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吳海濤
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的建社初期，大部分編輯是來自上海各大書局和解放區的幹部，或是1953—1954年間從全國各地調集的一批專家、學者和優秀教師，他們是新中國第一代教科書編輯。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開始逐漸有一批從高等院校畢業的年輕人進入人教社，在老編輯的帶領下艱苦錘煉，成長為合格的教科書編輯。今天，這些五六十年代的“年輕人”也都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他們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本“教科書”。
其實，不少年輕人最初聽到要來人教社給小孩子們編書，都是不太情願的。大學數學系畢業的饒漢昌就覺得自己是大材小用，北大曆史系畢業的王宏志也委屈得直掉眼淚。但當他們踏入景山東街45号，看到葉聖陶、戴伯韬、呂叔湘、吳伯箫、辛安亭、張志公、陳伯吹這些令人景仰的大專家們都在這裡兢兢業業、無怨無悔地做編輯，當他們得知自己編寫出來的教科書要為億萬中小學生誦讀研磨，也都漸漸踏實下來了。王宏志分在了曆史編輯室。人教社曆史室一向名流如雲，國内知名的隋唐史專家汪籛、王永興，思想史專家邱漢生，宋史專家陳樂素都曾在這裡工作，還有姚湧彬、吳雁南、金堤、王劍英、壽紀瑜、胡文彥、王小曼、陳梧桐、蘇壽桐等，每個人都是學有專長的學者型編輯。老同志們對這個年輕的北大才女都很關照。王劍英先生對于室内堆積如山的藏書十分熟悉，王宏志查資料找不到出處或找不到書，隻要求助他一聲，哪怕登桌椅爬到很高的地方他也一定幫忙解決。年近六旬的陳樂素先生一次看到王宏志在寫稿子，忍不住說你的字得好好練練，說得興起還握住她拿筆的手教她，邊寫邊說，“橫要橫，直要直，不要寫得歪歪斜斜的”。小姑娘對這“手把手”的教學還有些不好意思，小學老師也沒有這樣教過自己啊，今後趕緊練字吧。
人教社一直有“五年也培養不出一個好的教材編輯”的說法，對年輕編輯的訓練一向嚴格，年輕編輯都是在挫折中逐步成長的。進社初，饒漢昌自認為一個堂堂大學數學系高材生編寫中學教科書，應該是手到擒來。編輯室嘗試交給他一項任務：執筆為教材寫一段頗有分量的新增内容，這使他好一陣興奮。沒想到，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寫出的初稿卻在讨論會上被無情槍斃，理由很簡單，中學生根本看不懂，二稿、三稿依然無法通過，他沮喪極了。老編輯這才告訴他：科學理論與中小學教材中的知識是兩回事，教材應該深入淺出地以學生可以接受的方式來介紹一些較深和較新的科學理論，這項本事才是一個教科書編輯需要長期磨煉的。于是，饒漢昌隻好老老實實從頭開始，第一項訓練是回答讀者來信。每年都有大批的老師、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來信就教科書中的某些問題進行交流。饒漢昌每一次複信的初稿總是被老編輯改成“大花臉”，多少讓他有些尴尬。但耐下心琢磨這些修改，又讓他心悅誠服。慢慢的，他意識到這項訓練其實是年輕編輯熟悉教科書内容、一線師生情況和打磨文字的好辦法。和他一樣，幾乎每位初進人教社的大學畢業生，都是從答複讀者來信開始編輯生涯的。另外，老編輯還教他廣泛地積累資料，并做好分類存儲，為教科書編寫打好基礎。平時在報紙、雜志和各類書籍上看到對編書有用的文章、事例、實驗、插圖、習題，他都如獲至寶地扼要摘抄在活頁紙上，這個資料庫後來成為他工作中的“百寶囊”。
