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末日微紅 調研
時間：2024-11-07 10:30:20
調研【diào/yán】《現代漢語詞典》1973年9月初版沒錄，疑似“調查”與“研究”并列合成的動詞詞組；百度百科：調研是調查研究的簡稱，指通過各種調查方式得到受訪者的态度和意見，進行統計分析和研究事物；英文：investigate。“老周，你就不要去了。我給辦公室交代了，你們研究室的小宋去就行了。”上車時，大橋給政研室周主任說。“還是我去吧，大橋書記。一來，那是我很多年前去調研過的地方，看看這麼多年有些啥子變化；二來，路上我也有些話想給你彙報。”政研室周主任堅持上了大橋的三菱越野車。去年入秋後，雨水嚴重偏少，一個春天都過去了一大半，雨一樣與去年入秋後的情形差不多。老天爺想耍小性子，誰也攔不住。去年下來，一年的降雨量比常年少了近400毫米。400毫米的雨量可不是一個小數字，可不是一個小性子。隻是不像特大暴雨、特大風災那樣讓人震驚，覺得那才是天老爺發的大脾氣。現在天老爺發脾氣的時候多差呢。這也難怪，誰讓太陽下面的人們無休止地向天老爺索取這樣索取那樣的，一天也沒有停過，一刻也沒有停過。一年下來，少了400毫米，在一些地方是要命的事。雨水一過，大橋已經跑了幾個地方，與農口系統一道，想一些辦法、動用了些抗旱防洪的專用款，不過，老天爺不給力，人再想辦法也無濟于事。“人定勝天”那是洪荒年代人類的谵妄。當然，做了比坐以待斃強。下鄉也好、跑田坎也好，争取專項資金也好，不是走過場，也完全不是做給人看的。工作做了比沒有做好，做得紮實些比敷衍了事好。不過，這一切事兒，要與老天爺比起來，做的工作也就是對工作的人的安慰了吧。天不下雨，或者天耍小性子發大脾氣，人怎麼管得了的？哪像人管人那樣一管一個準！隻是大家都不把這事說白的，說白了，幹的事、跑的錢不是什麼意義都沒有了嗎？再說，山平塘、水庫積不起水，不是因為它年久失修，而是沒有水來積。這幾年花在水利上的錢不算少，即使是精渠，又能怎麼樣呢。一個早春接着一個仲春又接着一個初夏，這是農村大忙季節，耽擱不得，也耽誤不起。最重要的是，抛糧下種、栽秧打谷是農民自己的大事。谷種算是下田了，水田裡的和旱地裡播的秧子都長得清幽幽的。但大多數田卻沒有了栽秧子的秧水。在市裡做農業局副局長，現在又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大橋，來到金江區的第二個工作年，就遇上了天旱栽不下秧子的事！這真是一件大事。的事！這真是一件大事。聽農辦的同志說，回龍鄉前年大修過的水庫和去年新修的兩條精渠發揮了作用，秧水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農辦的同志建議，今年是否開一個栽秧現場會？如果要開，是不是可以放在回龍鄉來開。回龍是區上最遠最偏僻的一個鄉，一般人如果說沒有必須去做的事，是去不了回龍鄉的。也好，到區上來，回龍還真沒去過。于是叫上農辦、農業、水利和政研室的同志，先去看看。原本是要叫上财政的，不知是大橋一時忘了，還是辦公室通知時漏了。幸好也沒叫上财政，要不，财政給你派來了周麗，而周麗的父親也在。說不定會成什麼樣的尴尬。大橋坐上車後想到。代呢！“你以前去過回龍啊？周主任。”坐在前排的大橋問老周。“是，大橋書記。”周主任回答道。“不要客氣，就直呼大橋吧。按知青輩分，您是老一輩了。聽說周主任是1968年首批知青？”“是，不過下鄉時是1969年年初。”“噢？我是1976年的。”“是要遲一些，川大，我都要畢業了。”“老周可是我們機關裡的第一支筆哦。”與周主任同坐在後排的農辦陳主任接過話頭。“大橋書記，喔，大橋，你别聽老陳亂說，啥子筆杆子喲，就是從大學出來早一點，那個時候機關裡大學生少得可憐，我是趕上了。