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光裕公所的成立，還有一個傳說。乾隆下江南來到蘇州，就叫侍人去找說書人，當時叫來的是彈詞名家王周士。那天天色已晚，乾隆命他彈唱，但王周士隻是默不作聲，乾隆大惑不解，問其故，王周士說，臣所執行業雖然低微，不足道哉，但是我們的習慣是坐演唱的，而且還要彈奏樂器，站跪都很難進行。乾隆聽了，就賜給他一個蒲團，王周士這才坐下來彈唱。乾隆覺得這種民間說唱頗有趣味，一時興來，就賜王周士七品冠帶，令他随駕北去。經過這次“禦前供奉”，蘇州評彈身價百倍，從學者蜂擁而至，那個賜坐的蒲團也被沿用，美其名曰“君墊”。王周士到了京中卻過不慣官場酬酢的生涯，沒多久就稱病告假回鄉，在觀前宮巷第一天門玄壇廟東創立了光裕公所。
作為業緣兼具地緣的同業組織，光裕社和這一時期的許多公所組織一樣，帶有明顯的排他性。比如限制“外道”（光裕公所成員對未加入該社藝人的稱呼）與女藝人在蘇州的演出。在成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光裕社在蘇州有着很大的影響力，這種排他性不難實現。據傳，同治年間，蘇州胥門外鳳池書場場東王松濤，請了兩個女藝人演出，光裕社社員加以抵制，相約不到該書場演出，導緻鳳池書場請不到說書藝人。後來，王松濤捐出土地一方，作為光裕公所重建的基地，才算了事。
清末民初，在大變革時代背景之下，光裕社接受了一定意義上的現代文化的熏陶和影響，為了使自身能夠順應時代的潮流而得以長期生存和延續，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進行自我調适。
早期光裕公所采用了當時較為流行的司年、司月制度，由藝人中産生若幹司年董事和司月董事來管理。司年每年一換，決定比較重大的問題；司月每月一人，輪流值月，負責一些具體工作。後來，司年、司事由抽簽改為推選，成員共同推選出有聲望的藝人擔任司事，并且任期延長，不再按時輪換。1912年，司事制改為會長制，正副會長下設會計、幹事等職，分理其事。第一任會長為王绶卿，副會長為王效松。北伐以後，光裕社又将會長制改為委員制，除正副主委外，還有七個委員。社務不論大小，一律公開。後來由于在上海演出的藝人日益增多，又在上海設立分社，便于社員之間的聯系和就近開展工作。
1907年，光裕公所在沈友亭等人的主持下，創辦的一所名為“裕才初等小學堂”的四年制學校，興辦人是沈友亭、王祖仁、金桂庭等，并由王祖仁擔任第一任總理（後改稱校長），協理為王秋泉、朱耀庭、張福田。繼任校長分别為王鳴臯、許文安、王菊村、朱文達等。裕才小學的經費，“由社員擔任，并不外募”。裕才小學直到抗戰爆發之後才停辦，持續了三十餘年，包括魏钰卿、朱介生、薛筱卿等在内的很多評彈藝人少年時期都有在裕才小學求學的經曆。這對提高評彈藝人的文化水平，起到了較大的作用。
1910年，光裕社在許文安、朱耀庭等人發起下，建立起一個社員福利組織——益裕社，規定參加益裕社的人，定期繳納一定費用。藝人死後，其家屬可向益裕社領取喪葬費、撫恤米和撫恤金。另外，益裕社還規定每年開獎兩次，以存款的利息充作獎金，頭獎可得小洋六十角（約五元），用這種辦法激發社員加入的積極性。這一時期的評彈藝人大多沒有積蓄，一旦演出暫停，很快就有可能會直接面臨生存困境。益裕社的這些規定和方法，實際上幫助藝人養成了存錢的習慣，使得遇到突發的變故和不幸，藝人家屬不至立刻面臨經濟上的窘迫。
另外，這一時期的光裕社積極參與到社會公益事業中，通過定期或臨時舉行“會書”活動，光裕社進行募款，将所籌得善款捐贈給需要的群體或事業，比如助軍、赈災、修建膠濟鐵路等。20世紀以後，在财力所及的情況下，光裕社在不同領域參與到社會公益事業中，成為凝聚藝人、溝通藝人與社會、協助政府穩定社會秩序的角色，對于促進民國時期的社會穩定貢獻出了一定的力量。
鴉片戰争之後，上海開埠，後又設立了租界。在短短數十年中，上海取代了蘇州，而一躍成為江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這也為評彈的傳播與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而同一時期的蘇州，卻屢遭兵火的蹂躏，這自然影響到了評彈在蘇州的發展。在蘇州作為評彈中心的年代，控制了蘇州評彈市場便可實現對評彈業的控制，但上海書市發展并最終形成另一個評彈中心之後，勢必改變光裕社在評彈行業的地位。
