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6年9月，來啟明茶社聽相聲的觀衆發現，茶社裡出售的除了茶水、點心，還多了一本名為《長春》的畫報。翻到封三，在出版信息中可以看到，畫報的全名為《長春遊藝畫刊》（以下均簡稱“《長春》”），由“長春遊藝畫刊社”出版發行。該社社長、編輯、發行人均由一人擔任。這位報人就是年輕的相聲演員孫玉奎。他曾在回憶文章中寫到：
“常連安是啟明茶社老闆，他的班社，名‘長春社’。我與他和侯一塵商議，以‘長春社’名字，辦一個刊物《長春遊藝畫刊》。這個刊物公開發行，除了在啟明茶社賣，還在南柳巷報刊發行部賣。”②
孫玉奎自述1939年開始随于俊波學習相聲，1945年5月由于俊波介紹正式進入啟明茶社。由于他讀過私塾，還曾在多家報館和印刷局學徒和工作，做畫刊編輯工作自然是不在話下。有趣的是，當時期刊中還刻意回避他相聲演員的身份，稱其為“文學家”。由于文化水平相對較高，孫玉奎受到常連安器重，1945年9月起還安排他負責娛樂稅和印花稅，并為其增加了“份兒”。這樣看來，孫玉奎當時是常連安班社中的“員工”，負責《長春》的編發，而畫刊“幕後”策劃和投資人必然是常連安無疑。孫玉奎出任社長和編輯，是出自常連安的安排，這也體現了常連安的知人善任。
圖1《長春》創刊号封面，封面人物是常寶堃領銜的“兄弟劇團”主要成員：前排：方萍、趙佩如、楊玉華、陳亞南、新小芳；後排佟浩如、沈君、常寶堃、陳亞華。圖2常連安曾使用過的大闆，上面可以看到“長春社”字樣。（圖片來自網絡）
圖3“長春社”在《長春》上刊登的廣告之一。
圖4“長春社”在《長春》上刊登的廣告之二，當時尚無“曲藝”一詞，均稱為“雜耍”或“雜技”
圖5常寶霖（二蘑菇）、常寶霆（三蘑菇）表演《摩登舞》劇照，載于《長春》第3期封面。
圖6常寶華（四蘑菇，左）劇照
圖7小安堂廣告之一，見《長春》1946年第3期。廣告語為“有健全的腸胃就有幸福的生活”。那麼新的問題又來了，既然常連安創建的是“啟明茶社”，為何又取“長春社”之名呢？這看似簡單的名稱變動，背後大有學問。筆者認為這一變動充分展現了常連安構建相聲“商業帝國”的願景。需知，“長春”一詞對曲藝對相聲而言，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民間曲藝藝人組織即稱為“長春會”③，江湖術語稱相聲亦為“團春”，“春”即是相聲。“長春”之名，或許飽含着常連安對于相聲興旺長久之希冀，同時也可理解為他對于家族事業的期許。通過對現存民國報刊的檢索可以發現，“啟明茶社”這一名稱至遲從1941年起一直使用，至1946年發生了變化，“長春社”的名字開始見諸報端。（圖3、圖4）由此推斷，長春社并非與啟明同時成立，而是在約1946年定名。此時，經過前期積累，無論資金、演員陣容、社會影響等各方面，常連安均已擁有相當的資源和實力。當謀求更大的發展時，“茶社”反而使人有“龍困淺灘”之感，經營上受到種種制約。建立“長春社”，使常連安先生領導的“後台”能夠以表演團體的身份獨立出現，直接承接各類表演業務，登上更大的舞台，擁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啟明茶社”則退居其次，成為“長春社”的一個演出場地，稱為“長春社啟明茶社”。包括《長春》畫刊，也屬于“長春系”的組成部分，是長春社的“官媒”。因此，對演出團隊獨立命名，更多出自經營發展的需要。如果不是時局變化，也許會是“長春”而非“啟明”的名字流芳後世。
二
在1946年10月出版發行的《長春》的第2期顯要位置，刊登了這樣一則“緊要聲明”：
“……惟有一般讀者對本社情形多不明了，認為長春遊藝畫刊社與長春遊藝社有密切關系，實屬錯誤。查長春遊藝社系經相聲藝人常連安主辦之雜技社，本社系經本人以合法手續呈請備案，純為負責輿論報道，與長春遊藝社毫不發生關系，希各界閱者注意為要。長春遊藝畫刊社社長孫玉奎啟”