你看人家大橋是搞農業的科班，聽我家周麗說，人家大橋在大學還寫詩呢。”一聽周麗的名字，又是周麗父親嘴裡說到周麗的名字，大橋心裡猛然緊了一下。周麗怎麼給自家的父親說起大橋呢？好在大橋坐在前排。周麗父親看不到大橋面部的不自然。其實，在回龍調研之前，大橋與周麗也沒有什麼，不過就在咖啡廳裡喝過幾次咖啡，再就是聊天時，還算投機。大橋原本也就沒有想到也不會預測到後來發生的事。先時沒有想到周麗講起她大學時代那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更不會預測到秧子栽完後不久的栀子花節會發生那驚心動魄的事。“哪裡哪裡。那個時候純屬年少輕狂，不醒世事。”大橋有些慌亂，不過話到了嘴邊，一切都正常了起來。絲毫沒有異樣。“是啊，哪個都有少年。我八十年代初發表的關于農村包産到戶如何進一步深化的文章，就是我在回龍的幾次調研後寫成的。那個時候從縣上到回龍，不通公路，那個時候縣管區公所、區公所管公社，從縣上坐公共汽車到了區上，要到回龍還得走二十多裡路。那個時候提倡思想解放，那是真的思想解放。那個時候真是有想法有幹勁有沖勁。”待周主任說起自己的一些往事時，大橋沒想到平時寡言少語的周主任，說起過去，有這麼多的話，而且還如此的激動。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那是真正的解放。那是從“兩個凡是”的禁锢中掙脫出來，無論是知識界，還是基層的幹部和群衆，想之前不敢想的、思之前不能思的、幹之前沒有幹過的。連憲法規定的農村土地所有制這樣的鐵律，也會在農村中撕開一道口子。後來才明了，這個口子是通向進步和光明的口子。那個時候，第一次敢于對偉大領袖的話持質疑眼光，至少說，一句已經不能頂一萬句了。周主任那些關于農村的文章，還有那些給書記起草激勵全縣幹部群衆的講話，早已沒入到曆史的深處，不再被人記起，也無人記起。即使記起，也是某某書記的業績。但是，對于周主任來說，那一定是周主任一段輝煌的記憶，也許是周主任一生中最輝煌的記憶。為了寫好一篇調研文章，不惜跑上若幹趟。沒有車，就步行，一支鋼筆寫壞了，就再換一支接着寫。周主任真記不清那時究竟用了多少瓶紅岩藍墨水，也記不清用了多少稿箋紙，燒過的廢稿，現在想起來，恐怕也有幾籮筐。不像現在，路又好，車也不錯。凡是科局級單位都有供科局領導的小車，有些單位還不止一輛。像區領導在區裡活動去市裡省上開會辦事坐的是轎車，到鄉下則坐的是越野車。如果，今天大橋不打招呼，說不定就一人帶一輛車了。大橋本身就不喜歡張揚，還加上來到區上任職，謹慎一些、低調一些顯然不是一件壞事。所以，大橋昨天跟辦公室的說要去回龍調研時，專門吩咐道，隻用兩輛車。擠一擠，沒有什麼的。這樣，農辦主任、政研室主任與大橋坐一輛區委辦的車，農業局局長、水利局副局長和大橋的随行秘書坐農業局的越野車。“周主任，你的那些文章還找得到嗎？”大橋被周主任早年的熱情所感動。“公開發表的幾篇文章還留着，搬了幾次家，講話稿底稿都沒有幾篇了。”周主任說起似乎有些傷感。誠的。“我那些東西，早老掉牙了。老朽了，趕不上形勢了，哪像大橋書記的錦繡文章。前不久，你發表在省扶貧開發辦刊物上的文章，我仔細拜讀了。我知道的，那是你自己動手寫的，政研室那些娃娃們和你那小秘書，是寫不出你那樣文章的。”周主任說這些話時，沒有捧場的意味。當然不是說周主任已經到了退出現職的年齡，可以與世無争，其實寫這種吃力并不讨好的調研文章，有些惺惺相惜的意味罷了。這篇被周主任稱為錦繡文章的全文如下：“一村一品”實施的障礙農村産業化過程中，實施“一村一品”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或者說實施“一村一品”對于農村産業化的推進有着重要的意義。什麼叫“一村一品”呢？