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冬，馬一浮與姐姐（右一）一家在杭州延定巷寓所合影
1957年5月，周恩來總理陪蘇聯元首伏羅希洛夫拜訪馬一浮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後以字行，号湛翁、蠲叟、蠲戲老人。浙江紹興人。他生性聰慧，好學深思，秉承儒家正統，生于亂世而不棄文藝。其為學，儒釋道會通一氣，為一代儒宗；其為書，儒家氣象、道骨仙風、禅心佛理融會一爐，為書法大家。
清光緒八年(1883)，舊曆二月二十五日，馬一浮生于四川成都，乳名錫銘，學名福田。父親馬廷培，原籍浙江會稽，時任四川仁壽縣知縣。母親何恭人，出身于陝西丏縣望族，家教優良。幼時，馬一浮在慈親長姐的呵護下，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馬一浮5歲時，随退隐的父親返回浙江會稽老家。9歲時，馬一浮父親聘請舉人鄭墨田來家裡教他讀書。可沒過多久，先生就堅決請辭。父親以為兒子不聽教誨。仔細一問，才知道他天賦異禀，才智過人，老師自愧無法勝任，不想耽誤學生前程，自動辭教。此後，父親偶爾親自教導馬一浮讀書。馬一浮就開始了自學生涯。
天賦超人的馬一浮很快有了突出表現，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在紹興縣試中名列榜首。民國時期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交通總長、浙江名士湯壽潛讀過馬一浮的文章後，大為贊賞，便把長女湯孝愍許配給他。光緒二十五年（1899），馬一浮娶湯孝愍為妻。結婚當年，他與謝無量一起到上海同文會堂學習英文、法文。謝無量早年亦受業于湯壽潛，因與馬一浮志趣相投，遂成終生知己。
然而命運無常，馬一浮幼年喪母，父親病亦加重。1900年，馬一浮返鄉服侍年邁體衰的父親。次年春天，父親病逝。料理完後事，馬一浮再度赴滬遊學，與謝無量、馬君武一起創辦了《二十世紀翻譯世界》。然而，厄運再度降臨，馬一浮忽然接到妻子病危的電報，他晝夜兼程，卻依然未能見到妻子最後一面。親人接二連三離他而去，使馬一浮對世情日漸看淡。妻子湯氏病逝之後，馬一浮一直未娶，孑然一身，繼續他漂泊的遊學生活。
1903年，20歲的馬一浮當選清政府駐美國使館留學生監督公署秘書，來到美國聖路易斯。文牍之餘，馬一浮根據自己喜好讀書，涉獵甚廣。他所購的《資本論》是被攜入中國的第一部。1903年，清政府任命溥倫親王為團長，率團參加1904年的第12屆世博會，馬一浮兼任中國館秘書，曾赴英倫三島及德國遊曆。就在世博會開幕前一天，他被迫返國，途中取道日本。在日本，他跟烏瀉隆三學習日文和德文，閱讀各類著作。11月，馬一浮終于再次踏上故土。
從西方歸來，馬一浮與謝無量一同隐居在江蘇鎮江焦山海西庵，開始認真總結與消化西學理論和西方文藝。他翻譯了塞萬提斯的《唐·吉诃德》，題為《稽先生傳》，刊登在《獨立周報》上。此後馬一浮便完全專心于國學研究，意欲将西學與本土文化作一番徹底對照。1905年底，馬一浮到杭州，寄居廣化寺三年，日日到文瀾閣讀《四庫全書》。
1912年，馬一浮29歲，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特邀馬一浮為教育部秘書長。他勉強上任，因辦學理念上的分歧，不足三周就提出辭職。去職之後，馬一浮便赴南洋考察，看到當地華僑以儒學為國教，不廢經學。回國後，他愈發埋首國學，并開始涉獵佛學典籍。
1916年，馬一浮33歲。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再次邀請馬一浮出山，任北大文科學長，被馬一浮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而婉言辭謝。
從廣化寺搬出後，馬一浮隐居杭州陋巷，布衣蔬食，不求聞達。許多文人雅士都與之交好，其中就有蘇曼殊、李叔同。除了談佛論道，他們在書法、琴藝方面也多有來往。馬一浮對李叔同書法十分贊賞，認為“精嚴淨妙……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李叔同出家前的某一天，曾帶學生豐子恺到陋巷拜訪馬一浮。此後，豐子恺也漸漸成為他的常客。當馬一浮得知李叔同受戒的消息後，曾到靈隐寺看望他，并贈給他明代藕益大師的《靈峰毗尼事義集要》和清代見月律師的《寶華傳戒正範》。