俄語教材編輯高宇征回憶，外語編輯室老主任、著名語言學家張志公幾乎就像帶學生一樣培養年輕編輯。他為他們制訂了業務進修計劃，從語言文字、教育理論、教學方法、邏輯學、辯證法，乃至寫字改稿規範都一一具體指導。在他的帶動下，外語室的年輕人掀起了業餘學習的高潮，學修辭、學外語、學教育、學打字、背詩詞、寫文章……為使大家字迹工整，改稿清晰，張志公要求大家要“寫”字，不要“畫”字；塗抹字迹不許露“腳跟”，突“肩膀”；行内寫不下的字、句，寫在近側的外邊，加框拉到位。養成這些習慣實際是練就編輯業務的基本功。五六十年代，社裡經常為青年編輯開設“語文講座”，主講人如葉聖陶、呂叔湘、吳伯箫、張志公、隋樹森、朱文叔、王泗原、張中行、張畢來等，都是業内名家。年輕編輯聽他們講語法、修辭、邏輯知識、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常識，以及編寫教科書的要求和方法等，如同又進了一次大學課堂。
五六十年代的人教社年輕人，都很幸運能聆聽老社長葉聖陶先生的親自教誨。盡管葉老還兼任着教育部副部長的職務，但總會堅持抽出時間審讀當年人教社新編的教科書，每個學科每年至少一本，并提出非常細緻的審讀意見。物理編輯董振邦至今還記得葉老把編輯室的同志們召去他辦公室，大家團團圍坐，聽他一處一處地講解。葉老最強調寫課文要“寫話”，語言一定要用地道的口語。比如物理課本在講誤差時寫“測量的結果不會與真實值完全一緻”，講用量筒測液體體積時寫“視線要同液體相平”。葉老認為，“與”“同”不口語化，這類情況口語中更習慣用的介詞是“跟”。課本中單位換算的習題，原來都用“等于”，如“武漢長江大橋長1670米，等于多少公裡？”，他建議将“等于”改為“合”，理由是：“合”是“折合”的簡稱，既口語化，又比“等于”少一個字。在清楚、準确地表達了意思的前提下，他要求教科書文字要越簡明越好，能少用一個字就少用一個字。這種教科書的文風，也影響了幾代人教社編輯。
經過一段時間的打磨，年輕編輯逐漸上手開始編和寫了，最初是教學參考用書，然後是閱讀材料、編制習題，最後才是教科書的正文部分。幾乎每個人都有第一次上審稿會“被斃”的經曆，讓人戰戰兢兢。王宏志還記得自己寫的第一篇課文是《玄奘》，室主任邱漢生、蘇壽桐組織全室的人讨論，事先将她寫的初稿打印出來分發給每個人。她非常擔心，怕稿子被推翻了，面子上過不去。結果，會上大家基本肯定了這篇課文的内容比較适當，也比較生動、淺顯，雖也提出許多具體修改意見，但她懸着的一顆心終于放下了。當然，他們距離一個合格的教科書編輯還很遠，還需要不斷磨砺。
年輕編輯還要經過的一項訓練就是調查研究。生物教科書編輯葉佩珉在人教社工作54年，她已經記不得自己下過多少次基層。由于生物學課程與農、林、牧、漁等方面的關系非常密切，在起草教學大綱和編寫教材之前，編輯們都要到基層生産單位去調研。五六十年代，老編輯多次帶領生物室的年輕編輯下到生産大隊、生産小隊，與農民同吃同住，并與生産大隊和小隊的幹部，大田生産經驗豐富的農民，隊裡飼養大牲口和豬、羊的飼養員開座談會，或者個别訪問。還有一項最重要的基層實踐是：深入中小學課堂。每新編一本教科書，編輯們總要将初稿拿到北京景山中學、二龍路中學或者豐盛學校等定點的實驗學校試教，獲得課堂反饋的一手資料，之後再修改和完善。那時候，一個年輕編輯的例行工作可能是這樣的：上午騎自行車去學校聽實驗教師的一節課，之後和老師讨論這節課的得失，分析原因，初步提出修改教材或改進教材的建議。下午回到社裡，向老編輯彙報并聽取他們的處理意見。第二天早上，到了學校先将老編輯的意見轉述給老師，确定當天上課的注意要點，接着繼續聽課、讨論。到了學期末，在老編輯的指導下，年輕編輯還要為學校編制測試題目，統計整理數據，收集學生作品，為實驗研究獲得各方面的材料。通過參與這樣的教學實驗和教材研制工作，年輕編輯經曆了教育科研的全過程，取得了課堂教學的經驗，掌握了以科研為依據并密切聯系實際的教材編寫方法。
這些五六十年代的“年輕人”，到了八十年代大都成為各個學科編輯室的專家、社級領導，甚至成為全國學科教育的領軍人物。時光荏苒，歲月不居，當年的小夥子、大姑娘今天都是耄耋垂老、皓首白發。但那個火熱年代的青春記憶，那些同大師們朝夕相處的日日夜夜，都是他們一生的财富，也構成了人教社曆史畫卷中搖曳生姿的别樣一章。
（作者單位：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