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增長：1979—2049 年的中國經濟》決審報告

囗陳昕

同意初審、複審意見。

本稿由我所組，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史正富現為複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同時領導着資産數以億元計的投資集團。他是改革開放時代湧現出來的優秀的經濟學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在複旦大學經濟系師從蔣學模先生，打下了紮實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先後獲經濟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後留學美國十年，先後在美利堅大學和馬裡蘭大學攻讀經濟學和社會學博士學位，後獲經濟學博士學位。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近20年投資公司的經營實踐，使他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有着與一般經濟學家不同的認識和見解，不時有理論成果問世。早在1986年，他就與符鋼戰、金重仁合作，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宏觀經濟學專著《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分析》；90年代中後期他又完成了《現代企業的結構與管理》《現代企業中的勞動與價值》等著作。他的這三部著作均由我所組并擔任責任編輯。

2012年7月在一次學術交流中，史正富教授向我談及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一些看法，我聽後覺得其中有不少創新的觀點和意見，于是建議他寫成一部著作出版。8月我參加了他召開的關于書稿寫作内容和思路的小型讨論會，對書稿的寫作思路和内容予以肯定，并希望作者早日交稿，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發展提供參考。10月史正富将寫成的三萬多字初稿交我，我審讀後覺得書稿對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解釋很有新意，但太像一篇研究報告，與著作的要求相差甚遠。于是建議作者充實對中國經濟前30多年發展的論述，尤其是加強與相關國家經濟發展的比較，對後30多年中國經濟的發展補充城鎮化、生态與環境等方面的分析。今年2月作者将改稿送我，全稿共計12萬字。

作者目前主要是位企業家，經營着幾十億資産的投資公司，複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是其兼職，因此，他不可能像大學教授那樣有很多時間集中進行研究和寫作。交來的書稿看上去更像是在口述的基礎上完成的。書稿中盡是口語化的表述，論述中前後重複、語不達意的情況時有出現，數據的口徑與引用也存在偏差，初審和複審為此作了大量細緻的加工潤色工作，使書稿基本上達到了出版的要求。

本稿是一部極具原創力的著作。它以1979年至2049年的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認為中國有可能創造人類曆史上長達70年之久的高速增長奇迹。全書共六章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前三章對1979年至2012年前34年中國經濟增長狀況進行了分析。通過對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分析，指出中國經濟具有增長率超高和經濟波動超低兩個基本特征，創造了高投資、高增長和較高消費水平三者長期并存的超常成就，避免了市場經濟中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作者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能打破常規市場周期的力量，實現超常規經濟增長，在供給方面是“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産生的超強投資驅動力，在需求方面則是由新一輪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通過美聯儲實現的“國際超常購買力”，而根本原因在于，通過改革開放與自主創新，中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維市場體制）。第二部分後三章對2013年至2049年後36年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的圖景作了研究，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國内市場存在着巨大的潛在需求，對生态建設、國土整治、能源資源、人力資本等戰略性瓶頸要素的投入足以替代美聯儲支撐的國際超常購買力；而供給方面隻要對現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進一步的改革，便可以保持超強的投資驅動力，從而繼續保障增長投資支撐。基于此，作者在論證的基礎上提出未來的36年中國經濟平均年增長率可達7%左右。為保證新增長階段超常增長目标的實現，作者提出了打造國家發展戰略基金和建設國家理财體系的建議，并對國家發展戰略基金的投放領域作了具體的分析。最後，作者對中國三維市場體制的内涵和運行機制作了細緻的描述，并對下一步改革提出了具體的設想。

在我看來，這部書稿在理論上的探索引人注目，對中國下一步的改革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下面試作一些評價。

這部書稿是國内少有的對中國經濟作70年長周期分析的著作，特别是書中對2013年至2049年後36年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分析，有助于我們樹立對中國經濟未來的信心，增強對中國道路的自信。一段時間以來，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經濟逐漸失去由美聯儲驅動的國際超常購買力的現實，使很多人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有不同程度的擔憂，甚至有人看衰中國經濟。書稿從常規增長和超常增長兩個角度進行分析，認為雖然推動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内外因素均已發生重大的變動，但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基本性質并沒有改變，即使轉向内生型經濟增長的道路，供給與需求兩方面仍然存在着新一輪高速穩定增長的空間和基礎，進而從消費升級與産業升級，新型城鎮化，生态與環境建設，能源與資源，人力資本與技術創新，國防建設，積累、投資與消費等方面作了詳盡的分析。最終得出，未來36年中國的年均增長率仍将維持在7%左右，而這意味着到2049年，假設同期美國經濟年均增長仍保持在2%的水平，那麼人民币與美元即使按5∶1的彙率計算，中國經濟的總量也将達到美國的3倍多，而人均GDP，按中國人口15億、美國人口3億計，中國大約是美國的70%強。