馬一浮靜心讀書，待人真誠，所以朋友衆多。1929年，熊十力來到杭州，想結識馬一浮，聽說馬一浮不輕易見客，就把自己的《新唯識論》寄給他，但很長時間都沒有消息。正在熊十力猶疑不定的時候，馬一浮來看望他了。他告訴熊十力，假如隻有一封信，他自然可以馬上回信。之所以這麼長時間沒有回音，是因為他既然把著作寄給他了，就隻好等看完作品之後再給答複。由此可見馬一浮待人之真誠。此後二人書信頻頻，相交甚笃。
當然，慕名而來者也有位高權重的軍閥官僚。對于這種拜訪，馬一浮從來都毫不客氣地拒絕。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迫于形勢，他背井離鄉，踏上艱難的避寇之路。在弟子姜心白幫助下，馬一浮攜萬卷藏書離開杭州，避兵桐廬。豐子恺收到馬一浮的來信，也率領全家，投奔馬一浮。然而迫于戰事，馬一浮與豐子恺先後離開桐廬。豐子恺于1938年3月13日抵達長沙，馬一浮則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桢邀請，到江西泰和講學。原來，抗戰爆發後，浙江大學提出要幫馬一浮運書，他感于校方尊師重教，遂答應出山講學。
1938年，馬一浮先後在江西泰和與廣西宜山為浙大學生開設國學講座，後來講稿分别輯為《泰和會語》和《宜山會語》。他開設這個講座，“其意義在使諸生于吾國固有之學術得一明了認識，然後可以發揚天賦之知能，不受環境之陷溺，對自己完成人格，對國家社會乃可以擔當大事”。他以宋代張載的“橫渠四句教”來鼓勵大家，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希望大家“豎起脊梁，猛著精彩”“養成剛大之資，乃可以濟蹇難”，力圖以本土優秀文化傳統喚醒民心。
1938年6月，豐子恺應聘桂林師範。不久，馬一浮也來到桂林，後來因創辦複性書院又去了四川。馬一浮一直向往能在山清水秀的桃源勝境作古典式的書院講學。對馬一浮仰慕已久的蔣介石得知後，很快就以行政院的名義向他發出辦學邀請，并劃撥了一筆辦學基金。
馬一浮給書院取名複性書院，意欲通過書院講學，以“六藝”統攝一切學術，恢複學術、人心的中正平和。馬一浮還提出，書院學制不受任何限制，為純學術團體；其經費除政府适當資助外，主要由個人捐資解決。蔣介石采納了他的意見，在重慶親自接見，并設宴款待了馬一浮。馬一浮誠懇地告訴蔣介石：“國事萬機，要在寬簡。寬則民附，簡則易行。法峻則散，政煩則民惑”“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
1939年9月15日，書院舉行了開講禮，馬一浮以“主敬為涵養之要，窮理為緻知之要，博文為立事之要，笃行為進德之要”為學規，印發了《複性書院開講日示諸生》，明确講述了辦學目标。馬一浮擔任主講，并邀請熊十力也作為主講人之一，但兩人辦學理念不同。馬一浮要的是傳統古典式書院，他給學生充分的自由，沒有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學生自願選課聽課，沒有考試、文憑之類的實際問題。他希望書院培養讀書種子，培養有自我思考能力的人。熊十力更關心一些實際問題，如書院規制、用人以及學生文憑等問題。因此，這年十一月初，熊十力辭去書院講席。
抗戰時期是馬一浮學術活動最活躍的時期。他的主要學術著作都是這一時期發表的，講稿輯為《複性書院講錄卷一》，此後又有卷二、卷三等，共六卷。因痛感連年戰火之後文化蕭條，經籍散落，書院停講後，馬一浮開始“鬻字刻書”，既刻自己的著作，又刻古代經典著作，意欲保存傳統文化遺産。馬一浮計劃刻印一百一十四家六百二十七卷古書，使後來有志于此學者，不至于無書可讀。
馬一浮己卯改定複興書院簡章稿紙本1943年，馬一浮開始編刻自己曆年詩詞之作，最後編成《蠲戲齋詩前集》《避寇集》《蠲戲齋詩編年集》《芳杜詞剩》等。詩歌一向是最能表達馬一浮情感的載體，誦其詩，可見其人。他曾說過“後人有欲知我者，求之吾詩足矣”。不論和平還是戰亂，他詩興不減，以此記錄他的心路曆程。馬一浮是20世紀一代理學大師，在他的詩歌中，經常會有說理的作品。風俗事物皆可以剖析入理，與古為新，理境通脫，引人入勝。
