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21日，第六屆全國人大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國務院關于建立教師節的議案，并決定9月10日為我國的教師節。
“老師”最初指年老資深的學者或傳授學術的人，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後來，人們把教學生的人也稱為“老師”。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尊師重教的傳統，因而在中國古代，教師一直是備受尊重的職業。既然如此，我國古代究竟有沒有教師節一說呢？回答是肯定的。隻是“教師節”的日期不同于現代。古代的教師節和孔子有莫大的關系。在漢、晉時期，每到孔子誕辰日（農曆8月27日），皇帝就會率領文武官員去祭拜孔廟，還會請教師們吃飯。當時雖沒有确立孔子誕辰日為教師節，但教師已開始享受節日休假、會餐等福利待遇了。唐宋時，每到這一天，國都和各州、府、縣都要舉行孔子誕辰祭典，當時的祭典非常隆重。
民國時，教育家邰爽秋、程其保等人于1931年聯絡京、滬教育界人士，在南京中央大學集會，發表要求“改善教師待遇，保障教師工作和增進教師修養”的宣言，并議定6月6日為教師節，也稱“雙六節”。這個教師節沒有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承認，但在中國各地産生了一定影響。
1939年國民政府決定以公曆8月27日為教師節，并頒發了《教師節紀念暫行辦法》，但當時未能在全國推行。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曾恢複6月6日為教師節。教育部通告各地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自行組織慶祝活動。
1981年3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中國民主促進會的17位政協委員聯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确定全國教師節的日期及活動内容。提案指出，教師擔負着培養四化建設人才的重任，應當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
1983年3月的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方明和民進18位政協委員再次聯名提出“為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造成尊師重教的社會風尚，建議恢複教師節案”。9月，中宣部辦公廳緻函教育部辦公廳，經研究政協一次會議方明等同志的提案，同意恢複教師節。12月，由教育部部長何東昌和方明共同簽發的教育部黨組及全國教育工會分黨組“關于恢複‘教師節’的請示”送中央宣傳部。
1984年12月15日，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王梓坤撰文，鐘敬文、啟功、陶大镛、朱智賢、黃濟、趙擎寰等教授聯名，正式提議設立教師節。教育部黨組和全國教育工會分黨組“關于建立‘教師節’的報告”送中央書記處并報國務院。
1985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這一議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為教師節。1985年9月10日，在我國第一個教師節來臨之際，時任國家主席的李先念發出了《緻全國教師的信》，向全國的教師表示祝賀和慰問。
1985年，郵電部決定，拟于第二個教師節來臨之際，發行一套紀念郵票。這套郵票的策劃和設計，正趕上郵電部對我國郵票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當口。1985年，郵電部對中國郵票管理體制進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将中國郵票總公司原有的職能一分為二，即郵票發行管理部門和郵票經營部門分開，組建郵電部郵票發行局和中國集郵總公司。這是改革開放以後，郵電部對政企合一的中國郵票總公司第一次做出帶有政企分開性質的重大調整。新組建的郵電部郵票發行局為正局級單位，主要負責郵票發行等政府職能。中國集郵總公司為郵電部直屬正局級企業，主要負責集郵業務經營工作。郵電部在這次改革中，認真貫徹中央關于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決定，做出了一個在當時堪稱破天荒的決定，即在郵票發行局的領導職數中，增加了一名專業領導幹部。1985年7月3日，郵電部部長楊泰芳簽署了（1985）部任字31号文件，任命邵柏林為郵票發行局總設計師。