在現行的通用的詞典裡沒有這樣一個詞，拿我們現在通行的說法或通行的理解，就是在農村的經濟工作中，以“村”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和經濟單元，并在這一獨立的單元平台上，集中力量做一種或兩三種具有特色的農産品。而且這樣的農産品一是以市場為導向所先期做的一種選擇，二是這樣的農産品是與其他社會經濟單元有所不同的或有所區别的，三是這樣的農産品具有商品化屬性。也就是說，由于這樣的“一村一品”既具有商品性更應具有市場的競争性，因此，“一村一品”的誘惑是巨大的。因此，也是“三農”工作中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問題是，在現行的體制和機制的運行平台上，實施“一村一品”有着它先天的障礙。本文将通過一個村所實施的“一村一品”的個案，來看一看它有哪些先天性障礙。金江區大明村，是市級的208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示範村”之一。大明村，東臨金沙江下遊沖積壩子，南接四川盆地淺丘到深丘，平均海拔280米，幅員5平方公裡。共有13個村民小組，639戶農戶，2387人，人均耕地0.94畝。人均産糧490公斤，林業用地3360畝（其中經果林958畝）。2007年，出欄生豬4400頭、肉兔50000隻、肉牛300頭，小家禽3.3萬隻，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4600元（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3600元）。這些數字表明，大明村的經濟處在一個快速發展的平台上，而且又以畜牧業為其村的主打品種。畜牧業産值達到1200萬元，占全村農業産值的55%。應當說，大明村是農業産業化大潮中的弄潮兒。也就是說，大明村在實施“一村一品”的戰略裡是有成效的。但是，由于中國行政包羅萬象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以及由這樣的體制和機制帶來的包羅萬象的生産方式，再加上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的強大慣性，實際上，農村的“一村一品”是很難做到的。3、無公害生豬基地（示範戶50戶年出欄生豬5000頭），4、無公害肉兔基地（技改擴建種兔場1個，示範戶100戶，種草500畝，年出欄30萬隻）。5、肉牛标準化養殖小區（擴建養牛場1個，示範戶50戶，戶均年出欄5頭），6、特種養殖基地（年出欄野豬3600頭），7、苗圃基地（擴建100畝），8、油樟基地（擴建1000畝），9、叢生竹基地（擴建150畝），10、桑基地（擴建800畝），11、巨桉基地（規模1000畝），12、漁業生産（稻田養魚675畝，休稻養魚865畝、塘水庫養魚195畝）。我們在這一規劃中，看不到真正的“一村一品”，而是我們早已習慣了的農、林、牧、漁的“中藥輔”式的自然經濟，而不是産業化中的商品經濟。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一、在農村現階段裡最重要的生産資料是土地，但是農民所使用的土地卻沒有明确的物權界定。也就是說，在名為“集體主義”的土地制度下，使用土地的農民不能自由地處置其使用的土地。進一步說，就是當未能界定或不能界定土地物權時，基本和關鍵的問題就出來了，即，一是土地不能自由地集中，也就是不能進行土地的規模化使用，二是土地不具備資本轉化的功能，也就是說，土地在農民手裡除了自給自足所必需的糧、油、菜或養小家禽外，土地是不能轉化為土地本身所具有的資本性質的。