1946年5月20日，馬一浮乘飛機由重慶至上海，然後回到杭州，暫時借西湖葛蔭山莊為臨時書院院舍，繼續以書院主講兼總纂的名義賣字刻書，以維持書院。此時的馬一浮雖然生活拮據，卻不想結束書院，中止刻書。直到政府币制改革失敗，導緻金圓券大跌，書院已無法維持。為“存先民之矩镬，贻後學之津梁”，馬一浮将書院改作智林圖書館，負責保管流通，纂輯叢書。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重視馬一浮。1952年，上海市市長陳毅專程到杭州拜訪馬一浮。馬一浮應聘擔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第二年又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長。他曾作詩贈陳毅：“不恨過從簡，恒邀禮數寬。林栖便鳥養，輿誦驗民歡。皂帽容高卧，缁衣比授餐。能成天下務，豈獨一枝安。”之後兩人遂成知己。1956年冬，陳毅視察西藏歸來暫住廣州嶺南溫泉，馬一浮應邀前往，回來後作《遊嶺南歸書所感答湖上諸友問》。此後陳毅數次到蔣莊探望，有時一談就是大半天。
1957年，周恩來陪同蘇聯領導人伏羅希洛夫訪問杭州，特意到蔣莊訪問馬一浮，并介紹說：“馬一浮先生是我國著名學者，是我國唯一的理學家。”伏羅希洛夫問馬一浮：“您在研究什麼？”馬一浮說：“讀書。”又問：“現在做什麼？”回答說：“讀書。”簡單的回答，概括了馬一浮一生的追求。讀書，讀書，不求聞達于外，但求無愧我心。
馬一浮一生淡泊，無欲無求。他把死亡看作“委形而去兮，乘化而遊”。1958年，馬一浮曾為自己寫下《自題墓辭》：
孰宴息此山陬兮？謂其人曰馬浮。老而安其茕獨兮，将無欲以忘憂。學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謂苟悅兮，生不可以幸求。從吾好而遠俗兮，思窮玄以極幽。雖笃志而寡聞兮，固沒齒而怨尤。惟适性以盡命兮，如久客之歸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遊。蟬蛻于茲址兮，依先人之故丘。身與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1963年，周恩來撥一萬元作為馬一浮頤養天年之資。是年冬，馬一浮赴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将自己曆年所作書法精品357件獻給國家，并于全國政協禮堂舉辦了“馬一浮書法展覽會”，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還為此攝制了短片。後來，馬一浮又将自己珍藏的唯一一幅宋畫捐獻給國家。
1964年，馬一浮81歲，他再次赴京參加全國政協大會，會議期間，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和陳毅的接見與宴請。他題聯贈與毛澤東、周恩來：“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為一家”“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體國經野輔世長民。”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馬一浮被趕出蔣莊，避居安吉路，終日瞑坐。心累令他胃病加劇，1967年，馬一浮胃部大出血，後諸病皆發，于6月2日在杭州逝世。逝世前，他在枕邊寫下最後一首詩《拟告别諸親友》：
乘化吾安适，虛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視聽總希夷。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臨崖揮手罷，落日下崦嵫。馬一浮淡然賦歸，如陶淵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他圓融會通，遨遊于千古，修身以伺命；和諧居世，超逸于浮生，任運而順天。這樣的人生，似乎别無遺憾。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馬一浮臨歐陽詢《佛說尊勝陀羅尼咒》32.5×59cm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