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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語言的幽默元素體現

時間:2024-11-08 08:03:21


    口文李寅飛

相聲是我國民間藝術當中的瑰寶,也可以說是中國語言中幽默元素之“集大成者”。從清末發展至今,相聲藝術幾經興衰,但始終是普通百姓生活調劑的重要形式,表達着百姓的審美訴求和小人物的悲歡離合,用幽默的方式帶給人民快樂。

近年來,随着相聲藝術的題材越來越豐富,表現形式也越來越多元化,但是無論怎樣發展,應該首先厘清相聲的藝術核心特征,就如同曲藝的藝術特征要秉承以“說唱”為核心,以人物的跳入跳出為基本原則一樣,相聲的更新、發展,不能離開相聲是一門語言的藝術,幽默的語言是相聲吸引衆多欣賞者的依托,也是相聲賴以發展的條件和動力。

在當今的相聲市場上,有一種傾向是值得警醒的:演員越來越以表情和動作赢取觀衆的喜愛,同一個橋段、同一個表情、同一個“口頭語”可以出現在多個作品當中而無需考慮内容的連貫性、邏輯性與完整性,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回歸相聲的“口頭文學”的本質,讨論文本當中“幽默語言”的構成方式,對于相聲的發展是有其實際意義的,本文主要是從語彙的音韻性、行文的修辭性以及整體篇章與預設之間的關系入手,闡釋相聲幽默語言的構成方式。

一、語音的巧妙運用

1.合轍押韻

曲藝的一大特征便是用合轍押韻的手法講述故事,制造幽默,在大鼓、快闆中的體現自不必說,在相聲中也有諸多體現,利用我國語言中陰陽上去的音調特征,給觀衆以音韻上的美感同時制造包袱,例如在馬志明、黃族民表演的《大娶親中》就有所體現:

甲:到了那頭啊,要曉三從,知四德。多幹活,話少說。勤燒香,多拜佛。孝順公婆妯娌們和,有吃有喝就算得!”

乙:嘿!我姥姥還會溜口辄!

這樣的例子在相聲中不勝枚舉,尤其是在名詞羅列的貫口類節目中運用十分普遍,如“紅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一系列的同一韻腳的詞語的連綴,使這一段貫口更有大珠小珠落玉盤的音韻美。對于韻腳的使用,對于人物的塑造也是有幫助作用的,例如牛群、馮鞏表演的《有話坐下說》中便有所體現:

團長,那套房子,說實在的,我是無所謂呀!(坐下)你要是不給我,我就天天上你們家蹭飯……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樹,我是藤,我繞你。你是油,我是燈,我耗你。你是餡餅,我是餅檔,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孫猴,我鬧你……

一系列“搖條轍”的運用使一個說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的小人形象更加鮮活。相聲當中,甚至有些作品便是以“合轍押韻”為矛盾主題進行推衍的,例如侯耀文與石富寬的《數來寶》通篇都是圍繞“唱姑蘇”這一話題展開。

2.巧用諧音

第二種對于字音的巧妙運用體現在相聲對于諧音的使用上,這樣的“包袱兒”更是不勝枚舉,以侯寶林的《批三國》為例:

甲:沒名兒行嗎?那怎麼唱啊?“老夫,喬……”

乙:喬?!

甲:瞧什麼呀?

乙:我知道瞧什麼呀?!

這便是同音雙關的典型,既指姓喬的喬,也指瞧見的瞧,構成了笑料。又如馬三立的《文章會》當中,巧妙地運用我國語言中一音多字的特征,有助于他塑造這個“拉車的”形象:

甲:我是學生出身,扶輪學校出來的學生!

乙:扶輪學校?

甲:哎!

乙:這我可我知道,北京崇文門内,福輪中學,好學校!

甲:你說那是鐵路局的,鐵路局工作人員的後輩子弟都送到福輪中學念書。
    乙:對啊。甲:我們跟那個不一樣,我們在和平門外,前孫公園,我們那叫仁和,仁和扶輪中學,掌櫃的姓劉,劉四爺。

“扶輪”二字利用字音特征,巧妙含蓄地表明了逗哏的身份特征,卻又含而不露,耐人尋味。

二、修辭手法的運用

除去基于字音而産生的包袱,從相聲幽默語言的構成手法上來看,運用了大量的修辭手法,體現自身的幽默特質。

1.比喻、拟人等描繪類修辭

通過比喻、拟人等手法,可以使得描摹的事物更加生動形象、同時也更能夠給觀衆身臨其境的感覺,讓觀衆對于演員口中的形象有直觀的認識,例如侯寶林在《學大鼓》當中,把劉寶全的劉派大鼓比喻成脆沙瓤的西瓜,讓觀衆聽起來饒有興味:

甲:您比如說劉派唱大鼓吧,就好像……好像……好像是……大鼓。

乙:哎……不像評戲呀?這是怎麼說話呐?

