、氣勢在格局

于右任書法法勢相生,神滿勢足,格局宏大,氣度憾人,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人格品質。

古人雲書如其人,于右任波瀾壯闊的一生,滋養了他的書風,豐富了他的藝術語言。近來的研究者認為于右任之所以喜好魏碑,因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氣。他憂國憂民,奔走呼号,早年因抨擊時弊,“暢言革命”遭清廷通緝,于是投身民主革命,傳播民族文化。晚年留下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名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殇。”〔6〕于右任行書乾坤物我五言聯紙本釋文:乾坤垂覆載,物我俱忘懷。于右任。钤印:于(朱)右任(朱)

拳拳之心感天動地!亂世之秋,于右任緻力于碑版墓志的搜尋整理,閑暇之餘,到各地尋訪北朝書法碑刻,“曳杖尋碑去,城南日往還。水沉千福寺,雲掩五台山。洗滌摩崖上,徘徊造像間。愁來且乘興,得失兩開顔”〔7〕。特别是收到了北魏時期七對夫婦的墓志銘,把自己的齋号命名為“鴛鴦七志齋”,可見他對這些碑碣墓志之珍愛。1935年,于右任通過楊虎城将軍,将他所收藏的碑刻三百八十多方,無私捐給了西安碑林。

20世紀30年代,于右任緻力于草書研究,提倡标準草書,除了書法的因素之外,根本的目的是提高漢字的書寫速度,體現他對于民族文化的勇于擔當。時值國難當頭,加上西學東漸,有識之士紛紛向西方學習,欲以拼音取代漢字。于右任認為:“新國家之建設,尤利賴于進步之文字,以為之推助而速其成功。歐美各強國,科學進步,文字亦簡,印刷用楷,書寫用草,習之者,皆道其便。吾國文字,書寫困難,欲持此以自立于競争劇烈之世界,其結果則不遺必變,不變則全部落後……文字改良,雖僅為節省時間之一事,然一起使用之廣,總吾全民族将來無窮之日月之計,豈細故哉!這是我十餘年來竭盡心力提倡标準草書的唯一原因。”〔8〕于右任先生以天下為己任,所作所為已經超出了書法和文字本身,賦予草書以文化責任。

于右任是近代的書法大家,雄強的用筆、恣肆的結體、宏大的格局,他是20世紀當之無愧的碑帖結合的踐行者,其體勢格局奠定了他在書法史上無可撼動的地位。

注釋:

〔1〕《曆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4、15、16、17頁。

〔2〕劉延濤《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8頁

〔3〕《于右任論書法》,見楊曉青主編《于右任研究》,于右任書法藝術博物館,2015年9月,總第八期,第24頁。

〔4〕同上,第23頁。

〔5〕鐘明善主編《長安學叢書·于右任卷》,陝西出版集團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頁。

〔6〕劉延濤《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第235頁。

〔7〕鐘明善主編《長安學叢書·于右任卷》,第223頁。

〔8〕劉延濤《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第115頁。

(作者單位:西安工業大學中國書法學院)

責任編輯:劉光于右任草書恽格瓯香館畫跋紙本釋文: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範華原始盡其法。烏目山人此幀,畫樹師營邱,沙汀石骨用李晞古筆趣,清潤兼六如居士。蓋所謂脫盡縱橫習氣,非強事點染者所能仿佛也。吳蓉小姐、金佐先生俪正,于右任。恽格瓯香館畫跋。钤印:右任(朱)

于右任草書杜甫詩紙本釋文:秋水通溝洫,城隅進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氈。達三先生正,于右任。杜詩。钤印:右任(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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