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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的兒子

時間:2024-11-07 03:17:25

即使你受到訓練去恨,你也可以選擇寬容,可以選擇同情

1990年11月5日,新澤西州克利夫賽德帕克市。

媽媽把我從床上弄醒,焦急地說:“出事了。”

當時我剛7歲,穿着印有忍者神龜圖案的睡衣。我習慣了黎明前被喚醒,但一般都是爸爸叫醒我,讓我跪在放有清真寺小尖塔的地毯上禱告。在那之前,我從來不曾被媽媽半夜叫起來。

那是深夜11點。爸爸不在家,他在澤西市的清真寺待的時間越來越長,即使夜深人靜也不回家。但他仍然是我爸爸——風趣、慈愛、熱情的爸爸。早上出門之前,他還再一次嘗試教我系鞋帶。

他出事了?受傷了?去世了?我不敢問媽媽這些問題,因為我太害怕了。

媽媽一臉愁容,以前幾乎沒有這樣過。她皺着眉頭說:“薩克,盡快穿衣服,然後将你的東西放到這張床單上,将它們紮緊。你姐姐會幫你的。”

我不知道放些什麼,媽媽說:“所有能穿的衣服都帶上,我不知道我們是否還會回來。”

打好包裹,我和姐姐、弟弟走到客廳。媽媽已經給爸爸在布魯克林的堂兄打電話——我們叫他易蔔拉欣伯伯,或者隻叫他安穆。媽媽同他激動地說着,左手緊緊地抓着話筒,右手緊張地扯她的頭巾。電視機開着,放的是即時新聞。媽媽看到我們3個在看電視,趕緊将它關了。

媽媽背對着我們跟安穆·易蔔拉欣在電話裡交談了相當長時間。剛挂了,鈴聲又響起,是爸爸在清真寺的朋友打來的。

我們能搬走的東西都堆在門邊。媽媽在房裡走來走去,一遍遍地檢查她的手提袋。她帶齊了3個孩子的出生證,如果有人要看,可以證明她是我們的媽媽。

媽媽對我們說:“你們的易蔔拉欣伯伯要過來接我們。”她沒說的是:猶太防衛聯盟的創立者、一個名叫邁爾·卡亨的軍隊教士在紐約萬豪酒店的舞廳剛做完演講就被一名持搶的阿拉伯男子開槍擊中。槍手逃離現場時還打中了一個老人的腿。他鑽進一輛等在酒店門口的出租車裡,但很快又跳了出來,開始拿着槍在大街上奔逃。美國郵政局的一名執法者剛好經過,與倉皇奔逃的槍手交了火,槍手當即倒在地上。新聞播音員忍不住提到了一個殘酷的細節:卡亨教士和暗殺者都被子彈打中了頸部,兩者都可能無法活下來。

電視台一直跟進這個事件的最新進展。媽媽在客廳裡聽到邁爾·卡亨這個名字,擡頭看了一下電視屏幕,看到了那個阿拉伯槍手的鏡頭:那是我爸爸。

後來,爸爸活了下來,但卡亨不治身亡。在紐約阿提卡州立監獄等待審判時,爸爸堅持說自己是無辜的,我和媽媽也很願意相信他。

美國聯邦探員搜查了我們的家,搜出了一些資料。同時,當時還未被世界大多數人所知的奧薩瑪·本·拉登也捐助了爸爸的律師費。最終,法庭以非法擁有武器和其他指控判他7到22年監禁。

那些年,有人威脅要殺死我們和媽媽,我們不得不到處遷徙,生活十分窘迫。可悲的是,爸爸作為一名恐怖分子的事業仍未結束。

1993年2月26日,新澤西州澤西市。

我快10歲了,在學校受欺侮好幾年。我可能永遠也想不出為什麼我總是成為校園欺淩的受害者。壞小子們最新的把戲是等我去開儲物櫃時,抓住我的頭往上面撞,然後一哄而散。無論什麼時候發生這種事情,校長總是說他要“公平地對待各方”,所以我往往和那些壞小子一起被關禁閉。

一個星期五,媽媽讓我待在家裡,等我克服了“心裡的蟲子”再去學校。我和她都把生氣和害怕稱為“心裡的蟲子”。

我在沙發上看起了電視。突然,電視裡播放即時新聞,世貿中心北樓發生了爆炸,現場有很多聯邦探員,一片狼籍,看上去非常可怕。

不久,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浮出水面:我爸爸在阿提卡監獄策劃了那次恐怖爆炸。他利用探監者當中間人,跟外面的同夥聯系。其中的一名同夥是他以前的導師“瞎眼謝赫”。政府調查發現,謝赫不僅參與了世貿中心北樓的那次爆炸,還簽署了一項更加緻命的計劃,如果那個計劃實現,10分鐘裡将有5次爆炸案分别在聯合國大廈、林肯隧道、荷蘭隧道、華盛頓大橋和聯邦調查局的紐約辦公樓發生。

