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解軍
蘇州評話（以下簡稱評話）作為中國曲藝的一種，經由漫長的曆史歲月更疊，形成了獨具自身藝術規律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所定義的傳統評話。傳統評話原來應該就是這樣的：一位評話藝人獨自一人在書台上用靈活的表演手法，講述（隻說不唱）曆史、征戰、俠義、公案、神怪等多種類型的故事。為了吸引聽衆的興趣和注意，也為了提高評話的美學效果，評話藝人還時常穿插噱頭和諷刺。在一處說完全書後，評話藝人即自行尋找下一個說書場地。為了能夠适應社會的變化，評話藝人也會适時調整自己的藝術特點。在同一個市場環境中，評話與彈詞保持着良性互動。傳統評話促進了評話這門藝術不斷處于上升期，即便是遇到來自外部的幹擾，評話仍然有其旺盛生命力，因為傳統評話未曾斷絕。
與其他傳統一樣，傳統評話也會遇到斷裂局面。1949年至1966年之間的十七年，評話與其他戲劇、曲藝一樣，經受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傳統評話逐步讓位于新評話，這一過程當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政府強力推動産生的，并沒有注意到保持傳統的穩定性，因而新評話缺少與傳統評話的自然銜接。傳統評話在此時遭受到了體制的束縛和人為邊緣化，猶如被打入冷宮一般，即便多次強調依靠老藝人、多次召開座談會探讨，藝人其實始終處于無能為力的境遇。
傳統評話被破壞，主要體現兩個方面：一方面，相當多的優秀傳統書目被禁或被改，一批經典已經永遠消失，像唐耿良初出道時即連說四十天的情況再也無法重現書壇，傳統書目“越說越少、越說越短”。[1]這一點其實陳雲早在1960年代初就看到了，他曾說過：“傳統書如果隻剩下一截一截的，我們這一代藝人就沒有盡到責任。”[2]1978年，又說：“我估計傳統長篇不會再恢複到過去那樣五六十回，甚至像《三國》《英烈》說一年的情況，隻能選擇其中一個或二三個各十回左右的片段。”[3]另一方面，評話藝人的靈活性大大降低，經過對噱頭的批判、定本制度的普遍施行和中篇評彈的束縛，藝人的嘴巴被牢牢控制住，他們的“絕活”也漸漸煙消雲散。周良指出，“離開了傳統的創新往往會出現變異，把‘創新’作為‘革命’”。[4]一味否定傳統，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金聲伯不無痛心地指出“左”的錯誤對評話事業造成的損失：“我是靠評彈起家的，沒有評彈就沒有我金聲伯。評彈現在不容樂觀，把老祖宗留下來的‘紅木家具拆開來當柴爿賣’，我覺得太可惜，感到痛心。”
當傳統評話受到破壞之時，評話則不可避免要走向衰落。但傳統評話能夠從根本上阻止這種衰落走向消亡，這也是評話能夠延續到今天的原因所在。我們很容易想當然地認為“十七年”戲改完全打破了傳統，代之以現代書目（新評話），并進而将傳統書目與現代書目截然分開。這種觀點忽略了傳統有其延續的一面。經過對新評話腳本的深入研究，我們不難發現，現代書目中蘊含有傳統書目的思維邏輯和表現手法，傳統評話已經滲入評話的血脈之中，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換句話說，現代書目是有傳統書目影子的，這當然要歸功于老一輩評話家的努力。這也是傳統評話有其生命力的表現。“十七年”戲改是複雜的，具有兩面性，不是鐵闆一塊。如果隻看到“十七年”戲改對傳統評話的改造，而看不到對傳統評話的繼承，是不符合曆史本來面目的。周良也認為，對待“十七年”應該一分為二地看。
周良所言要一分為二地看，實際上就是要我們看到在對傳統評話進行改造的同時，始終伴随着“糾偏”的努力——蘇州的周良等受政府指派改造評彈的幹部們始終在努力最大限度上确保傳統的延續，潘伯英、唐耿良等人始終在以自己的方式堅守傳統評話。這也就是說，周、潘、唐等人在用實際行動反對“十七年”戲改中所呈現出來的極左傾向，這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放眼當時整個國家的戲改，同樣可以發現存在着這樣一批有傳統情懷的文化幹部。
田漢任局長的文化部戲改局始終強調要将“禁戲”的權限收歸中央統一行使，并多次對地方上随意“禁戲”表示了批評。[7]周揚在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上也說過：“有人要禁戲，我們必須禁止他們禁戲。”[8]戲曲理論家張庚在1957年時說得更為具體：“我們必須繼承傳統。新戲曲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不能撇開傳統重新另搞一套，而是要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造與發展。因此，首先就是必須把傳統繼承下來。”[9]1964年，時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的陶白對周良也說過：“傳統書不能丢掉”，“舊的不能不要，不然怎麼繼承傳統，形式也繼承不了。内容也有好的，好的要繼承。有一股風，要心中有數，要頂得住。有的時候可能會矯枉過正，傳統中總有兩個部分，為什麼精華和糟粕要一起丢掉，這還是不是馬列主義？”