甲:他好像……拿什麼比呐?

乙:拿什麼比喻?

甲:比如說你吃西瓜吧。

乙:啊。
    甲:這個西瓜叫脆沙瓤兒。

乙:非常地脆。

甲:又非常地甜。

乙:又非常地沙口。

甲:那水分又那麼足。

乙:你吃着那麼好吃。

甲:你咬一口啊,那真着實。

乙:真賽過冰糖啊!

這一段語言,就是利用比喻的手法讓觀衆體會劉寶全嗓音和唱腔的甜美可人。同時,利用比喻的手法結合相聲的三翻四抖,就可以有出人意料的包袱:

甲:男同胞的胸懷像江河。

乙:江河算什麼啊,人家女同胞的胸懷像大海。

甲:那男同胞的氣魄像大洋。

乙:女同胞的氣槐像大牛,牛比羊個兒大,這點你深有體會。

—牛群、馮鞏《男女有别》

這樣的包袱便是基于比喻的手法所創造出來的,既突出了甲乙二人子母哏的相聲特征,也準确地男、女的胸懷廣闊,同時體現了“趣喻”的趣味性,這種利用比喻、拟人等手法描摹對象的例子很多,在經典名作《虎口遐想》中也有體現:

甲:偷偷瞅老虎一眼,還真不錯。
    乙:老虎沒發現你?

甲:眉來眼去的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乙:瞪你呐!

用“眉來眼去”形容老虎,又出自一個“死在眼前”的小青年之口,這種反差鮮明、生動活潑的語言,是相聲幽默語言中常用的手法。

2.對比、仿寫等比較類修辭

相聲中,運用比較或者對比的手法,對同一事物的“今昔對比”,可以使情感表達更加強烈,比如《老老年》中通篇都使用今昔的對比手法,對于當時的社會是一個有力的諷刺,方清平的單口相聲中,同樣體現了對于“對比”這種修辭手法的運用:

我小時候,家裡就一電門,我爸爸還不讓摸。現在這孩子,有MP8了都,我小時候半拉兒P也沒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它裝佘老太君。

這種對比,能夠使幽默效果更加強烈,除了對于同一事物不同時期的“比對”,還有一部分内容同樣是運用“比較”的手法,但是是對既有内容進行比照的一種表達形式,對于原有段落改編之巧妙也能夠充分體現演員和作者的智慧,大量的“歌柳”、“戲柳”等學唱類節目往往使用仿寫的手法,利用大家對于原段落唱詞的熟悉程度,達到喜劇效果,比如侯耀文、石富寬的《樓上樓下》,便是基于大家對于《黃土高坡》的熟悉進行仿寫:

樓上姑娘聽我說,你的條件實在多,我沒有彩電也沒有冰箱,隻有我的娘跟着我。不管再過去多少歲月,我娘還得跟我過,隻要老婆不要娘,還是什麼好小夥。樓上姑娘聽我說,你的條件太缺德,不管是八百年還是一萬年,你的對象找不着。

3.婉曲、别解等幽默類修辭

這種婉曲、别解的手法在其它文學中也是存在的,即為“皮裡春秋”的寫作手法,在很多小品文中有所體現,而一語雙關的“别解”也在文學當中多有體現,比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便是同一句話由于一字多意,可以有不同的解釋,相聲同樣善于用這種手法構成包袱,利用故意的“曲解”引人發笑,比如馬季先生的《女隊長》當中:

甲:是啊,上個禮拜她挪用公款我還沒批評她呢。

乙:挪用公款?

甲:是啊。

乙:怎麼挪用公款呢?

甲:我愛人進城開會去,我爸爸給了她兩塊錢,讓她給帶點兒煙葉兒回來,結果半路上她碰上什麼改良白菜種子了,到那兒把那兩塊錢給隊裡買菜種子了。
    乙:花你爸爸錢怎麼叫挪用公款呢?

甲:我爸爸是她什麼啊?

乙:公公啊。

甲:那不叫挪用公款嗎?

