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文趙博
2011年4月11日，陳鳴志先生因病醫治無效，離開了我們。至今，已經整整五年了。在過去的五年中，當我每每回憶起這位令人尊敬的老師，也常常陷入一種突如其來的哀痛之中，那哀痛不僅是對生命無常的歎息，更多的是對他這樣的相聲藝人的境遇的無奈……
陳鳴志，原名陳嘉志，回族，生于1946年。是家裡最小的孩子。1953年拜師相聲藝人于寶林，分别在連興茶社和聲遠茶社學習相聲表演。後歸入紅橋區曲藝團相聲隊，團體解散後下放工廠，曾任車間主任等職務。期間，陸續參加各類相聲演出，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參加相聲茶館業務演出，先前在天津哈哈笑相聲藝術團，和鄭福山先生搭檔。後轉入天津市衆友藝術團，曾先後和鄧繼增、張永久、佟守本等先生合作。
由此可見，陳先生的從藝經曆并不連續。7歲拜師，屬于典型的“娃娃腿兒”。之後的10年對他來說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學習實踐期，但後來由于政策和人為的原因，被迫離開了舞台，而此時的年齡段，卻正是人生中最精彩的篇章。陳鳴志再一次站在小劇場的相聲舞台上時，已經人近暮年。在直至去世的十數年間，他才真正再一次體驗相聲藝術帶給他的樂與苦。如果說他的一生從幼年就和相聲結下了不解之緣，那麼這份緣既是堅固的，又是不幸的。陳先生生前無數次對我提起他拜師後10年間學藝過程中的點點滴滴，我覺得那段時間對他而言可說是過程艱辛、回憶美好。在沒有家庭負擔的前提下，他一方面盡可能多地在老藝人的指導下學習相聲技巧、積累表演經驗，另一方面文化水平較差的他在生活中培養和形成了一種直來直去的暴脾氣。單從藝術而言，他風格獨立鮮明，得到了觀衆和同行的認可。而從人際關系而言，他的脾氣秉性注定了他人生前途的坎坷。他經常講楊大爺（楊少奎）對自己如何如何關照提攜，這些事情有證可考，但換一個角度想，這也勢必引起其他人的不滿，所以，“文革”期間，楊少奎被貶貴州，陳鳴志在相聲隊自然也就再無立身之地。我還聽他講過一個被下放工廠後發生的小插曲：有一次，他們幾個同被下放的相聲藝人一起喝酒，高談闊論，其間提及以後還要說相聲、搞文藝，轉天即被通知開會，入場過程中，就發現工廠保衛科那些人對他極為客氣（大概平日對這種“壞分子”都是橫眉冷目的），沒想到這是鴻門宴，原來前一晚聚會人中，有一位揭發檢舉，一場批鬥大會下來，陳先生被投入獄一年有餘，後無罪釋放。這些坎坷在某種角度上來說，都是相聲給的，也是他從小作藝，不了解社會複雜的一個佐證。
在工廠的這些年，陳先生經常喝酒。他喝酒的方式屬于“快酒”，一杯酒無論多少，一揚脖兒就下去了。他有一次對我說：“公司來了新車得有人去試啊，我出去試一圈兒，道上有個酒鋪，進去就喝一杯。”顯然，這種喝法，是很傷身體的。他脾氣大，傷肝，喝酒，也傷肝。我總說，如果他在去世前的一年間不偷着喝酒，按時去做檢查，不會死。然而，他的那種性格（京劇院花臉演員時維總結得很到位——人死屍不倒）決定了他不會聽勸服軟。
