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系統總結“包公杯”在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方面的經驗，進一步擴大廉政文化建設與曲藝主題創作相結合的學術成果，2018年7月8日于合肥舉行的第五屆“包公杯”——包公廉潔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研讨會上，筆者回溯了運行近10年的活動所凸顯的三個方面特點。一是大課題、高規格。站在國家和民族的層面，策劃實施反腐倡廉與說唱藝術相融合的國家行動。用以笑“觸”心靈的方式，倡行廉潔文化，涵養文化土壤，獲得了良好效果。2009年6月30日，“包公杯”全國反腐倡廉曲藝作品征集活動新聞發布會在北京新聞大廈召開。時任中國曲協分黨組書記的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姜昆出席會議并講話，時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曲協主席的著名評書表演藝術家劉蘭芳特意題詩祝賀：“安徽自古出大賢，劍膽琴心包青天。仁義禮智信勇孝，中華美德代代傳。”合肥市委、市紀委領導出席并講話。在京的30多位曲藝名家，40多家新聞媒體包括主流網站的記者出席會議。由此拉開了廉政文化與曲藝藝術攜手共建的文化品牌“包公杯”的大幕。二是多曲種、兩繁榮。參加5屆“包公杯”的作品覆蓋了全國80多個曲種。其中北方曲種有相聲、評書、快闆、快書、京韻大鼓、河南墜子、安徽琴書、山東柳琴、徐州琴書、二人轉等，南方曲種包含了諧劇、上海說唱、紹興蓮花落、溫州鼓詞、蘇州評彈、常德絲弦、諸暨鹦哥調和少數民族曲種瑤族鈴鼓等。姜昆主席曾經高興地向媒體宣布：“‘包公杯’已經創造了中國曲協成立六十多年來，在征稿數量和曲種數量的兩個曆史之最。”三是鑄品牌、展成果。經過10年5屆的錘煉和打磨，“包公杯”已經成為在全國具有廣泛影響的廉政文化品牌。中國曲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董耀鵬曾撰文指出：“經過不斷實踐、積累、總結和提升，‘包公杯’已經成為富有地域特色，在全國範圍内具有較大影響的廉政文化品牌，成為深受廣大曲藝工作者歡迎的專題類曲藝創作成果展示平台，成為繁榮曲藝創作和推動曲藝事業發展的重要手段。”
據此，從梳理、歸納和總結經驗的角度，筆者将就“包公杯”在廉政文化和曲藝融合方面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四個維度或者叫特點談點淺見。
一、“包公杯”平台建設方面的創新創造維度
邁克爾·哈耶特在《平台：自媒體時代用影響力赢取驚人财富》一書中表示，在當今市場要想獲得成功，必須擁有兩個戰略資産：讓人欲罷不能的産品和有效的平台。可見，任何一項成功的活動，産品和平台是不可或缺的兩大戰略資源。尤其是創建融合性高端平台，對于聚焦目光、集聚人才、融合資源，擴大引導效應，是可以産生裂變效應的。
合肥是正在建設中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之都。世界第一台VCD、第一台光量子計算機，全國第一台窗式空調、微型電子計算機都誕生在合肥。合肥是全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全國首個科技創新型試點市,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首屆中國相聲節、世界美術大會、世界制造業大會、書法“蘭亭獎”頒獎盛會等國家國際級平台都曾在合肥舉行。在改革開放40年的各個曆史時期，合肥多次成為搭建各類高端平台的載體構建，創新創業就是合肥這座城市的精神基因和文化底色。
從國家視野、地域表達、文化擔當出發，“包公杯”在社會心理服務和廉政文化生态培育方面的理念和創意，得到了中國曲藝家協會的認同和大力支持，雙方緻力于打造一個“大聚焦”“廣覆蓋”“低成本”“易複制”“雙促動”的高端文化平台，用平台聚焦國人目光，用平台集聚廉政曲藝創作人才，用平台融彙傳統與現代資源，用平台推動廉政文化機制的創新。
植梧引鸾鳳，花香蝶自來。在中央紀委、安徽省紀委的關心指導下，在中國曲協和合肥市紀委等主辦單位的精心策劃、精密組織下，5屆“包公杯”收到全國70多個城市數千名專業和業餘作者的投稿，應征作品累計達到5476篇，創下了中國曲藝史和廉政文化史上單項活動征稿數量之最。大批帶有時代精神的廉政曲藝作品被推上舞台、熒屏、網絡，開啟了廉政文化與說唱藝術攜手創新的嶄新曆程。劉蘭芳、姜昆、朱光鬥、董耀鵬、馮鞏、常貴田、崔凱、黃啟君、刁惠香、馬小平、曲華江、黃群、師勝傑、石富寬、田連元、鞏漢林、郭達、牛群、李金鬥、常祥霖、張志寬、張寶和、崔琦、李偉健、楊魯平、周炜、李菁等衆多曲藝界名家領導以及廣大的曲藝工作者多次參與“包公杯”的活動，為這一平台的不斷自我完善注入了不竭動力，促成了反腐倡廉這項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大課題與曲藝這門群衆喜聞樂見的說唱藝術的緊密融合，為建設優良政治文化，培植良好社會生态，構建反腐倡廉大格局做出積極而持續的貢獻。為當代中國廉政文化建設和中國曲藝發展，鑄留了品牌影響力和文化引導力的曆史坐标。它的創新實踐及其成果，是中國曲藝人和合肥這座城獻給國家和時代的厚禮。
二、“包公杯”引導傳播方面的創新創造維度
