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潛唐莉
［摘要］近年來，通俗曆史讀物暢銷熱潮逐漸消退，曆史類圖書市場面臨讀者群體流失的問題，圖書選題策劃有了新的要求。曆史類圖書的策劃應該利用新的技術手段，把握微觀化的整體趨勢，重點關注私人史、口述史、回憶錄以及具有内在關聯性史料的選題，使曆史類圖書能結合趣味性和知識性，讓知識有趣，讓趣味有深度。
［關鍵詞］曆史類圖書選題策劃大數據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自2005年開始，曆史類圖書成為暢銷書的一大類型。以易中天、當年明月、袁騰飛等人為代表的通俗曆史暢銷書，銷量早已超過了以往正統的史書原典和專業曆史著作，掀起了“全民讀史”的風潮。
然而，2012年之後，由“開卷”統計的年度非虛構類暢銷書前三十名就不再有曆史類圖書的身影，衆多出版社在曆史通俗化的市場趨勢驅使之下，一擁而上地推出的“微博體曆史”、私人品史等所謂“新曆史”圖書并未引發新的讀史熱潮，卻因為質量的良莠不齊導緻市場反響平平。今後，通俗曆史讀物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内容上都将難以為繼，而“大數據時代”（Bigdata）下［1］餘音未了的曆史圖書面臨着信息搜集和處理等方面的新挑戰，在未來的選題策劃上更應把握新的趨勢。
一、通俗曆史讀物暢銷熱退潮
通俗曆史讀物的暢銷與特定的傳播方式有密切關系。以幾個代表人物為例，易中天的走紅是由于電視節目《百家講壇》的推動，它以每天一集的連播形式，很好地控制了叙事節奏，用生動通俗的故事做一種知識交流的嘗試，此後，易中天的《品三國》（上）登上2006年度“開卷”非虛構類暢銷書排行榜榜首；而當年明月使通俗曆史在網絡領域爆紅，《明朝那些事兒》系列也在2008年至2011年大賣；袁騰飛則把趣味化的曆史教學帶到了公衆面前，《曆史是個什麼玩意兒》和《這個曆史挺靠譜》系列不僅代表了通俗曆史讀物的寫作群體範圍擴大，更将讀者群體大大擴大了。
既然曆史圖書的暢銷依賴于某些特定的傳播方式，則必然面臨兩種危機：一是新媒體的出現會逐漸取代舊媒體的傳播方式，依托于新的傳播方式的圖書就會對舊的暢銷書造成沖擊，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微博、微信的出現對傳統電視節目、網絡連載文學的影響；二是同一種傳播方式如果沒有後繼的有潛力的作者和優秀的作品補充，則會走向資源的枯竭。而通俗曆史讀物恰恰在兩個方面均面臨問題。
一方面，微博、微信作為新的交流工具，并且成為“大數據”的信息重要來源之一，在當下人們生活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為了搶占承載曆史故事的新媒介手段，許多出版社希望延續新媒體對曆史通俗書籍的推動作用，策劃出以微博體模仿曆史人物發段子的書籍。以《微曆史》這個書名為例，版本之多讓人驚訝。［2］這些書籍朝着暢銷書的方向策劃卻遠未達到暢銷書的效果，某些書籍形式上确有新穎之處，但新鮮感很快就被撲面而來的大量網絡語言沖淡，取而代之的印象是散亂、沒有系統、缺乏知識含量。
另一方面，易中天等人走紅的原因，除了有效利用了新的傳播方式外，在内容上抓住了三個要點：一是流行語的運用拉近曆史與當代人的語言距離；二是把曆史故事與當下生活聯系起來，以古鑒今；三是故事趣味化，強調與正統的教科書有區别，滿足讀者的“求真”欲望。此後，閻崇年、紀連海、蒙曼、張鳴等人的曆史圖書均取得不錯的市場成績，但除此之外，通俗曆史讀物卻逐漸在通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一些出版社甚至依靠書名、裝幀上的噱頭來吸引讀者的眼球。例如，一本名為《我來剝曆史的皮》的書，封面上赫然寫着：“當曆史遭遇刀子，隐匿千年的非常人、生猛事終于——hold不住了！”又如《燴曆史》一書，大談“狂炒24個王朝不敢示人的隐諱秘聞，全燴205位皇帝偷偷摸摸的私人生活史”，［3］使曆史書籍的廣告堕入桃色小報的路數，在通俗之下變得惡俗了。
因此，通俗曆史讀物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内容上均難以為繼。要探讨當下曆史圖書選題策劃的新出路，必須針對曆史圖書市場新的背景、特征、讀者定位、策劃方向等方面進行研究。
二、曆史圖書分衆市場新變化
就曆史圖書整體市場情況而言，近年來呈現明顯的二級分衆市場。即，除了“通俗曆史讀物”的讀者被定位為大衆讀者之外，“專業曆史著作和曆史原典”的讀者被定位為曆史研究者及版本收藏者（小衆）。因此，從2005年至2012年，大部分出版社的曆史圖書策劃重點在于滿足大衆讀者需求，從而出現為數衆多的通俗曆史讀物。2012年後，随着讀史熱潮的逐漸降溫，曆史圖書分衆市場有了新的變化：
首先，通俗曆史讀物的銷量依靠幾位已經走紅的著名“品史”作者引領，他們的忠實讀者群可以稱為“粉絲群”。這一部分讀者還固守曆史文化讀物的市場，他們與其說是選擇圖書，不如說是選擇作者。顯然，“粉絲群”比原來的大衆讀者群的人數大為減少。