書稿還對中國經濟1979年至2012年前34年年均高達9.98%的超常增長速度作了系統的分析，探讨了導緻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比如，作者指出，在需求方面，由于中國比較堅定地擴大對外開放，特别是加入WTO，全面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持續穩定地提升了國際貿易規模和貿易盈餘，用國際市場的有效需求抵消了國内需求的不足，從而在前34年形成了很大一塊超常購買力，産生的中國經濟的年均超額增長約為2%。書稿還進一步分析，超常購買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依賴于美國家庭的儲蓄赤字、産業的貿易赤字、政府的财政赤字，這三大赤字的背後則是美元的過度發行。關于2008年肇始于美國進而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西方社會一直指責是中國經濟失衡所導緻的。書稿說道，過去30多年中美兩國同時實行了不平衡的發展戰略。中國追求的是不平衡的高速增長，特征是所謂的“三低三高”，即“低工資→低消費占比→低内需市場，高投資→高增長→高外貿盈餘”；美國則是維持不平衡的赤字經濟運行，即“低投資→低增長→高外貿赤字，高資産泡沫→高消費→高家庭赤字”。中美兩國的經濟發展無意中形成了互補性戰略配對，各自均以對方為依存，缺一不可，其長期後果則是兩國乃至全球經濟的失衡。作者還進一步指出，世界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将取決于中美兩國戰略與模式同步轉型能否成功。應該說，這一關于世界經濟失衡原因的分析是比較客觀和公允的。

對于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社會上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有人認為是壓低消費的原因，有人認為是依靠過度投資所緻，還有人認為是中國人口紅利的結果，等等，不一而足。書稿對這些說法也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回應。例如，對于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原因在于高投資、高浪費與犧牲消費的誤解，作者指出，在過去34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高GDP增長、高投資增長與高消費增長是同步發生的。這一期間中國GDP年均增長9.98%，投資年均增長10.92%；而消費年均增長同樣高達9.15%，即使按人均消費增長計，也達到年複合增長率7.99%的高水平。這一速度在世界經濟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成就。之所以人們把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原因誤以為是犧牲消費，在于他們把GDP中的消費占比和消費水平兩者混淆了。書稿分析到，中國GDP中的消費占比前34年中平均為59.56%，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通常在75%以上，由此看來中國的消費占比确實比較低，但消費占比低并不等于消費水平低。因為還有更加重要的一面，消費占比較低意味着投資率較高，投資規模較大，而投資規模較大則帶來較高的GDP增長率；在GDP增長快速的條件下，即使消費占比較低，它所對應的絕對消費水平也可能是快速增長的。相反，如果中國前34年的消費與投資占比像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那樣變為消費占比75%，投資占比25%，那麼，中國的消費水平就不會是現在的年25萬億元，而是降為18.75萬億元。這就是說，就中國過去34年的情況而言，較低消費率與較高投資率帶來的是消費水平的高速增長，而如果采用相對較高的消費率與較低投資率所導緻的則可能是較低的絕對消費水平。作者的這些分析充分體現了投資、增長與消費之間相對比例與絕對水平的辯證法。

在對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現象作分析和預測之後，書稿認為，中國式超常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成功地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政府與企業兩大主體構成市場經濟的主軸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包含了戰略性中央政府、競争性地方政府和競争性企業系統的三維體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戰略領導力、地方政府的發展推動力與企業的創新活力有機結合的新型經濟制度。在這樣一個三維架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競争中的企業着力創新、謀求發展，是資源配置的微觀主體；競争中的地方政府通過招商引資等多種方法構造了可持續的“投資激勵體系”，降低企業投資創業的成本，從而提高企業均衡投資水平，并通過提供類似“總部服務”的職能幫助企業突破部門官僚主義的障礙，造就了中國經濟的超強投資驅動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的基礎上，一方面總攬全局，把握發展與穩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的契機，審時度勢地果斷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為中國經濟高投資和高增長創造了額外的市場機會。作者進一步指出，正是這樣一種中國體制産生的超強投資驅動力和國際市場的超常購買力，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得以避免常規市場經濟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在1994年後的20年中持續高位運行，創造出超常規增長與超低經濟波動并存的奇迹。書稿還分析了中國三維市場體制的四大支柱：（1）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競争，形成三大主體；（2）國有企業的資産資本化，形成國有經濟的戰略制高點地位；（3）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級資産負債管理體系，形成超越西方公共财政的複合型國家理财體系；（4）通過國家頂層發展戰略、中期發展規劃與産業政策和短期宏觀調控相結合，形成分層整合的國家發展管理體系，從而超越西方常規市場經濟中的被動式宏觀幹預。中國三維市場體制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逐步演化成形的，它還不盡完善，存在諸多嚴重的問題，如所有者缺位與壟斷經營、收入差距過大與收入分配不公、政府規模過大、市場失序、官員腐敗、環境污染等，書稿并不回避這些問題，但認為這些問題或是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伴生現象，或是經濟運行的内生結果，轉向英美式的常規市場經濟也難以避免，隻能通過自主、持續的制度創新，對三維市場框架進行累積性的組織優化與流程再造加以解決。