因此，農民在選擇種什麼的問題前，首先考慮的不是土地上的産品的商業化怎麼樣，而首先考慮的是能不能自給自足。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問題還在于，由于土地的物權看似明确實則含混帶來的不能自由流動的屬性，因此便沒有（從本質上也不可能有）某一個法人或自然人出來組織這些分散的土地，以及組織後的集中使用。既然土地不具備自由處置和流轉的物權性質，那麼，土地的效率天生就不具備産業化的性質。說得通俗一點就是，現行的土地的效率隻能通過單個農民的手裡實現，這就決定了現行土地的非規模化。因此，從土地使用本質上講，“一村一品”所需的規模化生産和規模化經營所需的平台即土地的一定量的集中就成了空中樓閣。二、在實施“一村一品”中，還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這隻手就是市場。道理不言自明，即一村生産出來的某一産品是要在市場通過質量、價格等元素才能實現其商品化的。即使是當下市場經濟的體制已初步建立，市場經濟觀念深入人心，但是大多數農村的現狀是，農業所生産的産品永遠趕不上市場帶來的變化（這從挖桑栽竹又到挖竹栽果的輪番倒騰中屢見不鮮）。而市場的導向，往往不是單個的農戶所能預判的。正是由于市場的風雲變化，迫使種了幾千年地的農民更看重熟知的農産品，而不會去（或者不敢去）冒市場的風險。道理也很簡單，即僅有一點的土地，種下去的是收獲的本身，而不是收獲的變現。因此，所謂“訂單農業”是沒有市場機制提供保證的。三、衆所周知，市場是需要組織的，也就是從産到銷的環節裡，社會組織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步伐加快，市場裡的組織就更為重要。而剛好在這裡，農村在實施“一村一品”的過程中，市場的組織是嚴重缺位的。在大明村的37個項目裡，即使是在11個服務性項目中，都沒有一個是關于從産到銷的中介服務組織項目。最多就是“培訓”。我們知道，對于新技術的運用，培訓當然是重要的，但對于市場，生産技術的培訓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已生産出來的農産品變現所必要的中介性組織。我們原來認為農民的自組性“協會”（而我們還看到的是：這樣的“協會”往往是由村委會或村支部來代理的，“協會”的頭，要麼是支部書記，要麼是村委會主任）可以解決這一問題，事實卻是，這樣一批原發性的“協會”不具備現有市場組織的功能。因此，在如此變化的大的市場背景前，這類似的“協會”往往是一廂情願的行政行為。或者說，在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背景前，這樣由行政力量自組的“協會”隻是徒有虛名的詞彙。3000畝，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也許這個問題，在大明村作出種“天宇3号”的決定時就沒有想過，或者就不敢這樣想：一村就隻種“天宇3号”辣椒嗎？但是我們知道：倘或真正是這樣做了，這樣種了，那才是真正的“一村一品”。“一村一品”不是中國人的發明，而是一個叫平松守彥的日本人提出來的。1979年，這位法學博士出身後又在國家制定計算機政策中做出過很大貢獻的日本人，後來返鄉當了大分縣知事後，了解到農産品品種多雜且産量又低，于是提出了一地一村集中做好具有地方特色的“拳頭産品”的産業規劃。落後的大分縣進入到快速發展的軌道，很快，大分的牛就成了日本農産品市場的著名品牌。于是，從大分縣開始，“一村一品”的農業産業化調整和發展便在日本的農村開展了起來。“一村一品”的提出到實施，就在于一方面打破土地的分散格局，另一方面即在突出地方特色上形成“拳頭”品種。