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賢氣象，宋士高潔。
朱漢民/文
宋代的皇帝與士大夫是非常合作的。因為宋代朝廷反思唐末五代藩鎮之弊端，采取重文輕武的政治策略，非常怕武官搶走君主的統治地位，所以君主要和士大夫要共治天下。天下不是皇帝一個人的，也是全體士大夫的。所以宋代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也非常強，這時候，出現了一種新的士大夫精神，叫做聖賢氣象。
什麼叫聖賢氣象？張載有句名言，是我們現在經常引用的，“為天下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宋代士大夫精神表現為特别推崇聖賢氣象。一方面，他們提出要回到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士志于道”、“心憂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宋代士大夫有一種深切的文化憂患、社會憂患。他們既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又有很博大的社會胸襟。張載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認為天下老百姓都是我們的同胞，我們和天地萬物都是同類。所以，他們有一種很迫切的經世治國的強烈願望，希望社會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安泰，使儒家文化、聖賢之道得以傳播。所以，兩宋時候的士大夫群體就出現了一種心憂天下、名節相高的風氣，這個和東漢的名士非常像。東漢士大夫講風節，與宋代士大夫的追求非常一緻。
宋代士大夫精神不僅僅是回到漢代或者戰國時候，他們除了推崇東漢節義名士和儒家傳統的這種救時行道、名節相高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追求，就是追求一種灑落、自得、閑适、安樂的精神境界。所以宋明士大夫，既追求“先天下之憂而憂”，有“志于道”的情懷，同時又追求精神逍遙的超脫境界。周敦頤是理學的開山鼻祖，程颢是理學代表人物。周、程皆主張求“孔顔樂處，所樂何事”。程颢常常是“吟風弄月以歸”，邵雍高揚“安樂窩中事事無”。這些亦和魏晉名士所追求的任性逍遙十分相似。到了明代，陳獻章追求所謂“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王陽明提出“樂是心之本體”，強調我們心靈的本體是快樂的。儒家人格追求的快樂、超然，得到了王陽明的高度肯定，他說：“點也雖狂得我情”。曾點是孔子的學生，孔子問學生的志向，别的學生都說要把社會管理好，隻有他說要彈琴，去沂水遊遊泳、唱唱歌。表面上看曾點沒有什麼大志向，然而大家沒想到的是，孔子沒有贊揚那些一心追求經世治國的人，而是十分欣賞曾點，發出“吾與點也”的感歎，強調自己與曾點意見相同。這就說明孔子那個時代，士大夫精神就有另外一個面向，即追求任性逍遙。這一觀點也得到王陽明的欣賞，可見宋明理學家都有這種精神追求。
宋明士大夫也有社會與文化的雙重憂患。如何能夠既化解社會與文化的憂患，又解決個體生命的憂患？宋儒對孔顔樂處非常認同，強調安貧樂道的精神超越。宋儒胡瑗曾經以《顔子所好何學論》為題考學生程頤，而周敦頤就是要二程找一找孔子和顔回為什麼那麼快樂。張載原來喜歡研究兵學，範仲淹看到後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這些典型事例表明，宋代士大夫普遍地關注化解憂患而獲得的内在愉悅。你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就懂得了什麼是道學。
宋代士大夫的聖賢氣象、孔顔樂處實質上包括兩個面向，即向外追求聖人之道的弘揚，向内實現自我心靈的完滿。如果隻片面強調一個面向，都不應該被認為是宋明士大夫的聖賢氣象。宋儒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聖人之道包括這兩個方面，社會責任與個人自在、憂患意識與閑适心态、道義情懷與灑落胸襟。宋代士大夫既要承擔社會責任，同樣還要有心靈的自在；既要有憂患意識，同時還追求閑适的心态；既能夠堅持道義的情懷，同時也不能放棄灑落胸襟。這是對宋明士大夫提出來的非常高的要求。宋明的聖賢氣象，比東漢名士更難，因為你可以說你做節義名士，你在權力面前可以不怕死，但是你在不怕死的同時又能夠保持你的超然心态、灑落胸襟、心靈自在，這是很不太容易做到的。但是理學家、士大夫，就是笃志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