其次，相對固定的屬于小衆的曆史專業研究者。這部分正統曆史研究書籍的受衆數量相對穩定，但他們所處市場背景開始變化，自2014年開始，許多出版社對曆史圖書的策劃不再一味追求“暢銷”，反而不避專業性、學術性，［4］這說明曆史圖書出版方向的改變在于提高整體的文化性，對于之前曆史圖書一味追求通俗化有糾偏作用。
由此可見，曆史圖書市場最為顯著的變化就在于有一部分讀者群體流失了。除了二級分化的忠實的“粉絲群”和相對固定的研究者之外，減少的讀者是介于“粉絲”和“研究者”之間的“曆史愛好者”群體，這個群體原本和“粉絲”共同組成通俗曆史讀物數量龐大的“大衆讀者群”，并把通俗曆史讀物推上了暢銷書的寶座。現今“粉絲”依舊，市場上的通俗曆史讀物卻已經不能滿足曆史愛好者的閱讀需要了，他們自然就流失了。這正是通俗曆史讀物無法繼續保持“暢銷書”位置的原因。
既然有某種熱潮的消退，就必然有其他的出路。曆史愛好者既不像研究者那樣要求曆史圖書的學術深度，又不再認同通俗曆史讀物的知識水平，而是要求趣味性和知識含量較好的結合，在保持趣味性的同時向專業曆史著作靠攏，這就給未來曆史圖書策劃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大數據時代下曆史類圖書選題的新趨勢
圖書市場變化伴随的是策劃理念的轉變。從早年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成為學術暢銷書開始，［5］微觀史學觀念已逐漸深入人心：相對于傳統曆史教科書的宏大叙事，這些書籍在大事件、大人物之外，從一個小的切入點來看社會百态和世情風貌，兼具知識性和趣味性，很能滿足讀者的求真願望。觀念的改變使得近年曆史圖書策劃也着重從細節着眼，也使得《萬曆十五年》從暢銷書變成了該領域的長銷書，更湧現出一批能經受市場考驗的學術著作，如，史景遷的《王氏之死：大曆史背後小人物的命運》［6］，孔飛力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7］，等等。在通俗曆史讀物中也有不少此類書籍，如《曆史藏在細節裡（教科書裡沒有的曆史）》《曆史不忍細看》［8］，等等。
然而，現今出版業正處于“大數據”時代，能用“大數據”來定義一個時代，意味着不僅信息科技、金融、電信這些領域受其影響巨大，文化産業也身處其中。因此，圖書的選題方向僅僅從微觀化、細節化考慮已經不夠了。在“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須用數據說話”的年代，［9］前所未有的海量數據也給曆史圖書選題提供了更多的豐富性和可能性。
其一，私人史、口述史、回憶錄将成為一個大方向。大數據的信息來源的重要部分就是服務器生成的數據，如各類日志、文件、移動數字設備等。也就是說，人類的一切生活軌迹在大數據時代都會得到很好的記錄。一本2014年度廣受好評的曆史圖書很能說明這個問題。英國學者奧蘭多·費吉思的《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10］，記錄了斯大林時代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該書獲得了《新京報》評選的2014曆史類年度好書獎。在後記裡，作者說明了寫作這本書的方法：采訪了一千多人，搜集幾百個家庭的材料。而寫完這本書，一千多人中一部分已經去世了。北大曆史系教授王奇生評論這本書時說：“做曆史研究非常依賴文字材料，依賴檔案館裡的檔案；檔案館總有開放的那一天，隻要沒有天災人禍把它消除掉，它總會在那個地方。但是，曆史的參與者，曆史的親身經曆者是有壽命的。他們很可能再過十年，最多再過二十年，就會離開這個世界。那麼，這一段曆史，沒有他們的參與和記錄，會是怎樣？”［11］
大數據時代對“采訪親曆者”這一材料搜集方式的改變在于困難程度的降低。網絡日志、社交網絡數據，傳感器網絡、視頻檔案等全部會被保存下來，對于寫作者來說，采訪某段曆史親曆者的時間空間限制會逐漸消失。而對于圖書策劃者來說，一方面，信息的搜集成為更加容易的工作，會使私人史、回憶錄成為微觀化趨勢下比較容易被采用的形式；另一方面，更需要編者的眼光，看到究竟是哪些作者在越來越浩大的、越來越容易得到的信息中找到了有價值的部分。《耳語者》的成功在于展現了一種意識形态的形成、發展過程，它是觸目驚心的，也是非常客觀的。它給曆史圖書策劃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模式：1.客觀的成書形式——（比如采訪基礎上的）堅實資料基礎；2.一個核心觀點或主線的提煉；3.這個觀點必須具有時代的意義和言說的價值。《耳語者》的成功模式在未來的曆史圖書中可以被廣泛複制，而在技術上則更加容易實現。
其二，具有内在關聯性史料的選題将成為曆史圖書策劃重點，這也是最體現策劃者能力之處。“大數據”的海量、高速、多樣等特征使得完成一本曆史圖書的基礎不再是統一的不變的信息，而是越來越多的混雜的、多向度的史料。要從大數據中找出有價值的材料，不可能再着眼于事件間的表面的因果聯系，而應關注的是内在相關性，需要的是關聯性思維。［12］史學的發展也會突出這種内在的關聯性，即，将看似沒有直接關系的事物聯系起來，用一種結構主義的方式來解讀曆史，使閱讀的趣味深化選題，是未來的策劃趨勢。
