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做好逛地攤的準備，早早地起床，步行到車站，趕7點05分的車直奔龍口市區，下車還要步行兩三裡地才能到市場。好在心情格外好，這點路就算晨練了。到市場後大概有20餘個攤位，賣什麼的都有，我喜歡逛這種雜攤，什麼都可能見到，逛起來才有意思。
還是那位上次我買金鼎商标的老太太，她的攤位上還有那件我不喜歡的镌刻了書法的紫砂器(有民國金鼎商标)，詢問價位老太太居然要價200元。東西是人家的，誰不想賣得高點，即便是攤位不花錢，也得在這兒陪工夫！倒是一個攤位上有文革時期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批判》，品相在七八品之間，要價260元，北京的潘家園比較合理的價位是150元一本，這價太高了，估計不會有人要。不過在龍口這個小市能有文革最重要的《大批判》已然是不錯了。見一個水碗，繪的是一老叟、一頑童，估計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東西，口有兩處“奔”，要價倒不貴，20元，隻是單隻有小毛病，反複權衡後放棄！一個攤位還有一本“文革”中浙江東方紅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十首，手寫體，要價30元，我在潘家園曾以10元購得。這種小冊子有紅黑兩種版本，以我的經驗紅色要少于黑色。這攤位上還有一本20世紀50年代關于末代皇帝溥儀的小冊子，品相不好，封底還少了一塊，要價50元；一攤位上有一種極薄的“大清寶鈔”，不知是冥币否，印刷年代可能是民國的，要價5元一張。
正打算空手而歸的時候，看到一個攤位上有幾件紫砂盆，小巧美觀，要價百元一件。有個小罐類似過去的蘋果尊，确切地說與蘋果尊是有區别的，該算是件小瓷罐。主圖淺绛彩繪的是隻大公雞，它站在一塊巨石之上，并非晨鳴，而像是覓食的動态，羽毛繪得極細，在巨石周圍布置了一棵松樹及花卉，背後是墨書“大吉大利”丁酉年之冬蔣玉卿作，下面有一小方章似“作”字。罐底有“江西瓷業公司”紅款。我見過這種款識，有人說是民國時期制作的，從形式上來看有民國特征，繪的畫面及另一面為墨書字體，也具有民國特征。也有人說是新中國成立以後20世紀50年代制作的，這種說法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依然延續着民國的制作方法。不管怎麼說，确定這款識的年代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另有一件紫砂座，座面正中有“清德堂”方印，該座四足，每兩足之間如意雲頭中間護着一塊貼雕雲頭裝飾，這裝飾極似“寶相花”。仔細觀察，實際是上下左右四個方向都有如意雲頭包裹成精美的圖案，中間還有祥雲的圖案。這種貼上去的裝飾能如此精緻細膩到這種程度，首先是紫砂泥質好，其次是制作者的工藝高超，二者缺一不可，互為存在。我敢說現代工藝很難達到這種水準，特别是用來裝飾一件不起眼的底座，這就是現代人與過去人的着眼點不一樣罷了。我更傾向于這件底座的制作人運用其高超的技藝，對任何不起眼的部位都保持着一絲不苟的精神。這種敬業精神實在令人肅然起敬！無疑這件底座的四個方向的“寶相花”反映出極高的裝飾水準，值得現代紫砂大師們借鑒。