從這些言論中，我們反對來解讀就不難發現當時在戲改過程中确實存在着一批極左幹部，他們掌握着行政權力，粗暴地對待傳統，一些地方文化幹部甚至置文化部政令于不顧而随意“禁戲”，這當然是我們今天所要批判的。但同時不能忽略了在當時的環境中田漢、周揚、張庚、陶白、周良等幹部以及潘伯英、唐耿良等評話家的“糾偏”努力。無論是他們在大環境中的呐喊和謹慎的言論，抑或是迂回地實踐，都表明了他們堅守傳統的态度，這是我們不能否定和無視的。
新文化運動以來，尤其是“文革”十年，部分激進的國人對于傳統進行了猛烈抨擊。傳統評話自然也有它的兩面性。由于評話是一門隻說不唱的藝術，這讓它在唱片機初興的年代，明顯遜于彈詞；由于評話的題材限制，也讓它在争取女性聽衆方面落後于彈詞。但這并沒有使得評話走向沒落，所謂的衰落不過是相對而言。然而另一方面，建築在中國傳統社會基礎上的傳統評話，在社會結構改變之後顯然與社會不相适應，“十七年”戲改對傳統評話的影響已然形成，而當曆史走向改革開放後，一方面人們再難重拾傳統評話，另一方面傳統評話又與高速發展的中國不能相适應，這不能不說是兩難的境地。今天當我們想恢複評話往日風采之時，應該看到評話需要革新的一面。正如陳雲所講：“搞新長篇很不容易，隻要不是烏七八糟的東西，就要扶持一下，使之逐步提高。過去一些傳統書翻來覆去聽不厭，現在的生活節奏快了，不能完全按過去的标準要求。”[11]當然，在改革、創新時我們并不能離開傳統，“評彈仍然應該是評彈。評彈藝術的特點不能丢掉”，[12]否則将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如今當我們重提傳統時，實際上傳統已經變得面目全非，本真意義上的傳統已經接受過改造而成為新的傳統，所以人們繼承的隻能是後者。然而我們并不能認為“回到‘十七年’”就可以了，因為後者之中包含有“左”的錯誤，以評話為例，因了時勢需要而産生的新評話，忽視了評話固有的創作規律、演出規律，這是我們應該防止和避免的。惟其如此，繼承傳統才不會變味和走樣。
參考文獻
[1]周良：《伴評彈而行》，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25頁。
[2]陳雲：《陳雲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補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3頁。
[3]陳雲：《陳雲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補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95頁。
[4]周良：《伴評彈而行》，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24頁。
[5]金聲伯、劉家昌：《紅木家具拆開當柴片賣》，見《評彈藝術》第38集，内部印刷，2007年，第67頁。
[6]周良：《伴評彈而行》，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19頁。
[7]《正确地對待祖國的戲曲遺産》，《人民日報》1952年11月16日。
[8]《記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戲劇報》1957年第9期。
[9]張庚：《開放劇目與推陳出新》，《戲曲研究》1957年第4期。
[10]轉引自周良：《伴評彈而行》，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25頁。
[11]陳雲：《陳雲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補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26頁。
[12]陳雲：《陳雲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補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76頁。
（作者：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責任編輯/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