這則聲明俨然擺出了“同姓各家”的态度⸺此《長春》與彼“長春”不是一回事，這與前文引述的回憶文章可是“猴吃麻花⸺滿擰”，卻同出自孫玉奎之手，其中必然有一個說法“有詐”，需要我們進一步探尋真相。
目前可查的《長春》共有十期，其中第9-10期為合刊，第1-4期于1946年發行，第5-10期于1947年發行，每期中關于常氏家族成員和長春社主要演員的報道都會占一版到兩版（圖5、圖6）。再看商業廣告，十期《長春》中廣告商家頻頻更疊，但雷打不動、期期不落的有兩家：一是長春社，一是小安堂。《長春》第3期還曾用半個版面為小安堂刊載了一篇“軟文”：“二蘑菇改行了：組織小安堂，專賣安胃丸”，或可推知小安堂藥店也是常氏的家族産業。（圖7、圖8）《長春》為常氏産業和長春社宣傳可謂不遺餘力，如果真的“毫不發生關系”，為何對長春社如此“情有獨鐘”呢？另外，小安堂的廣告又提供了另一确證，該店地址先在報子街，後遷至緊鄰啟明茶社的西單北大街辟才胡同83号，而辟才胡同83号也正是長春遊藝畫刊社的地址。④由此可以斷定《長春遊藝畫刊》确是常氏的産業，《長春》的名字就來源于“長春社”。
既然此《長春》即是彼“長春”，為何還要發出這樣一則聲明呢？筆者揣測，原因可歸納為兩點：對外而言，給予《長春》獨立的地位，便于聯系業務，更避免了長春社“王婆賣瓜”的嫌疑，可以名正言順地展開宣傳。在《長春》上，除了自家的商業廣告，還有長春社的演出和演員推介，甚至于不時曝光一些八卦新聞來吸引眼球，例如“常連安南來順被包圍”“蘑菇公司開會讨論革新方案”“一封情書韓飄寄，倒叫老三費琢磨：三蘑菇不了解韓小姐的心情”“白全福販金記：金子沒賺兒，反賠了報錢”“王世臣喜慶小登科，周金蓮重鎖眉頭怨：張秀英女士鸠占鵲巢（附照片）”等。由于編輯即是“長春社”成員，獲取這種“内部消息”尤為便利，借此提高演員知名度，同時吸引觀衆、擴大影響。
另一方面，《長春》還肩負着輿論監督的職責，而這裡所說“輿論”主要是對内，即對長春社藝人的批評。一些批評言辭犀利，醍醐灌頂。現在看來，這樣的批評極有可能就出自班社管理者常連安之口，是出于對年輕人的“愛之深、責之切”，但卻通過《長春》表述出來，自有更深用意：一方面，畫刊地位獨立，作為媒體從客觀角度介入，較面對面批評更為柔性，有效避免直接的矛盾沖突；另一方面，通過畫刊公之于衆，引入了社會公衆監督，警示教育自然效果更佳。
三
《長春》為我們了解常連安和長春社打開了一扇窗口。長春社當時吸引了大批文藝界知名人士，包括溥儒、徐昌霖、謝添、白光、石揮、宗維慶、裘盛戎、言菊朋、言少朋等都是啟明茶社的常客，他們與常連安等相聲演員交往甚密，在畫刊中都曾有所報道，溥儒和于非闇還為《長春》題寫了刊名。⑤而且這本刊物出現在啟明茶社内，也側面說明了啟明茶社的觀衆群體文化層次相對較高，用相聲台詞講：“讀書人居多，識字人居廣。”隻有這樣，期刊才會有受衆和市場，并且進一步證明了“長春社”着力淨化舞台、銳意創新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社會效果。
還有關于啟明茶社成立時間的問題也曾存在不同觀點，一般認為，啟明創辦于1938年，于1940年改為相聲大會。⑥而《長春》則給出了不同答案。1947年1月出版的《長春》第7期中，刊發題為“長春社‘啟明’茶社六周年紀念全體藝人假長安大戲院串演提前招待新聞界”的專版報道。由此推斷，啟明茶社正式成立時間或為1941年1月，這個時間自然也被追溯為“長春社”的正式成立時間。現存的其他民國報刊對此也可以佐證，如天津的《遊藝畫刊》1943年第6卷和1944年第8卷對啟明茶社二周年和三周年分别進行了專題報道（注意此時并無“長春社”之名）。二周年的報道即稱啟明為“相聲大本營”，并詳細介紹了啟明茶社主要演員包括常連安、華子元、劉德智、趙霭如、王長友、李寶麒、張傻子（張傑堯）的履曆，關于常連安是這樣介紹的：