但我們看到，這種“一村一品”不是建立在單家獨戶的土地上，而是建立在已獲得土地集約的體制上。這樣，我們就會看到，像大明村這樣一個農村經濟發展還算好的村，由于上述三個原因，在推進以集約方式和地方特色的“一村一品”中，先天的障礙是明擺着的。為了适應現行的體制和機制，大明村在實施這一産業化的過程中，除了本身的因地制宜以外，還考慮到由于土地的物權歸屬，而照顧到方方面面了。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一個不到3000畝耕地要規劃出12個農産品品種。繼續剖析這個村的其他農産品規劃和現實生産，我們還看到，本來這個村通過近幾年的實踐，在生豬、肉牛、肉兔等畜産品方面已具備了進一步擴張的可能和前景。但是，我們同樣看到，倘若進一步加強其集約化的生産，其場地、資金、銷售，以及飼養服務等方面都面臨問題。如圈養的肉牛場，其場地就隻具50頭的規模；再如已有50000隻肉兔的全村養殖規模，但最大的養殖戶也隻有5000隻。這樣一種多、雜且小規模的品種生産，實質與原來的小農生産沒有質的區别。當然，并不是說現有的體制和機制不能産生出“一村一品”，如鄰縣安甯縣全縣的叢生竹及竹産業這一農業産品的成功，不僅表明可以“一村一品”，而且還可以“一縣一品”。不過它的成功是建立在如下兩點的基礎上：一是這個縣的叢生竹大都栽在縱貫全縣南北的安甯河及支流兩岸上，因此它不太涉及農耕地的權屬（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縣委縣政府就做出誰種誰有的政策）；二是在竹子生産發展起來（現年産原竹片24萬噸）後，它有一個半官方（林業行政部門）半民間的自組協會來承擔銷售的職能，而且有一家中型的造紙廠（年産5萬噸）基本可以“吃”盡全縣的竹子。這樣一來，該縣的竹子産業從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一直保持着良好和快速的發展趨勢。農民也在這樣的良好趨勢中增加了收入（僅出售竹片一項對其“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貢獻率達9%，全縣竹類産業的年産值已高達7億元，幾乎占農業産值的一半）。正是這兩點，即從對土地的集約和産銷服務上，突破了“一村一品”在體制和機制上的制約。中央已經提出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我們知道，“現代農業”的一個重要參數就是農業的産業化。那麼什麼是農業的“産業化”呢？西方經濟學對此有一個簡明的解釋，就是農産品的商品化達到80%～90%。倘若這一界定有其道理，那麼我們便可以看到，在現行的體制下，尤其是像南方土地這樣分散而又沒有更好的辦法（現在一些地方試驗的所謂“股田制”和暫時租賃制，并不具備“法”的法理）得以解決的話，農産品的商品化要達到80%。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像本文所舉的個案大明村，它的經濟發展的模式和發展的态勢都是良好的，但由于體制和機制的障礙，它的發展模式卻是無論如何達不到産業化程度的。而我們還知道的是，大明村這樣的發展模式，其實就是當下農村至少是筆者調查對象所涉及的川南農村的發展模式的一個縮影。回龍的曾家壩子，三面環山，一條口子進來，與一千多年前的陶淵明所看到的那個地方有些相似。不同的是，這裡沒有那條桃林夾岸的小溪般的雅緻。曾家壩子，是因為清末從湖廣遷來的一家姓曾的大戶人家定居後，才叫的曾家壩子。以前叫什麼，沒有一個人知道了。雖然1985年的新版縣志上沒有提及曾家大院，但上了年紀的人會告訴外來訪客說，破敗不堪的曾家大院是滅了紅毛賊的曾國藩的後人的。現住在曾家大院的十多戶人沒有一個人是曾家的後裔。