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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南石窟寺之碑》

時間:2024-11-07 11:33:58


    □劉小龍

一、南石窟寺與《南石窟寺之碑》的發現

南石窟寺位于甘肅泾川縣城東7.5公裡的泾河北岸,現存5個洞窟,均坐北向南,開鑿于白垩紀紅砂岩上。其中第一窟為北魏開鑿,是國内最早以表現七佛為主的七佛窟,它開創了佛窟營造史上一種新的形制。

北魏孝文帝時期(太和十年至二十三年,即公元486-499年),鮮卑統治集團為了加速封建化進程,積極推行漢化政策。“相應的在石窟藝術建構上,則與早期傳播路線有一個相反的變化,形成了以雲岡、龍門石窟為中心向四周擴散的趨向。”(徐自強、吳夢麟:《中國的石刻與石窟》,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130131頁)因而,北朝後期的造像都受到了雲岡、龍門造像的影響。開鑿于公元509年的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當屬于這個階段。主持開鑿的為時任泾州刺史的奚康生。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魏書》《北史》皆有傳。據《魏書·列傳第六十一》載:“康生性骁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他經曆北魏孝文、宣武、孝明三朝,立下赫赫戰功,先後出任南青州、華州、泾州、相州刺史。《魏書》又載:“康生久為将,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曆四州,皆有建置。”

北魏後期,關隴一帶農民起義頻頻發生。北魏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沙門劉慧汪聚衆造反,起義規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率部鎮壓這次起義的正是戰功顯赫的奚康生。平叛以後,他擔任了三年的泾州刺史,在這短短的三年時間裡,奚康生幾乎動用了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經過千百名能工巧匠窮年累月的勞動,終于造就了南、北石窟寺這兩座佛教藝術的殿堂。正如《南石窟寺之碑》碑文所說:“命匠呈奇,競工開剖,積節移年,營構乃就。”

1925年春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華爾納率敦煌考古隊來華,在北洋政府的介紹下,北京大學國學門派出年輕的學者陳萬裡随行。進入甘肅之前,陳萬裡一行在西安市場上偶遇《南石窟寺之碑》拓片,從這張拓片上他敏銳地洞察到其曆史和學術研究價值,并認定南石窟寺在甘肅泾川,決定親臨現場考察這一曆史文化遺産。

3月22日,陳萬裡一行留宿泾川。次日一早,他們參觀了陳列于縣文廟的“南石窟寺之碑”後,又到縣署拜訪縣知事,詢問該碑的存放原址王家溝所在。知事派出一名衙役為向導,帶領考古隊到南石窟寺進行了現場考察。陳萬裡在《西行日記》中詳細記述了初到南石窟寺的見聞和激動的心情:“石窟寺外之大力士,赫然在望,狂奔就之,果極精美。窟内三面均有巨石立像,餘見之,惟有瞠目結舌而已。溥愛倫君則跳躍歡呼,如獲巨寶。”

被譽為中國第一位科學考查敦煌千佛洞的著名學者,南石窟寺的最早學術發現者、認定者—陳萬裡,在其日後出版的《西行日記》中自豪地說,這項發現乃他“西來第一得意之事”。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唐史學科研究認為,“泾州所開南、北石窟寺,是對北魏兩京的雲崗石窟、龍門石窟模式的仿效。如果此推測不誤,南北石窟寺的開鑿一定是受意于北魏當朝,最少也應得到了朝廷的默許。否則區區泾州,安敢與京都相匹亞”。泾州何以能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因為在北魏皇室崇佛的社會風尚影響下,加之泾川因沙門起義戰亂初定,一方面為了消除沙門起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由朝廷授意重整佛教綱紀,另一方面,泾州世族大姓胡、梁、席氏等跻入皇親、高官者甚衆,共同推動了泾川南石窟寺、慶陽北石窟寺的開鑿。
    《南石窟寺之碑》是南、北石窟寺唯一僅存的開窟遺物,不僅成為解讀兩窟乃至整個隴東造像背景及造像内容最主要的實物資料,而且也是研究地方志、職官的重要實物資料,能正《魏書》多處舛誤,對于研究北魏泾州曆史有着重要意義。

二、《南石窟寺之碑》的書法特點

《南石窟寺之碑》,是北魏時期泾州文化藝術的主要曆史遺存,在北魏書法群體中占據着重要的位置。縱觀其書法精神和特點,具有以下特征。

1.隸意明顯、用筆樸茂

盡管經過了刀刻,但從拓片來看,一些字還是基本如實地反映了書丹時的原貌,毛筆書寫的痕迹依稀可見。透過刀鋒去看書丹時的情形,書寫者用筆的勁健、持重可見一斑。其中、側鋒自然、協調的變換以及筆畫形态、粗細等方面的微妙更是令人歎為觀止。這樣的用筆再加上刀刻的作用,使得《南石窟寺之碑》“筆力豐厚凝重,方折峻利,充滿了生命力和剛毅感,富有雄健的魏碑特點”。如,碑中有捺畫的一些字,中、側鋒用筆,極為厚重;一些有長橫的字,仍保留有隸書橫畫的波尾姿态萬千。羅振玉認為此碑“從分隸出”,似與字形普遍橫扁取勢有關。《南石窟寺之碑》具有由隸向楷過渡階段的特征,另一方面更為碑刻增添了一些莊重、古樸之美。
    2.結體多變、平中見奇

此碑在結體取勢上有一個突出的特征:寓變化于平正之中。主要看起來,結字橫扁、緊密,平正取勢。甚至有些字達到了不能再扁的地步,如“酬”“嚣”“斑”等字。也正是由于這樣的緣故,有些橫畫較多的字,橫畫的間距很小,幾乎達到密不透風的地步。如“三”“聖”“皇”等。

相對“龍門四品”,此碑則顯得持重、溫文爾雅,穩健、質樸,平正取勢。但仔細分析,此碑在結字取勢方面蘊藏着豐富的變化。比如,橫畫之間在走向上總有程度不同的區别,所以我們無論在單個字還是在整塊碑中幾乎看不出像《始平公造像記》那樣一律的橫畫走向來。

再比如,單字部件之間的位置安排往往突破常規,這可以說是《南石窟寺之碑》在結字取勢富于變化方面最具特色的一個表現了。如:左右結構的,或左高右低,或左低右高,或左右錯落等,将左右兩部分重新組構成一個整體;《南石窟寺之碑》有一個特點,當左右結構的字左側部件筆畫數較少時,其位置往往被提得很高,而且大有繼續“拾級而上”的趨勢。這樣的安排往往使得類似的字形顯得稚拙而率真;有些筆畫上下散開,離得很遠,使得整字布局出奇制勝;有些“筆畫左右互相謙讓,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或者改變結構,分擔重量,類似這樣的巧妙安排,碑中還有不少,但表現的都是整體之重,險絕之感。
    3.章法奇特、風格統一此碑雖書寫在方格中,但字勢平正,字形較扁,與龍門諸品相比,布局更加有趣,直追漢碑。其整體風格雖多變,但很統一,碑中字形大小變化,寓隸于楷,參差變化,其中對于相同偏旁獲同一點畫,變幻不盡相同,其跌宕起伏,富有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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