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藝不僅擅長諷刺，而且可以歌頌，可以幽默，表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先進文化正能量，突出思想性、藝術性，引領導向。
文石羚
“思想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反映着中國文化最為本質的特征，是中國文化的氣象所在、精神所在”。就曲藝藝術而言，其思想内涵及價值取向相比物質載體、作品、演員乃至曲種更具延續性、穩定性，相比曲藝理論知識而言更直接地與廣大觀衆相互作用。
就思維方式和欣賞趣味而言，觀衆的文化心理與曲藝形式有相互構造的作用。曲藝代表了“大衆口味”和“民間立場”，也由此影響着觀衆群體的口味和立場，這也是曲藝具有較強的人民性的主因。倪锺之先生從作品中看到了曲藝諷刺批判、熱愛生活、樹立榜樣和反映生活的傳統。而據薛寶琨先生研究，筆者将其理解的曲藝對觀衆心理的建構歸納為以下方面：入世務實（樂觀開朗）的性格，消遣娛樂的意識，技藝并重的要求，趨同存異的趨勢，雅俗結合的風格，無奇不傳的情節。這不僅是觀衆對曲藝的欣賞思維，也是曲藝參與建構人們的思維、語言乃至生活方式的過程。但這一讨論需要更多的實證支持，此處不加深論。下面将主要根據作品來闡發曲藝的思想道德價值。
就思想高度而言，曲藝作為文學藝術的重要形式，深刻地回應着現實：傳統曆史題材的作品往往借古諷今，而新編作品則更快速迅捷地抑惡揚善。它與政治、社會密切相關，但又保持着自己獨立的立場而不退化為不良文化的代言人和政治的依附者。如何遲創作、馬三立表演的相聲《今晚七點鐘開始》，就以第一人稱的形式深刻揭露了那些誇誇其談、光說不練、朝三暮四的人，不以直接批判的形式向觀衆宣講，而是通過人物塑造讓觀衆在笑聲中反思。又如傳統評話作品《常州白泰官》，反映了白泰官這一俠客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其中既有智鬥官府、仗義助人的情節，又有諸如燒死親子、“采花賊”這樣的反映其性格中嫉妒、風流的弱點，從而脫離了簡單地純正純邪的臉譜式人物塑造，更具現實性和深刻性。曲藝藝術由于其題材的廣泛性，易于在叙事當中展開各種社會問題，有的作品将立場和觀點直抒胸臆，有的則是通過表演讓欣賞者産生開放的思索；而即便如岔曲《風雨歸舟》等寫景抒情的作品，也往往能展現作者諸如歸隐山林的閑情逸緻抑或與自然合一的美學情趣，展現了高遠和樂的思想境界。所以，創作者、表演者的水平直接決定了曲藝作品的思想高度，他們不一定是專家學者、不一定要對事物有周全深入的研究，但隻要以“再現”與“表現”為形式，哪怕偏重于主觀感受或客觀現實、情感和認識之一端，也會對觀衆有所啟發，使得曲藝的思想高度延續到表演、作品之外。
就價值取向而言，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源泉與基礎，而曲藝藝術無時無刻不在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價值精髓，它“不斷地從倫理、世俗評判以及文化文明層面上反哺社會”。哲學史家張岱年先生在《中國文化精神》中将中國文化的要素歸結為剛健有為、和與中、崇德利用、天人協調四點，除第一點總領外其他三點分别處理人與人、人自身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習近平同志則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歸結為“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無論如何，這些總結都強調了人的價值取向（盡管也有世界觀的内容，但世界觀與價值論、天與人的關系在中國傳統中是二而一的，天道的存在恰恰為人的行為奠定依據），其中又以道德倫理的内容為主。回到曲藝藝術，它通常不以高台教化的形式為表現，但這不代表其中沒有直接宣揚傳統價值的成分。一方面，一批文人、知識分子以及文化程度較高的藝人直接參與了曲藝創作，在選材和立意方面較為自覺。這在解放前相對較少，如清代韓小窗所作子弟書《白帝城》《刺虎》，乾嘉間女彈詞家侯芝所作贊頌武則天的《金閨傑》，以及更早的不知名的說話藝人對話本的整理，從中顯示出他們正确的的價值認同。而随着新曲藝的興起，以老舍、趙樹理為代表的文學家加入曲藝創作隊伍，藝人的文化水平不斷提高，能更娴熟地引導積極向上的價值取向。而另一方面，曲藝多以口頭文學的形式為載體，從古至今的大量藝人以口傳心授的形式傳承藝術，但這不代表他們不能傳播傳統文化中的價值精華。葛兆光先生揚棄了通常的以精英和經典為枝幹的曆史書寫方法，強調作為“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思想史，即探索那些作為底色的、影響着普羅大衆的認識和生活的思想。所以，對曲藝作品的研究事實上最能反映當時民間的意識。然而，盡管曲藝作品中的思想難以和士人的研究相提并論，在反映若幹思想、現象上具有滞後性，這仍然不妨礙它向百姓傳播傳統的價值觀念。我們熟知的藝諺“說書唱戲勸人方”正表明了曲藝的價值指向，諸如太平歌詞、京東大鼓等曲種均有以《勸人方》為題的作品。古代說書人被尊為“先生”也不僅因為其作為知識傳播者的角色，更因為其延續着臧否善惡的價值評判的傳統。藝人們傳承着這些作品及其内涵，盡管他們不一定對其中的觀念有理性的判斷，甚至是下意識的，但作為家國構架中的成員，他們天生地認同這些諺語警句以及其中的傳統價值，從而與當時的先進文化，如士大夫群體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一緻。