1995年秋天,政府最終翻譯出了卡亨被殺後從我家搜走的資料,确定了卡亨被殺是一個陰謀的一部分,并為此謀殺案和他在世貿中心爆炸案中的角色對我爸爸進行重審。

爸爸仍然堅持說他是無辜的。我相信他,因為我才12歲。媽媽對他有懷疑。爸爸激昂地對媽媽說,有人陷害他,并大聲地命令她給法官寫信,打電話給巴基斯坦。

最終,爸爸被判終生加15年監禁,沒有假釋。

在新一輪的定罪中,我們曾看到爸爸一次——在紐約的大都會懲教中心。爸爸仍然不承認自己有罪。他走過來擁抱媽媽時,媽媽第一次掙脫了,她說她覺得自己要嘔吐了。很多年裡,媽媽會盡力安慰我們,說爸爸愛我們。但她總是記得在紐約的大都會懲教中心那一幕,她自己在内心都放棄了。

爸爸輾轉于全國各個戒備森嚴的監獄,即使我們想去看他,也付不起路費,媽媽隻有錢付爸爸打來的對方付費電話。我無論怎樣都不想跟他說話,他總說相同的話,“你禱告了嗎?你對媽媽好嗎?”我想說的隻是:“爸爸,你對媽媽好嗎?你知道她一直以淚洗面嗎?”但是我太害怕了,不敢這樣說。

媽媽要求離婚,我們都改變了姓氏。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四處遷徒,甚至在埃及短住過一段時間。最後,我們搬到了佛羅裡達州的坦帕市。

我18歲時得到了一份工作,并交了一些朋友,開始會欣賞來自不同背景的人。

我始終想弄清楚,究竟是什麼使爸爸選擇了恐怖主義,并為我的血管流着他的血液而感到非常難受。很長時間,我的心裡裝着害怕、生氣和自我嫌惡,我不知所措。

現在我知道了,爸爸這麼做是有原因的,蓄意殺人的恨來自于教唆和強行灌輸。它是個謊言,一個重複了一遍又一遍的謊言,是爸爸選擇相信的謊言,也是爸爸希望傳遞給我的謊言。但是,我拒絕被這些恨充斥内心。他無法阻止我跟那些他妖魔化的人交往,我發現他妖魔化的人是我關心的人和關心我的人。偏執會讓人缺乏體驗,我拒絕偏執。

我媽媽對伊斯蘭教的信仰從未動搖,但她像大多數穆斯林那樣,完全不是狂熱之徒。18歲時,我告訴她,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同性戀者,都有存在的權利。我要根據他們是誰來判斷他們。媽媽聽了直點頭,并說出了我從未聽過的最有力量的一句話:“我厭煩了憎恨他人。”

每個人都有選擇。即使你受到訓練去恨,你也可以選擇寬容,選擇同情。

我仍然很想念我的爸爸,但我不能去除某些遺憾和罪惡感,即使它們像蛛絲那麼細。想起那個我曾叫作爸爸的人在坐牢,他知道我們已經因為害怕和羞恥改了姓名,我心裡就很難過。我經常收到伊利諾伊州馬裡昂市聯邦監獄發來的電子郵件,說爸爸想跟我通信,但我知道,他們的這種努力不會起什麼作用。

2012年4月,我給兩百名聯邦探員作了一次演講,那是一次超現實的經曆。警察局想跟穆斯林群體建立更和諧的關系而組織了這次活動。負責這次活動的探員聽說我在他兒子的學校裡促進和平,特意請我去做演講。我感到非常榮幸,也有點緊張。

演講結束後,很多探員排着隊來跟我握手。跟我握手的第三名探員是一個婦女,她明顯是剛剛哭過。她說:“你很可能不記得我,但我是調查過你爸爸的案子的探員之一。”她有點尴尬地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我總是想,艾爾·賽義德·諾賽爾的孩子們現在怎樣了?我害怕你們走你爸爸的道路。”

我為我所選擇的道路感到自豪。我想,當我說我對爸爸的極端主義的排斥救了我們的生命、使我們的生命更有意義時,我也是在代表姐姐和弟弟說話。

“艾爾·賽義德·諾賽爾的孩子們現在怎樣了?”對于探員的這個問題,我想這樣回答:“我們現在不再是他的孩子了。”

(編譯自《海外文摘》)

責任編輯:陳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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