如何看待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是這些年學術界争論比較多的一個話題。由于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我們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全能政府導緻的經濟效率低下、官僚主義盛行使國民經濟産生了嚴重的問題，甚至一度瀕于崩潰的邊緣，由此我們走向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變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實行簡政放權，努力轉變政府的職能和行為。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曆史進步，當然，政府職能的轉變仍在改革過程中，還需要不斷地加以深化和推進。但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否如西方主流經濟學所言，僅僅限于保護産權、解決市場的外部性問題、提供公共品和維護法制環境呢？書稿的結論則不盡相同。作者認為，政府對市場經濟活動的積極引導和推動是中國經濟最近30多年超常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書稿對地方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作用的分析。作者指出，中國的地方政府與許多市場經濟國家中的地方政府不同，具有雙重屬性，它們不但是“政府”，還是内生于經濟系統的經濟主體，具體體現于：分稅制使地方政府成為本地區經濟剩餘的分享者，因而産生了推動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着廣泛的競争，競争産生了進步的壓力；中央政府給予地方政府比較廣泛的政策制定與執行自主權，加之國有資産、土地升值、地方融資平台等使地方政府擁有操作經濟發展的資源；地方政府在管理地方經濟的過程中，提高了管理與調控地方經濟的能力。在分析地方政府追求發展的動力時，作者指出，1994年以後實行的分稅制，在制度層面比較穩定地建立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分享稅收的運作方式，使地方政府有了比較穩定和清晰的預期，産生了來自體制内強大而持久的追求增長的動力。作者還提醒我們重視張五常教授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關于“稅”與“租”的論述：“在經濟學的傳統中，說争取最高的稅收必遭批評，但說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則往往被認可。真理是，有經濟效率的土地使用，租金一定要算，不管是由土地所有者還是由政府收取。”作者認為，中國地方政府收入中有一部分不是“稅”而是“租”，不僅很好地解釋了地方政府分享轄區内企業收益權的合理性及由此産生的動力，而且對于我們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地方政府的雙重屬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書稿不僅對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作出了理論上的貢獻，提出了三維市場體制、競争性地方政府、超常投資力、超常購買力、1.5次收入分配等重要的理論概念并加以論證，而且對中國經濟未來的改革發展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建議。例如，為了尋找未來36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内生的、有效的、足以替代通過美聯儲實現的超常購買力，作者提出設立綜合性的、高達數百萬億元的國家發展戰略性投資基金，實施對生态資産與戰略性資源的長期投資，為常規市場運行注入超常購買力，建設并運營最終形成的國家發展戰略性基礎資産。作者還從南疆資源綜合開發、西部調水、能源結構轉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以及人力資本積累等方面研究了國家發展戰略基金可投放的領域及可能形成的戰略性資産。此外，作者還對基金的結構、資金的來源和募集、管理團隊與激勵機制、投資決策與項目咨詢制度、投資回報預期等作了初步的設計和分析。又如，在論述中國未來的經濟體制改革時，作者也不僅僅是對三維市場體制的四大支柱、比較優勢、存在的問題等作出分析，還對三維市場體制下一步的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提出了建議，包括國家基本體制的改革、政府組織優化和部門整合、建立與改善複合型國家理财體系、政府業務模式的流程再造、政府部門的人事改革等。

作為一本直面中國當下經濟制度運行機制的探索性著作，書稿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加以解決。比如，書稿對中國貨币金融領域的變化與運行基本沒有涉及，因此，在分析政府複合理财時，雖然簡要地闡述了資産與負債匹配的原則，但未及梳理與分析中國政府資産負債管理的現實狀況，也未就政府資産負債管理的體制建設進行探讨。再有，書稿把官員腐敗問題分為五類做了分析，提出了一些獨特的觀察視角，但卻未能對如何治理這些腐敗進行探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缺憾，當然這也可能是另一部專著的任務。還有，書稿對三維市場經濟中地方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參與所産生的積極效應，做出了具體的分析和說明，但對其同時存在的負面效應，如公共服務不足、環保不力、親商傾向與公正缺失以及對腐敗的影響等，卻未能一并剖析并提出解決的辦法。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及兩者之間的合理融合是下一步改革的重大問題，有待作出更加完整的理論分析。對于書稿的這些不足，我曾與作者交換過意見，他都認同，但限于時間和精力，一時又無法完善。但退一步想，金無足赤，書無完書，何況這些不足其實正是理論界進一步研究與發展的空間。

在決審過程中，對個别重複之處作了删節，對全稿的文字作了一些改動，對少許叙述作了調整，請照此改正。校樣出來後請送一份與我，并請責編、複審再認真看一遍校樣，以盡量減少現在還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文字不盡通順的情況。也請安排責任校對認真通讀校樣，仔細核對，避免錯漏。出書後請盡快落實中文繁體字版和英文版版權轉讓事宜。

發稿。

陳昕

2013年3月25日

    （作者單位：上海世紀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