1912年前後，光裕社發生分裂，部分受到排擠的中年藝人成員宣布退社，與一些“外道”藝人聯合，在上海成立了潤餘社。1916年，光裕社發生了第二次分裂，又有一部分受到壓制的藝人退出光裕社。他們聯合一些“外道”，在上海成立了另一個評彈藝人的行會組織——同義社。對于潤餘社和同義社的成立，光裕社自然反對，但也無可奈何。從此以後，評彈藝人便分成“蘇道”光裕社和“海道”潤餘社兩大派别，雙方長期對立。
民國時期，女性地位提升，使得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社會，從事各種行業，與男性分庭抗禮。到二三十年代，女藝人或與自己的父親、丈夫組成男女檔，或與母親、姐妹組成女雙檔，甚至直接由自己單檔演出。這些不同于傳統的演出形式一旦獲得演出機會，自然因為新鮮感受到觀衆歡迎。光裕社想要繼續抵制女藝人，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1934年，蘇州當局認可了女藝人登台演出的權益。不僅如此，當年年底，錢錦章、朱雲天等去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提出申請并通過，遂于1935年，在蘇州發起成立了另一個評彈同業組織——普餘社，社址在蘇州太監弄吳苑茶館。普餘社主要發起人有錢錦章、王燕語、林筱芳等，這些人原均為光裕社成員，隻是因為與妻搭檔演出，觸犯光裕社社規而退出或被開除出社。
除了來自“外道”的挑戰之外，光裕社自身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首先，光裕社内部成員之間産生了不小的矛盾，部分有名望的藝人長期擔任領導職務，在内部搞小團體，壓制新生力量，造成成員間的派别對立。這直接導緻了一些藝人退社加入其它組織。其次，民國中期開始，物價飛漲、社會環境不穩定，光裕社在經費上越來越吃緊。許多藝人不願再受光裕社社規的束縛，藝人不參與年終會書的事情時有發生。光裕社無法兌現某些應給與藝人的福利，裕才小學堂因缺少資金故教育質量下降，導緻惡性循環。另外，光裕社在學藝和出道方面的傳統，也漸漸失去效力。社中一些演出業務不佳的社員，把說書技藝傳授給自己的妻子、女兒，或者私下收女徒弟，或者與“外道”女藝人合作演出。由于拜師所需的費用很高，到了評彈日趨商業化的民國中期，拜師出道的方式淪為隻要徒弟有錢，今天拜師明天便可出道，于是産生了濫收徒、濫出道的現象。
民國中期的光裕社，一方面遭受到來自于外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另一方面，其内部也面臨着資金缺乏、人心渙散、社規無法繼續執行的局面。這些因素造成了光裕社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的嚴峻形勢。
1945年抗戰勝利後，滬蘇兩地國民黨當局以同一行業不得有兩個團體的規定為由，勒令光裕、潤餘、普餘三社合并。三社各派代表協商，遵令合并，共同組成新組織“上海評話彈詞研究會”。當時的報道認為此舉乃是“光裕社統一江山”，實際上，由于和普餘社、潤餘社合并，同時也吸納了二社的女藝人，光裕社所長久以來堅持的非蘇籍和女藝人不得加入的傳統自然被放棄了。至此，曆時三十餘年，在各種力量的影響和改造下，光裕社終于完成了近代化轉型，從一個傳統的同業公所轉變為具有近代特征的社團組織。
然而曆史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1949年後光裕社逐漸被新政權下其他同業組織所取代，曆史沒有留給它太多發揮作用的時間。縱觀民國初年到1945之間的近四十年，光裕社的近代化之路如同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縮影，在革新和守舊的力量交替作用下，顯得頗為步履蹒跚。
（作者單位：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評彈文化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