以茅海建的《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一書為例，［13］長期以來談到“戊戌變法”，學人總以康有為、梁啟超兩位當事人的說法為證，但是他們由于有明确的政治立場，因此“他們的曆史叙事中，多有作僞之舉”，而茅海建的書另找角度，通過對張之洞檔案的細緻解讀，使許多表面看來毫無關系的問題得以厘清。畢竟，“曆史的豐富性遠遠超出我們的認知”。［14］而這種對内在關聯性的史料的解讀，建立在“證史”基礎之上，與許多通俗曆史讀物輕浮“論史”不同，它不僅具備學術價值，而且因為材料與問題之間的“距離”能夠引起閱讀興趣，是能經受市場考驗的專業曆史著作，也是未來曆史圖書選題策劃的又一方向。
其三，大數據給不同行業帶來了共同的問題：如何分析數據，如何對大量的、變化着的信息進行智能化處理。對于曆史圖書策劃者來說主要有兩方面要求：一是在大數據的基礎上，利用處理信息的新技術重新認識舊史料。技術基礎上的材料收集變得容易，對材料的解讀卻要求更高。這就要求作者要有敏銳的眼光，找出新的“關聯”的信息，讓解釋變得豐富，而編輯也要具備史學的素養，才能敏感地發現具有新的關聯性的有趣選題；二是要掌握技術的更新，挖掘新的材料。材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礎，大數據的目标正是挖掘海量數據中的價值。
總之，在通俗曆史讀物熱潮消退之後，大數據時代下曆史類圖書選題不僅應該把握微觀化的大趨勢，還應該利用新的技術手段和新的眼光，突出私人史、口述史和能夠反映曆史事件的回憶錄這一大方向，關注具有内在關聯性的史料的選題，使曆史類圖書能結合趣味性和知識性，讓知識有趣，讓趣味有深度，成為曆史愛好者和研究者共同的選擇。
注釋：
［1］大數據（Bigdata），指巨型資料或曰海量資料。傳統數據庫技術無法很好處理海量、高速、非結構化的、多樣的數據集，而基于雲計算的大數據技術可以從形态各異、數量龐大的數據中快速獲得有用的信息。參見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的《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盛楊燕、周濤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2］譬如，《微曆史（1840-1949曆史現場）》，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8月版；《微曆史（1911-1949民國圈子）》，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2月版；《微曆史：老祖宗的人精式生存智慧》，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版；《微曆史·風華唐朝》，中國紡織出版社，2012年5月版，等等。
［3］見貴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我來剝曆史的皮》和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燴曆史》。
［4］王坤甯.學術和曆史類圖書将唱主角.中國新聞出版報，2014-01-09.
［5］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2006.
［6］史景遷.王氏之死：大曆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7］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陳謙，劉昶，譯.上海：三聯書店，2012.
［8］浦澤.曆史藏在細節裡：教科書裡沒有的另類曆史.中國紡織出版社，2013；馬一鳴.曆史不忍細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
［9］徐子沛.大數據.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10］奧蘭多·費吉思.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11］王奇生.搶救鮮活的曆史更重要.新京報，2015-01-07.
［12］劉炜，夏翠娟，張春景.大數據與關聯數據：正在到來的數據技術革命.現代圖書情報技術，2013（4）.
［13］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4］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好書2014推薦語）.新京報·書評周刊，2014-11-15.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華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