注重細節是當今紫砂領域中最為重要的标準。雖然僅僅是個座，一看就是富貴人家紫砂裝飾的底座，攤主說是茶壺座，我以為絕對不是上面放茶壺的底座。茶壺可以配備茶盤或是茶幾，我以為此件紫砂座該是清末或是民國大戶人家八仙桌後面條案上擺件的座。這件紫砂底座，一看就是上檔次的對象，砂質比起我上上星期六購買的那件民國時期有金鼎商标的紫砂罐泥料要好，更何況清德堂是我以前知道的較有名氣的款識。我朋友老吳手中就有一把清德堂款識的紫砂壺，制作秀氣清雅，是他喜愛并時常使用、把玩的對象之一。如果說清德堂款識是瓷器中的民窯細路，這一說法還有待于進一步考據，我認為這麼說可能低估了其真正價值。俗話說“好馬配好鞍”，倘若真是在這件上檔次的清德堂款識的紫砂座上放置我那把邵景南款，竹溪（吳月亭）镌竹、銘的紫砂壺，該是相得益彰。
數年前我曾購買過一件紫砂座，現代工藝，有三圓腿，座面圓形上面覆滿了“回”字紋，我因喜歡紫砂又喜歡這些排列整齊的“回”字紋，曾以50元得之。而今天這件紫砂座實際成交價是50元，那件“大吉大利”小瓷罐是90元。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俗話說：“貨比貨得扔啊！”那底蘊那包漿，現代工藝的紫砂座和這次購得的物件相比，真是沒有一點可比性，這是人生經驗之談了。
得到的這兩件玩物，即便是上世紀解放初期的小小瓷罐也與我的年齡大緻相仿，起碼在60年以上了，雖然在瓷器裡年代并不算久遠，在新貨作舊橫行的如今已經算是不錯了。更何況那件清德堂款識的紫砂座，沒想到竟然是清中期乾嘉時物，且我見的這兩件清德堂款識的紫砂對象都制作得很典雅，也就是這個小城市的地攤市場才能以這個價格拿下，甭說在北京，起碼在周邊省市這價也得不了。
我曾在住家附近的利康市場内的一家店鋪裡見到一件清同治時的蘋果尊，個頭接近于這件小罐，上面繪的是童子人物，畫工精細，店主開價3000元。當然，我買的這件器物制作的時間要晚于利康市場那件蘋果尊，倘若這件“大吉大利”罐在北京沒有三五百元的甭說話，這就是區域差價，屬正常範圍，得者也并沒有撿漏的感覺。
為了進一步了解江西瓷業公司的情況，我上網查了一下，有篇《價值窪地江西瓷業公司瓷器》的文章，為飨讀者引綴如下：“在宣統二年（1910年）江西瓷業公司就已經正式成立，是官商合辦的股份企業，扛起了‘中國陶瓷史中僅有的一朵複興之花’的稱号，它是取代了禦窯廠的新式窯業，代表着清末民國時期陶瓷業的先進生産力，被譽為‘民國官窯’。江西瓷業公司聘用了大批禦窯廠名匠、名家，在脫離禦窯廠森嚴的等級制度、工藝要求和題材限制的情況下，匠師們可以随心所欲展現自己的風格。1949年江西瓷業公司被景德鎮人民政府當作官僚資産予以沒收，之後改名為建國瓷廠。”這篇文章将我對江西瓷業公司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不少年，也沒想到江西瓷業公司竟然是原來的禦窯廠，它的産品竟然被譽為“民國官窯”，以上都出乎我的想象之外。從我得到的這件蔣玉卿制作的“大吉大利”圖的瓷罐，就可以看出甭管是制瓷，還是繪畫都是一絲不苟，把玩在手中有種油潤的感覺。
從這件清德堂款識的紫砂座那老到的包漿來看，那是時代賦予它的年輪，近300年的光陰将其雕琢成今天的模樣，特别底座四個方向突出于器表的裝飾，精緻無比。用紫砂能制作出如此細膩的圖案裝飾，我以為此清德堂款識的紫砂制品可與後來的玉成窯紫砂款識媲美。那可是一幫文人參與制作的文房紫砂用品。玉成窯被稱為文人紫砂的絕唱，在中國隻要沾上文人二字，似乎制作的器物都小巧玲珑，體現出文人的修養與氣質，這是不容置疑的。文人不僅有修養且肯在自己喜歡的領域裡精雕細琢，肯花費心思，這就是這些對象傳世的價值所在。相信這件底座的上面陳設的一定是件了不起的對象，好馬配好鞍就是這個道理。朋友！您說呢？
（編輯·宋冰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