邵柏林1930年生于天津。1953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是中國著名的郵票設計家、傑出的攝影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他所設計的一系列經典郵票已經成為後輩郵票設計者的範本。邵柏林所設計的優秀平面作品，不僅限于郵票，大家熟知的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徽、中國電信回字紋“中”的LOGO、中國集郵總公司标志等，均出自他手。所以，當時郵電部将提高郵票設計質量的重任交給邵柏林，是看對了人、選對了人。
邵柏林沒有辜負郵電部黨組對他的信任，在他任郵票發行局總設計師将近5年的時間裡，全身心地用他的聰明才智去發現郵票設計人才，用他幾十年的設計經驗和智慧毫無保留地去扶持和指導初入郵票設計大門的晚輩。正是這些機會，以及在設計關鍵時刻的點撥，使當時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人豁然開朗，設計水平陡然見長。這期間一批有志于郵票設計的青年才幹出現了，一批優秀的郵票設計圖稿誕生了。
邵柏林作為一位老知識分子，深知這套“教師節”郵票對于全國數百萬教師的分量。他決定要通過征稿，在征集的過程中好中選好、優中選優。首先，他希望發行局設計室的專業郵票設計師全部參與這套郵票的設計。同時，他也希望北京幾所藝術院校的學生能參與到這套郵票的設計中來，一是學生們對老師非常熟悉，二是他們都受過美術與設計的專業訓練，二者的結合肯定能碰出火花。
在邵柏林的字典裡，從沒有拖泥帶水一說。1985年已年滿55周歲的邵柏林知道時間對于他有多麼寶貴，時間不允許他有一絲一毫的喘息。他親自拜訪了他的母校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而後又到了中央美術學院，向學校介紹了征集郵票圖稿的意圖，并分别向學生們介紹了郵票設計的要求和規律。
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荟萃了國内一批極有設計潛力的在校生。王虎鳴、袁加、張磊、李芳芳……他們在學校已經開始顯露藝術的才華，誰能想到30年後的今天，他們都已成為國内平面設計的扛鼎之才。
正在上大二的張磊，參與了這套郵票的設計，其郵票圖稿在幾百幅征集的作品中獨占鳌頭，最終獲得通過。
張磊回憶說：“當時我正在念大二，郵票發行局來我校聯系，征集‘教師節’郵票的設計圖稿，學生、老師都可以參加設計。我當時很興奮，這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郵票是國家名片啊，沒有這種機會，我們不可能進入國家名片的設計行列中去啊！郵票屬于平面設計，又是平面設計中的重要領域，與我所學的專業吻合。所以，參與的熱情非常高。那時還沒有電腦，完全靠畫，當時手頭的工具都用上了，尺子、畫筆、水粉等。時間不長，我就設計出了三個方案。其中一幅圖稿畫了一支蠟燭，靈感來自‘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這句詩。還有一幅畫的是一個講台，上面放着一束花。我把三幅圖稿都交上去了。那次征集來的圖稿有幾百幅，篩選出了幾幅比較好的作品，報當時的郵票圖稿評審委員會評審。其中就有我的那幅講台與鮮花的圖稿。在評審中，張仃先生提出，這幅圖稿為什麼沒有黑闆呢？有黑闆不是更好嗎？
“評審會後，邵柏林向我傳達了評審會上的意見和建議。我當時對畫黑闆還是有顧慮的，總覺得郵票代表國家的形象，不敢大面積用黑。增加大黑闆雖然好看，可過去從來沒有過。所以，張仃先生提出的這個建議，實際也是‘文革’後老藝術家們大膽突破舊框框、思想獲得解放的一種反映。
“後來我按照張仃先生的建議，在圖稿中增加了一副大黑闆。可以說，這是一次大尺度的突破。這幅圖稿還有幾個特點，一是講台，不是傳統的近大遠小的透視方法，我采用的是反透視方法：近小遠大。看起來有一種現代感。另一個是花，這一束花，既不是月季、牡丹，也不是百合、薔薇。沒有花名，是一束廣義的花。可以說，是廣大學生心中的那一束花。
“黑闆在這幅圖稿中所占空間較大，大塊的黑闆上又很空，所以當時我想把‘9月10日’寫到黑闆上。邵柏林看後，認為不妥（邵柏林先生後來向我介紹了關于黑闆一處的修改情況，他覺得在黑闆上用‘9月10日’太直白了，不好，故建議張磊在黑闆上做特殊處理，做出用黑闆擦擦去粉筆字後留下的痕迹，既彌補了空白，也讓明眼人一看就覺得這是老師剛剛上課用過的黑闆——筆者注）。”
這一點小小的改動，也成為這套郵票設計上的一個亮點。我對“教師節”郵票的設計非常喜歡，原因就在于設計者用最簡單的設計語言，清晰明了地将教師的工作崗位以及學生對教師的尊敬、愛戴，表現得淋漓盡緻。畫面上沒有出現老師，也沒有出現一個學生，但觀者都能從畫面理解其中包含的意義。亞洲不少國家也發行過教師節郵票，畫面上幾乎都是一種模式——學生圍着老師送花。而中國第一套教師節郵票的設計明顯要技高一籌。
郵票的設計語言不同于繪畫，也不同于其他藝術作品。在方寸之間留給設計者的空間不大，這就要求設計者要用最凝練的設計語言去诠釋複雜的郵票命題。做到了，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