有很多次，我看到他在大金台劇場（已拆）後台的小屋裡一個人坐着，晚飯隻吃兩個燒餅，然後躺在沙發上睡一會兒。我就說：“師父，咱外邊吃去吧，别就乎了！”可他不去。他一個月的退休金有差不多5000塊，劇場業務演出也差不多收入5000塊，而他在吃喝方面毫不講究。有時胃口疼了，不吃藥，叫我們師娘給他做牛肉胸口挂面湯（極油膩），說那個治病。他愛玩核桃，有一次拿一對兒心愛的核桃在後台玩，一個演員過來說：“九哥（陳先生官稱陳九爺，家裡大排行第九），這核桃不錯，給我吧！”陳先生回一句：“君子不奪人之美。”那位一樂：“我是小人。”陳先生二話沒說，把核桃送他了。這就是陳鳴志的處世方式。
記得剛拜師那陣，我們爺倆都在謙祥益演出，下了場等劉春慧（相聲演員，經陳先生介紹拜張文霞為師，陳先生為代師）一起坐公交車。其實，我們都有公交卡，可劉春慧人很熱情，總是等車一來就搶着上去打卡。沒兩次，陳先生就和我急了，大發雷霆，問我為什麼總搶不到前頭去，我也沒辯解，私底下和劉春慧說了，下次各付各的。陳先生抽煙，我也抽煙，他跟我說得清楚：“抽煙，自己從我這盒裡拿，師父永遠不讓徒弟煙！”一次在家裡給我說《保镖》，裡屋還有親戚在打牌，沒說兩句，就怒了，嫌我太笨，一拍桌子：“就你這腦子還配說相聲！”一通罵，屋裡打牌的人都驚了，我當時真下不來台，後來想想也沒事，我拿他當我親爸爸，罵也就罵了。他在病重的時候，還非要到後台去看看演員們，還非要上台表演一段單口相聲《馬壽出世》，他是舍不得這個舞台。《馬壽出世》這活是他的師父于寶林給他說過的屈指可數的幾個節目之一。他常對我說：“記住了，有人問你師爺是誰，先提馬壽岩（即馬轸華），咱有評書門兒，我這鳴字就是評書門兒的字。這叫一馬雙跨，你要想學，去找賈鳴宵。”可惜，他沒說過評書，我也沒學會。陳先生去世前，北京的相聲名家劉洪沂來醫院看他，他那時已經時而昏迷時而清醒了，但還認人兒，挺高興，和劉洪沂含含糊糊地說了句話，劉先生回過臉問我：“他說的什麼啊？”我說：“他問您還唱青衣呢？”（劉先生主攻花臉，這句是老哥倆“砸挂”的玩笑話）我記得劉洪沂先生當時臉上的表情很落寞。張堯師哥看望他以後是哭着走的，一邊走一邊跟我說：“我不來了，看着難受！”陳先生臨終前一天，張楠師哥來探望，跪在床頭磕了個頭，說這是感謝陳爺教過他能耐。我和于娜隔兩天就去看他一次，給他買他愛吃的小黃瓜。昏迷過程中，他突然坐起來，拉着我的手說：“趙博，好兒子，你看看咱還欠别人什麼嗎。趕緊還！”那次，我哭了。直到陳先生離世時，也沒人明确地告訴他，他得的病是肝癌，沒治。
生活中的陳鳴志先生就是擁有這般真性情，因而在他離開我們整整五年之後，我決心邀約他生前喜愛的學生、後輩為他組織一場名為“唯笑永恒”的紀念演出，題目是我琢磨的。一個演員，無論他多麼優秀，遲早會離開舞台。一個觀衆，無論他多麼熱愛，遲早會告别劇場。想來隻有笑，這個聲相俱全的概念與生俱來，永恒不滅地印在每個人的臉上心間。陳先生把健康的笑留在人間，我們紀念他，不僅是紀念他這樣一個人，更主要的是紀念他對待藝術的那種執着和堅守。過去大夥都說，有陳先生坐在後台，辟邪。他辟哪路邪呢？就是那些對藝術不負責任的邪！現在全社會都講“工匠精神”，陳先生的身上恰恰體現了這種精神，他自己不胡來，也看不得别人胡來！
斯人已逝。值得慶幸的是，五年後的今天，仍有許多人清晰記得曾有這樣一位相聲藝人，并能不時回憶起他和我們交往過程中的許多感人細節。包括我本人在内，很多朋友在這幾年中由于某種原因漸漸遠離相聲，但這并不代表我們不再關注相聲。我們和那些每天在台上銳意進取的實踐者一樣，肯定屬于相聲的正能量，期待它發揚光大。唯笑永恒，唯健康的笑永恒。
陳鳴志先生，這應是您最欣慰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