曾家的人早在土改時就全部被攆了出去。打土豪分田地是那時的主旋律，當時分到曾家大院的人們興高采烈地搬了進來。曾家大院一面靠山，三面是水田。在水田的三面築起來的丹霞石的條石，雖經曆年磨損，仍然朱紅鮮豔。在入口的大朝門兩側的條石保坎上，一左一右各有一條标語。一條标語是“打土豪分田地中國共産黨萬歲”，一條是“包産到戶吃飽肚子”。“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語早已斑駁，“包産到戶”的标語雖然已經曆了三十多年的風雨，但那石灰的粉白顔色在紅條石上依然耀眼。在這兩條标語的上下左右還有各個時期不同内容的标語。不過，對于這兩條幾乎橫過整個朝門兩邊保坎的巨幅标語來說，要走近了才能看清楚，有計劃生育的、有應征入伍當兵的、有防火防盜的、有奔小康的，重重疊疊、亂七八糟，無章可循，分不清哪些标語在先，哪些标語在後了。标語是不是中國的獨創，方家有待考證。但中國的标語是中國近現代文化的一樁極其重要的事件和文化現象的這一描述是不需要考證的。自二十世紀以降，無論是辛亥前後，還是“五四”前後，是中國近現代标語的開山期和迅猛發展期，也可以說中國自二十世紀以降，标語就成了中國各政黨各團體以及各時代政府的必備政治要素和非常獨特非常傳奇的文化要素。辛亥的“驅除鞑虜恢複中華”，“五四”的“還我青島保衛主權”，新文化開山時的“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等等。口号标語成了中國政治糨糊裡的重要原料。而且中國的标語自1949年鼎新之後為最。它有兩大特點。變化快：從肅反到抗美援朝，從“三反五反”到反右，從“三面紅旗”到“四清”，從“五一六通知”到“九一三事件”，從“批林批孔”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從“四五天安門事件”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等等。巨量：中國在六十年間究竟制造過多少條标語口号，又在全國960萬平方公裡的大地上和媒體上印刷、張貼過多少标語？不知有沒有有心人來統計過？事實上，沒有标語的中國是一個不可想象的中國，或者幹脆地講，沒有标語的中國就不是中國！中國是标語大國是不需要任何人考證就會得知的常識。其實有時哲學就是常識，或者說常識就會出哲學。不過，常識在中國是很難成為常識的。就如标語一般，大家都知道有時标語可以緻人死命的重要，也知道有時标語跟放屁一樣不重要，但标語依然層出不窮。見多了就不足為怪了。方家還知道，就當下而言，标語是機關大院裡的重要産物和重大成果，而且不是憑空捏造出來，許多都來自調研之後的創造。當然有些标語也很有趣，或者說是機關幹部的一大發明。“人民教育人民辦，辦好教育為人民”這樣的句式模型衍生出來的标語，不能不說是一種創造。人民公路人民建/建好公路為人民、人民水庫人民修/修好水庫為人民、人民防空人民建/建好防空為人民、人民計生人民辦/辦好計生為人民、人民警察人民當/當好警察為人民、人民道路人民管/管好道路為人民……看這些标語多有意思，雖然缺乏創意。曾經鋪天蓋地的現在時有時無的标語，與公開場合不同的另外一個衍生物——流行的段子，也是中國政治的發明。那些來自公場與私場的合謀、精英與民間沆瀣一氣的段子，确實讓人解饞。不過，無論是黃段子、白段子、灰段子，還是黑段子、紅段子，都是下三爛的東西，都是扯爛污的東西，絕對上不了台面的。如果說它們有一點點劉義慶的意境，也許還能進入方家的這本機關哲學詞典，但是下三爛的東西怎麼可能有哲學意味呢？因此，段子，黃段子、白段子、灰段子，還有黑段子、紅段子，是進不了這本機關哲學詞典的。畢竟，既然是一部哲學詞典，應當有高雅的趣味和旨向。雖然方家在編寫完這部哲學詞典複盤時，并不完全這樣認為。