對于“公款”的解釋,讓人聽起來饒有興味,這種手法運用非常廣泛,相聲中有大量的作品通篇都是采用的這種手法,例如《講四書》《歪講三字經》《批三國》等等。

4.排比、反複等強化類修辭

排比、反複可以增添相聲語言的表達效果,同一詞語的反複出現,可以使幽默諷刺的效果更加強烈,同時讓聽衆感受到語言音韻美與形式美的高度統一,從而産生審美愉悅。比如《賣布頭》中“東山送過炭、西山挖過煤、開過兩天煤場子、賣過兩天煤,他還當過兩天煤鋪的二掌櫃的吧”便是運用了排比的手法。

而重複的内容不僅僅可以連續,也可以間離重複,同樣增強語言表達效果,例如《對春聯》中:“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雷隐隐,霧蒙蒙,開市大吉,萬事亨通。”的反複重複,《三棒鼓》中“嘣、嘣、嘣”的敲鼓聲讓人已形成一種條件反射,那就是要錢,老太太聽得多了,受不了,以至于要得神經病,最後一聽到這種聲響就主動交錢,形成了節目的主線。

當然,相聲中用到的其他修辭手法還有很多,《五行詩》中的“頂針”、《百吹圖》中的誇張、《俏皮話》中對于俗語、歇後語的運用等等……不一而足,諸多的修辭手法在相聲語言中的體現,讓相聲語彙更加豐富而富有感染力。

三、文化預設與幽默

從整體的謀篇布局上來講,相聲語言之所以引人發笑,還在于其準确把握相聲觀衆的認知能力與文化背景。所謂包袱的宗旨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首先需要觀衆産生一定的心理預期或者預設,相聲有術語叫作“把點開活”,即根據觀衆的構成,調整自己的包袱類型和表演手法,而這種判斷,便基于觀衆的“預設”,預設可以看作是交際雙方共有的背景知識”,實際上是把預設看作“語境”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些預設是通過現場演員的表述建構起來的,例如相聲中普遍使用的“違反常規”的手法,在《規矩套子》《茅房話》《買賣論》當中都有所體現,兩個人把常規語境先展現給觀衆,再打破這種語境,觀衆心裡首先有個預期:在棺材鋪中說鞋鋪的詞兒會是什麼樣兒的,繼而在通過舞台呈現出來,讓觀衆通過這種反差發笑,這體現了相聲建構場景的能力。

而相聲中大量的段落,并不是把大量内容展現在舞台上的,而是基于觀衆的日常常識,比如《大保镖》中:

甲:你聽我師父的名姓兒,他也不像是賣粽子的啊。

乙:叫什麼名字?

甲:我老師姓江。

乙:姓江?

甲:他老人家姓江名米,字小棗兒。

乙:還是粽子。

觀衆之所以發笑,是因為觀衆首先要知道江米小棗是包粽子的主要原料,這個包袱甚至在南方觀衆群體當中的效果就不好,因為南方吃肉粽,對于江米小棗便沒有那麼深的印象,“包袱兒”也就無從談起。

另有一例,婚姻與迷信中,關于民俗的介紹,得益于大家了解當時的民風民俗:小孩在窗外問新娘新郎“生不生?生不生?”新娘新郎吃面後的第一句話得說這個“生!”“生”字一字同音雙關,既指吃的面是生的,也暗指生孩子。意思是吃了生面,往後好生小孩兒,用侯老的話來說“青年男女結婚以後,一定得生小孩兒,與生面有什麼關系?有生面就生孩子?那切面鋪一天得生多少?”,引得觀衆捧腹,觀衆如果并沒有這樣的生活,恐怕效果也就不好。這些對于觀衆文化背景的把握,在我們今天創作新作品的過程當中更要注意,貼合觀衆的常識、認知能力,淘汰一些觀衆已經聽不明白的内容。

從人物整體塑造而言,更需要觀衆先有心理預期,以《賣挂票》為例,如果觀衆不能信服逗哏演員是一名優秀的京劇表演藝術家,從而對他的藝術有着頗高的期許,那麼後面他的醜态百出也就無法有相應的效果。

總之,相聲語言中,利用詞語的音韻特征、利用多種的修辭手法,與觀衆的文化背景進行對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構幽默的體系,當然,相聲語言構成幽默的手法絕不僅僅這些,組成笑料的手法有數十種,很多前輩也有論述,但終歸是要回歸到語言特征本身去研究相聲,才能使這門藝術在中正的道路上良好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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