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引導權。“包公杯”在堅持思想深度、理論高度、曆史厚度的基礎上，把正确的方向、創作的導向和價值的取向融為一體，把征稿和宣傳過程，轉化成反腐倡廉文化理念的引導傳播過程。10年來，特别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秉持中央關于反腐敗鬥争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包公杯”通過征稿啟事、作品評介、理論文章、評選結果的運用和精心的二度創作全面推廣“包公杯”作品，着力在标本兼治、以文化人方面加大導向和引領，許多作者都是在認真學習中央關于反腐敗鬥争的文件法規和深入生活的基礎上進行創作的。應征作品不僅在藝術上寓“法”于“曲”、寓“情”于“藝”，給人以“樂”的享受、“理”的啟迪。在題材内容上，也反映出了10年來反腐敗鬥争的深刻變化。從扭轉“不貪污、不受賄、喝點小酒不犯罪”（小品《醒酒》）的錯誤觀念，到嚴守中央八項規定、反對“四風”、倡導廉潔從政、廉潔用權、廉潔修身、廉潔齊家、用好執紀監督“四種形态”等豐富内容均可在曆屆“包公杯”應征作品中得到體現。這釋放了廉政曲藝創作的爆發力和廉潔文化的傳播力，在曲藝的幽默诙諧，喜谑誇張中為群衆提供了是非、善惡、真僞的判斷标準，實現了文化浸潤和心靈矯正的持續效應。凸顯出反腐敗鬥争的持續進行在不斷增強人們遏制腐敗的希望和信心，凸顯出廉政文化建設所帶來的清新空氣和良好環境。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國藝術報、中國文化報、中國紀檢監察報、《曲藝》雜志、北京青年報、安徽日報、安徽電視台、新安晚報、新華網、人民網、安徽門戶網、合肥門戶網以及全國30多個省市媒體包括主流網站刊播“包公杯”活動的文章消息等近2000篇（次），實現了“牽動面廣、參與度深，大聚焦、廣覆蓋”的活動本意，在全國範圍内廣泛營造了反腐倡廉的良好文化氛圍。
三、“包公杯”在曲藝繁榮方面的創新創造維度
曲藝作為一種曆史久遠的藝術形式，在當今發展中卻常常受到文本短缺的困擾。10年來，“包公杯”為曲藝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5000多件應征作品和近200件優秀作品有效緩解了曲藝創作的文本危機，“包公杯”許多腳本被搬上舞台，不僅獲得了群衆的歡迎，還推動了曲種的繁榮。在曲藝的藝術審美方面，曲藝作品的當代呈現，應當被賦予更多想象力和帶有隐喻性的審美體驗。“包公杯”許多優秀作品，在承接傳統意義上曲藝美學的同時，力圖用曲藝創新形式和手法來創造一種傳統與現代、風格與流派相融合的新的曲藝視角和精神圖式。比如小品《香煙的煩惱》《局中局》《幸運精靈》《合肥縣令》，二人轉《夜半驚夢》，快書小品《民主生活會》，數來寶《局長的茶杯》《防暑棉鞋》，相聲《尋找純真》《鐵面包公》《特殊關系》《我有底線》《糊塗圈兒》，故事《都是小戲惹得禍》等。這些作品在繼承曲藝精華、彰顯思想張力和生活的精準體驗提煉方面，都暗合了這種新的視角和圖式。較好實現了“雙促動”“兩繁榮”創意初衷。
四、“包公杯”在資源融合方面創新創造的維度
注重廉潔文化的基礎性引領，注意思想道德建設的生活反映，着力激活傳統文化中“廉潔”的基本規範，深入發掘地域曆史文化的廉潔符号，十年來，“包公杯”在資源創新融合和轉化方面取得了有益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曆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們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曆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
合肥是包公的出生地和歸葬地。包公在合肥留下了大量故事和典籍。因此，研究包公文化、融合包公地域資源，是“包公杯”鑄建品牌的天然機緣。在曆史的長河中，老百姓所敬仰的是品行高潔而能垂範後世者，如屈原、司馬遷、包公、海瑞、于成龍、龔自珍、梁啟超、陳寅恪等，他們的形象均長久駐留在人們的精神家園之中。當人們在現實生活和人生道路上遇到困惑時，就習慣性的從中汲取精神資源與力量。“包公杯”着力化臻當代、融合創新，借鑒包公帶給我們的啟示，把以清官文化為代表的傳統廉政文化的核心理念，即清廉、清明、清正及其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規範，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熔鑄其中。使包公這一廉政文化符号和合肥地域符号在“包公杯”活動中起到雙重圖騰效果。增強了廉政曲藝的感召力、鮮活性、大衆性，在擴大廉政曲藝創作影響力方面起到了獨特作用。
五、關于“包公杯”幾點建議
1.關注參與“包公杯”。盼望廣大曲藝作者以高度的國家意識和使命擔當繼續為廉政曲藝創作而努力。繼續為“包公杯”投稿，為中國政治生态和曲藝繁榮繼續做出貢獻。
2.精心打磨作品。不斷提高作品的政策水平和藝術水準。在注意“包公杯”征稿的主題要求的同時，也要注意深入生活，體現曲藝“新、奇、巧”的特點。把“有意義”和“有意思”巧妙嫁接。
3.加強“包公杯”的靓化度。傳播力決定引導力。在未來的組織工作中，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技術，加大“包公杯”宣傳的中央廚房策劃推廣。使這一廉政曲藝品牌顯得更靓，走得更遠。為中國政治生态建設和曲藝繁榮做出新貢獻。
(作者:合肥市政協常委、文史委主任)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