到曾家大院，要走一條縱穿水田的兩三百米的石闆路。石闆路不是現在才修的，是曾家建院修房時修的，據說還專門請了風水先生來看過。在三尺多寬的石闆路上，老周對大橋說，他第一次來回龍時，還叫公社的管委會主任給他說，曾家大院裡住的十多戶人，大都是些刁民，不好管得很。“包産到戶吃飽肚子”就是一個姓王的人寫的。後一問，老周才曉得，姓王的1960年餓肚皮的年代在部隊當過幾天兵，回來後當過許多年的生産隊長。1974年冬天割資本主義尾巴時，縣委工作隊下來罷免了姓王的生産隊長，說他把山上的林子分給了生産隊的每家每戶來管。喔？原來是這樣。老周覺得有調研頭，有寫頭。第二次來，姓王的便與老周無話不談了。姓王的告訴老周——那時的老周當然還是年輕小夥子呢。你看人家姓曾的，老遠從湖南來，沒有幾年，就修了這麼一架大房子，後來又在他的後輩努力下，一年一個樣地把一個小園子修成了前面大朝門，後面四合院，左廂房右廂房的大莊園。我們今天哪個修得起這樣的房子。三十年了，我們住在這裡的十多戶人就從來沒有修過新的房子。管人家啥子的地主惡霸，人家比我們有辦法，比我們能幹。說道。“喂，咋子那邊的田裡青蒿那般高？”三塊緊挨着的大田，齊腰深的青蒿，密密匝匝地長着，與整個壩裡的閃着亮花的水田極不和諧。“那田是不是去年就放荒了的？”大橋問。沒人開腔回答。大橋再問：“全村全鄉，放荒的田和地有多少？”“不多，大概兩三成吧。”廖鄉長不能不應答了。“兩三成？還不多呀。”大橋停了下來，臉沉了下來說，“廖鄉長，現在給你一個任務，有啥子困難，今年無論如何都要種滿種盡，你們這裡又不缺水。先是通知民工回來，實在回不來的，想點辦法組織點互組隊，不要再荒了。”事實上，這樣的任務是很難完成的。一畝水田就千把塊錢的市價，不要說外出打工的不願意回來，就是在家裡沒有打工的年輕人，如果不是自家要吃點糧食、喂點牲畜的話，也懶得去種滿種盡的。不過，廖鄉長還是滿口地答應了下來，還說要給鄉書記轉達大橋書記的指示。接着又表态，說實在農村組織不起互組隊，就把鄉裡的四五十号人組織起來下鄉。“這就好，這就好，一定要種滿種盡哈。”大橋繼續往曾家院子走時，再一次叮囑道，“陳主任，我看啊，栽秧現場會就不要開了。各鄉有各鄉的實際情況，水源比不了這裡，把各鄉鎮的弄來，勞民傷财的。形式主義的東西，以後最好少弄點。回去，你們再扯扯，拿出點實際的東西出來。水路走不通，旱作呢？”“裡面咋子有道士鑼鑼？”大橋當過知青，工作時又常在鄉下跑，知道從曾家院子裡傳出來的鑼聲是道士鑼鑼。“大橋書記，跟你彙報，王三爺前天死了。”回龍鄉的廖鄉長說。“哪個王三爺？”在老周的記憶裡，好像在回龍與他長談的人，當時就有人喊過他王三爺。“寫吃飽肚子的那個王三爺。”廖鄉長回答道。“喔，喔，真是那個王三爺呀！”周主任站在原地停了下來，立馬加快了步子，邊走邊說，“走、走，我們去看看，咋子就死了？”雖然有道士鑼鑼在響，靈堂卻非常的冷清。靈堂就設在王三爺的堂屋裡。說是堂屋，還不如說是這間屋比其他屋稍大一點，或者還不如說，這是一間沒有床鋪的屋。而且破舊不堪，老房子厚重的梁和粗實的柱子還在，顯現了曾家大院當年的派頭和繁華。不過，繁華早逝，王三爺家擺天地君親師家神牌牌地方的木闆壁，換成了石灰的粉牆了。什麼時候把那些整塊的楠木闆壁摳了下來，換成了石灰的粉牆，已經不得而知。堂屋原來還在的雕花窗棂也不知去向了。史家後來考證，是被那些一撥又一撥收古家具、古門窗、古石礅、古挑梁、古雕闆的人收去了。收時三十五十，最多也就是二三百元。待出手賣給真收藏假收藏僞收藏家時，還有賣給洗錢的人時，三千、五千、八千，那是常價。上萬元，賣買一對清代門窗，已經是低價錢了。快六十年了，王三爺就在打土豪分田地時分的這三間正屋一間竈房帶茅房的房子裡住了下來，直到大橋書記和周老主任看到的這一幕。老周問：“王三爺一家一直住在這裡？”“不是，王三爺的兩個兒子在山邊邊上，一人一棟，幺女嫁到安甯縣一大戶人家去了。”