圖8小安堂廣告之二，見《長春》1946年第2期，可以看到小安堂主打産品為小安胃丸和小安腎丸，商标為金獅。
圖9溥儒先生和于非闇先生為《長春》題寫的刊名。“……二十八年（指民國二十八年，即1939年）又被約赴新京（長春時稱新京）、哈爾濱等地，二十九年冬，創辦啟明茶社。其人喜交遊，寡言笑，重信用，勤儉增産，頗合新國民之資格。”
同一版面中的署名“逸臣”（應為侯一塵筆名）的另一則報道“啟明茶社二周紀念”也提到：
“按啟明茶社，在民國二十九年，為北京西單商場築成時（民國二十六年即1937年原西單商場因火災導緻焚毀，此處所說的“築成”指大火之後的重建），該場事務所組辦之雜耍場也，約常連安當後台老闆，因入不抵出之故，又由常連安改組相聲大會，從斯日見進步……由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适為第二周年紀念，其間成績，較前尤為優美雲。”
通過上述報道可确認，常連安先生開始經營啟明茶社是在1940年冬，正式改為相聲大會的時間或為1941年1月15日。
六周年紀念是《長春》發行後“長春社”首次大規模演出活動，因而畫刊拿出前所未有的力度展開宣傳工作，演出介紹、演員近期動态和照片等等，不一而足。此次演出陣容強大，彙聚了當時京津相聲界頂尖力量，除了本社的常連安、侯一塵、趙霭如、譚伯如、王長友、王世臣、羅榮壽、趙春田、黃鶴來、常寶霖、常寶霆、白全福、常寶華、蘇文茂，還外請了侯寶林、常寶堃、趙佩如、李蘭舫、王香桂、關德俊等當紅演員。演出地點也選在了可容納1200名觀衆的著名劇場⸺長安大戲院。現将《長春》刊出的本場演出節目摘錄如下：
黃鶴來、侯一塵全本《門頭溝招親》羅榮壽、白全福、趙春田《四世同堂》常連安、李蘭舫、三蘑菇《文訓徒》王世臣、王長友、二蘑菇《武訓徒》趙霭如、譚伯如《改良雙簧》李蘭舫、趙桂琴、四蘑菇《五子登科》趙佩如、小蘑菇《改良數來寶》侯寶林、郭啟儒《滑稽求婚》四蘑菇反串大鼓《馬鞍山》王長友、侯一塵、常連安、小蘑菇、趙佩如、趙桂琴、譚伯如、李連芳《改良老媽上京》關德俊（助演）“賽活驢”上台父子同台大比賽：常連安、三蘑菇、小蘑菇、二蘑菇、四蘑菇反串文武戲法新奇魔術
顯而易見，節目單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改良”，即改革創新。常氏相聲不率由舊章而在繼承傳統中求新求變的藝術特色，在此時即已形成。
四
當今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所掌握的技術手段、可應用的信息平台，較比《長春》刊行的時代不知超出多少倍。可是，翻閱時下的娛樂期刊，隻有滿版的八卦新聞和明星照片；浏覽各曲藝社團的“官媒”，無論是博客、微博還是公衆号，無外乎“節目單+演出照”，内容單一，傳播效果可想而知。而常連安等前輩早已經意識到，《長春》首先是一本期刊，期刊的宣傳效果好壞取決于受衆，而決定受衆多寡的則是内容。如果僅僅刊載長春社的報道，宣傳效果定會大打折扣，投入和産出相比也得不償失。因此，《長春》被打造成一本綜合性畫刊，定位于“發揚藝術功能，評定藝術價值，提倡正當的娛樂為宗旨”，其中曲藝界包括長春社的動态報道隻在“雜曲”一個欄目之中，此外還設置了論文、戲劇、婦女、婚姻、電影、藝術、文藝、燕市摭談、學府風光等多個欄目，刊登的文章包括散文、新詩、漫畫、短篇小說、科學常識、教育體育、學府風光、影劇新聞及照片、珍奇事物和名勝風景照片、婦女常識等内容。不僅有動态報道，更有評論文章。總體來看，《長春》刊發的文章層次較高，具有進步性，對于宣傳愛國思想、傳播先進文化、弘揚時代藝術、民衆思想解放起到一定作用。