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時刻圍繞“人”來展開。就人與自己的關系而言，要自律自強，保持“慎獨”，良好的自我修養是處理人與其他關系的基礎，評書《三國》及京韻大鼓《華容道》等均着墨于關羽的形象塑造，面對曹操的利誘，關羽不為所動，“上馬金，下馬寶，我也沒要，美女十名是刮骨刀”，展現了高貴的人格修養。就人與他人的關系而言，這是傳統理論資源最為豐富的一部分，人通過在社會中的關系網絡确定自己的存在位置。其中最重要的關系即所謂“五倫”，在曲藝作品中，正是在人與人的關系之中展開矛盾沖突，體現人物的價值取向：
君臣關系：如長篇西河大書《呼家将》講述宋仁宗時期呼延慶為國除奸、為民除害，避免龐文一夥奸佞勾結外邦、賣國求榮的故事。
父子關系：如京東大鼓《送女上大學》叙述張老漢路途之中對女兒的諄諄教導、殷切盼望。
兄弟關系：如快闆《禮讓江山》以周代太王的三個兒子和睦相處、養德侍父的故事，以發《弟子規》“兄弟睦”之意。
夫婦關系：如樂亭大鼓、河南墜子等曲種均有《獨占花魁》曲目，描寫誤落風塵的花魁與賣油郎秦重曆經種種困難，最終成婚的經曆。
朋友關系：如京韻大鼓《子期聽琴》《伯牙摔琴》贊頌的俞伯牙、鐘子期“不對知音不可談”的深摯情感。
在人情事理中間，“仁義禮智信”的一般準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倫理關系得以展現，從而使觀衆對自己與家人、朋友、社群乃至國家的關系産生合理的定位。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傳統作品如蘭州鼓子《四大景》，描摹了一年四季水鄉仕女詠物賞景的情趣；現代作品如相聲《新武松打虎》，則通過打虎破壞了生态平衡為切口，用舊瓶裝入了環境保護的新酒。總而言之，曲藝作品中蘊含了豐富的倫理道德因素，通過語境的具體構造使人們感同身受，在潛移默化中、在閑暇娛樂中獲得了滋養與升華。如果說曲藝由于其平民色彩而較少讨論天人關系等形而上學主題的話（相聲《陰陽五行》倒有此種色彩），曲藝藝人則着力于從各種角度、以各種形式切入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上述讨論體現了傳統價值中“以人為本”的理念，這正是所謂“人學”與“仁學”的根本關切，與西方重宗教的神本理念不同。
需要補充的是，所謂傳統文化的價值，就其蘊含内容的時代而言，不僅包含中華民族古代的傳統美德，也包含近現代身處不同的曆史境遇時所産生的适應時代要求的美德，如反帝反封建鬥争中的民族精神與革命豪情，如改革開放以來對民主法治、敬業誠信的強調，這體現于那些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曲藝作品中。如朱光鬥的數來寶《學雷鋒》，歌頌了雷鋒的革命鬥志和釘子精神，在平凡中成就偉大；如李鴻民、高洪勝創作的長篇山東快書《許世友的故事》，汪景壽先生評價它将“革命英雄主義與傳統行俠仗義結合”，使藝術形象獲得整體感。黨的十八大提出了二十四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新時期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出了凝練的總結，此後湧現的作品如數來寶《局長的茶杯》，彰顯了法治社會絕不姑息貪污腐敗的主題；曲藝小品《社區民警于三快》則塑造了敬業愛民的警察形象。價值觀的凝練總結為曲藝創作明确了主題，而優秀的作品則以高超的藝術技巧傳遞着積極健康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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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薛寶琨：《薛寶琨曲藝文選》之《曲藝與民族文化心理》，中國文聯出版社，北京，2013年，第24-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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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複旦大學出版社，上海，2001年，第10-13頁。
⑦汪景壽之《序》：見于《長篇山東快書：許世友的傳說》，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第6頁。(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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