廖鄉長回答說。都認不出來了，堂屋的石灰粉牆上挂着王三爺的遺照，頭發全是白的，也沒有讓攝影師弄一下。靈前，除了按照鄉間的習慣請來的道士鑼鑼服務隊的三四個人，沒有花圈，沒有挽聯，連插香燒紙錢燒佛紙的灰盆前，好像也沒有幾個人似的。灰都是冷的。唯有漆黑的棺木，還算氣派，足足六寸，漆得油光閃亮。大橋和周主任，還有農辦主任、農業局局長、水利局副局長都覺得奇怪。死者的後人呢，怎麼一個都沒看到呢？還有組裡的鄉親，還有這住有十多戶人的大院的人呢？周主任就更加的不解，王三爺是回龍鄉的名人呀！廖鄉長，跑基層的，知道領導們的一些想法和思路。不然咋彙報工作？見大橋書記一行對此都有些狐疑，就說：“王支書，你來，你是王三爺的侄兒，你來跟領導們彙報彙報。”一直陪在廖鄉長旁邊身材結實的還穿着西服的中年人才張嘴說道：“各位領導，是這個樣子的。王三爺的兩個兒子，一個在廣東打工，一個在山西挖煤。兒子去了哪兒，他們的婆娘也都跟着去了。我們已經分别打了電話，他們說争取回來，至于說來得到來不到，也說不定。他幺女說今天下午從安甯縣過來。”“他身邊就沒有其他親人？”周主任問。“有啊，他大兒的大女和小兒的兒子都在。兩個娃兒的婆婆幾年前就死了，兩個娃兒就一直由王三爺帶。”“咋沒有看到？”“都在鄉上讀書，下午放學就能回來。”“王三爺以前是做過許多工作的喲，你們能不能管一管？”周主任繼續問。“我們管了的，我們管了的。道士鑼鑼，還是我們村上請的。”王支書見區上來的領導這樣關心他遠房的伯爺，有些怵，答話時，有點不順溜了，“裝殓入棺，我還來過，穿壽衣時，我說要用嶄新的。”“謝謝你，我和王三爺是老朋友了。”周主任說後才發現，其實周主任與王三爺，已經有二十幾年沒有見過面了！“大橋書記，你們先走，我忘了點東西，我轉去一下。”已經走出了沒有門的大朝門時，周主任對大橋說了一句後，立馬轉身。“好，我們先走。”大橋應道。周主任回到王三爺的黑漆閃光的棺木前，向棺木和棺木背後黑黝黝粉壁上的王三爺遺像，深深地鞠了三個躬，出門時給打道士鑼鑼的頭兒遞了200元錢。大橋猜到了周主任轉身回去的原因，是要給死者送點錢，但是待周主任追上大橋一行人時，大橋并沒有問。其實，大橋的心情也不好過，大橋當過知青，學的是農業，幹的是農業，多少知道點農村的鳏寡老人走時，大都是這樣凄涼的。要麼是兒女不理，要麼是兒女在外打工。連擡棺出殡的人都沒有。想來，在大橋一行走後，村上是會重視的。真這樣，大橋和周主任一行不經意地來到曾家大院王三爺靈堂，還算沒有白來。也算這次調研的意外收獲。夢裡夢董的，水就在了床邊。好好的，太陽還在天上照着，河裡的水咋就漲了起來。學校的操場沒了，第一台階的教室沒了，老師的宿舍咋還沒有淹。怪了！學校周圍的農民直吼，漲水了，漲水了。明明看見太陽在天上挂着，雨沒有下來啊。站在齊膝水深的操場裡指揮擋水。看見清花亮色的水裡怪眉怪樣的魚兒蝦子，就從教室窗外的河裡整整齊齊地跑到操場裡來。咋沒有老師出來擋水呢？學生娃娃又跑到哪兒去了。咋就我一人呢？周圍的農民直吼，周老師周老師，漲水了，漲水了，快來看，快來看。我在看我在看。我聲嘶力竭地在喊，喊也喊不動，隻見河裡的水直往我身後的山上飛去。學校身後的大大小小的山和高低不一的樹林子一下子就看不見了。我還在喊，出來看漲水啊，出來看漲水啊。——快來看漲水啊！“老周，你怎麼了？漲啥子水喲？”坐在前排的大橋問道。噢，噢。一二十年都沒有做過夢了。咋了在車子上做夢，而且是白日夢。夢到周主任知青時當民辦老師的一個場景。一個真把村小全淹沒的場景。咋就夢到過去了四十年前的那個真實的場景？但是，周主任不能回答，不敢回答。這算一件什麼樣的事啊！隻是自言自語地說，沒啥子，沒啥子。然後掏出疊得整整齊齊的藍色手巾，擦了擦滴在眼鏡鏡片上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