圖10長春社六周年慶典各界來賓題詞。标題由黃鶴來題寫，常連安題詞“大家吃飯”，常寶堃題詞“吃飯難”，常寶霆（三蘑菇）題詞“藝術努力”，當時渴望讀書的幼年常寶華（四蘑菇）題詞“提倡教育”。另有侯一塵、趙霭如、趙佩如、侯寶林、羅榮壽、白全福、王長友、趙春田、陳亞南、譚伯如、孫玉奎、阿雙全、王香桂等人題詞或簽名。對于“長春社”和常連安來說，《長春》的作用顯然更加直接，強化自身宣傳、擴大“長春社”影響自不必言，此外還具有其他三個重要功能：首先是增加收入，開源節流。除了出售刊物所得，更多的是廣告收入，從刊物中的廣告價目表可見。而“長春社”的廣告“肥水不流外人田”，自然就節約了一筆開支。
《長春》并未因自己出自“長春社”就唯我獨尊、一家獨大，而是本着兼容并包的态度，對不在啟明茶社演出的當紅曲藝演員也多有介紹，如馬三立、侯寶林、高德明、李壽卿、小岚雲、闫秋霞、王佩臣、石慧儒、林紅玉等，還曾專題介紹遼甯、山東等外地曲藝演出特别是相聲演員近況，“百花齊放”的宗旨在《長春》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起到了團結曲藝同仁、促進曲藝事業的作用。
《長春》還堪稱傳播曲藝文化和開展曲藝理論研究的先驅。它刊載了一些相聲和其他曲藝形式文本，如“四霸天”（即《馬壽出世》）；刊發了不少理論文章，如“戲劇與相聲”一文提出“相聲是原始的戲劇或者說是戲劇之一種”，并認為“中國劇的原始隻有三種，一是說，二是歌，三是舞，而故事化”等論點，時至今日仍具有借鑒意義。
《長春》的創辦發行是相聲發展史上一大創舉，應當作為常連安的一項功績為世人銘記。早在七十多年前，常連安就已經重視并充分利用傳媒手段，助力相聲事業發展，推動曲藝文化傳播，他的理念是超前的、科學的、有效的，值得後人認真總結、思考和學習。
圖11《長春》1946年廣告價目表，1947年價格又有上浮，畫刊價格也由1946年的300元上調至500元。注釋：
①本文的寫作是基于筆者恩師王祥林先生的提議，在寫作過程中也受到師父的指教。另，除特殊注明外，本文所引圖片均截取自國家數字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中收錄的《長春遊藝畫刊》。
②孫玉奎：《我與相聲結緣》，《曲藝》2003年第7期。
③北京的長春會1940年成立，1946年更名“北平曲藝公會”。參見薛寶琨主編：《相聲大詞典》“北京鼓曲長春職業公會”詞條，百花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頁。
④辟才胡同，原名劈柴胡同，1905年改為現名，位于啟明茶社所在的西單商場北側。
⑤愛新覺羅·溥儒（1896-1963），初字仲衡，改字心畲，自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北京人，滿族，清恭親王奕訢之孫。曾留學德國，笃嗜詩文、書畫，皆有成就。畫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書法，與張大千有“南張北溥”之譽，又與吳湖帆并稱“南吳北溥”。于非闇（1889—1959），原名于魁照，後改名于照，字仰樞，别署非闇，又号閑人、聞人、老非。原籍山東蓬萊，生于北京，自幼得書畫家傳。1912年入師範學校學習，後任教于私立師範校、私立華北大學美術系。兼任古物陳列所附設國畫研究館導師。1935年起專攻工筆花鳥畫。1949年後曆任中央美術學院民族美術研究所研究員、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副會長、北京畫院副院長。
⑥參見薛寶琨主編：《相聲大詞典》“啟明茶社”詞條，百花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頁。
（責任編輯/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