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們介入政治，不全為“捍衛财富”，也夾雜“志願主義”情結。在商業領域的成功，賦予某些富豪“一切皆有可能”的意識，促使他們敢于闖入政治領域。摘自《南風窗》
雷墨/文
“我有一架飛機，兩艘遊艇，4套别墅和5個政客。”美國《紐約客》雜志一幅政治諷刺漫畫中，億萬富豪的這句自我介紹，可謂對美國金錢與政治關系的經典闡釋。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也是最盛産富豪的國家。探讨富豪為何熱衷于政治，美國無疑是一個絕佳的樣本。美國總統初選将在今年2月拉開戰幕，美國社會的“政治季”也是富豪們的“興奮期”。
2015年12月17日，剛剛主持了共和黨總統參選人辯論會的拉斯維加斯“賭王”謝爾登·阿德爾森（以淨資産314億美元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8位），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目前人氣最高的唐納德·特朗普私下會晤，阿德爾森贊特朗普“有魅力”，特朗普稱阿德爾森“了不起”。但阿德爾森次日在澳門稱，他尚未決定支持哪位總統參選人。
自稱“百億美元身家”的特朗普，仍冀望得到共和黨長期的大“金主”阿德爾森的垂青，足以說明美國選舉政治離不開金錢支撐。而放眼當今世界，盡管億萬富豪競選一國首腦成功的案例隻在意大利、烏克蘭、泰國、格魯吉亞等少數國家發生過，但富豪通過遊說立法機構、贊助政客而介入政治的情形卻比比皆是，富豪的政治影響力是我們這個時代必須關注的現實。
新“造富”時代
富豪介入政治的一大背景，是全球正經曆新一波“造富”時代。也就是說，以曆史維度來衡量，世界範圍内的富豪數量達到了新的高點，财富也越來越向富豪們集中。
根據樂施會（Oxfam）2014年初發布的報告，2014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群，所擁有的财富占全球總财富的48%。也就是說，除開這“1%富豪”以外的99%的人，“分享”剩下的52%的财富。該報告還預計，“1%富豪”所擁有的财富份額占比，将在2016年超過50%。
富而優則介入政治，這個邏輯早已嵌入西方政治文明的基因中。公元前1世紀羅馬首富克拉蘇，據說他的财富可與當時的羅馬國庫媲美。擁有富可敵國财富的克拉蘇，人生的主要經曆卻是參與羅馬的政治紛争。不過，具有現代政治意義的金錢與政治關系，最早發生在17世紀的英國。當時已被君主立憲“削權”的威廉三世國王為了籌措戰争經費，向私人銀行家借款，由此開啟了政治與金錢聯姻的序幕。如今美國的總統候選人們，問鼎白宮也需要大把的金錢。
金錢與政治聯姻
富豪們投巨資到政治領域，總的來說是為了獲得回報。美國學者福山将此稱為“互惠的利他主義”。他在2014年一篇題為《衰敗中的美利堅》的文章中稱，互惠的利他主義在華盛頓很盛行，這也是利益集團成功“腐蝕政府”的主要渠道。這些利益集團僅通過政治捐款就可以合法地影響國會議員，從而期待獲得非特定的回報。以個人所得稅為例，雖然美國有像巴菲特這樣喊出“向我征稅”的極個别富豪，但絕大多數富人是反對提高富人所得稅稅率的。克林頓政府時期的1992年，美國富豪個人所得稅稅率是27%，2012年這一比率降至17%，結果就是巴菲特的個人所得稅率，比他的秘書還低。
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者傑弗裡·溫特斯，在其2011年出版的《寡頭政治》一書中，對此做了詳細的闡述和分析。他在書中提到，在美國存在一個專為富豪服務的“收入捍衛行業”，這個行業由精明的會計專業人士、巧舌如簧的律師以及神通廣大的遊說團體組成。這些人通過對國會議員的影響，在稅法中植入隻有高智商專業人士才能看懂，并且足以把稅收職能部門“繞暈”的條款，達到為富豪減稅的目的。盡管美國社會對富豪這種“合法”避稅頗多不滿，但有國會議員充當“防波堤”，即便是多次誓言要提高富人稅的奧巴馬總統也無能為力。
當然，富豪介入政治的目的不全是為了“捍衛财富”。如果說“賭王”阿德爾森極力反對網絡賭博合法化帶有個人私利，那麼身為猶太裔的他在國會“狙擊”美國與伊朗達成的核協議，則是另外一回事。出生于匈牙利的索羅斯，對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前蘇聯國家的民主化情有獨鐘，顯然與他的政治傾向有關。索羅斯建立的非政府組織“開放社會基金會”，在這些國家發生的顔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曾三度擔任紐約市長的布隆伯格，一直緻力于槍支管控。據報道，他在遊說國會議員強化槍支管控上已花費5000萬美元。紮克伯格、默多克等富豪，興趣點則在移民改革上。
富豪們介入政治的目的各異，但在動機上或多或少有相似之處。巴黎的美國大學政治學者彼特·哈格爾，稱富豪們都有較為強烈的“志願主義”情結，有的甚至是“唯意志論者”。他認為，在商業領域的成功，賦予了某些富豪“一切皆有可能”的意識，促使他們敢于闖入政治領域。索羅斯就曾公開聲稱自己“有外交政策”。俄羅斯前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曾說過“如果有人不想做政治寡頭，那這人一定是有什麼問題”。愛招搖的富豪特朗普，在談到金錢政治時也是自信心爆棚：“沒有人比我更了解這個機制，我本人就是這個機制。”
政治“富人化”
托克維爾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對美國建國者們設計的政治制度贊賞有加：“我在合衆國逗留期間遇到的一些新鮮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過于身份平等。”他甚至擔心美國因“多數人”權力過大而出現“多數的暴政”。
目前來看，托克維爾顯然是過慮了。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花費超過20億美元，有媒體報道今年的選舉花費可能逼近100億美元。僅希拉裡一人就計劃募集25億美元。美國總統選舉越來越“貴”已是大趨勢。在達雷爾·韋斯特看來，美國的政治正在出現“富人化”傾向。
韋斯特在一項研究中所做的調查顯示，在美國“1%富豪”中，密切關注政治的比例是84%。其中68%的人為政治人物的競選活動籌款，而美國普通民衆中這一比例僅為14%。這意味着，美國富豪的政治參與度遠高于普通民衆。
2011年席卷全美、以“99%反對1%”為口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已被事實證明在宏觀上對美國政治幾乎沒有影響。美國學者馬丁·季倫思和本傑明·佩奇所做的一項研究，在微觀層面證明了根本不存在“多數人權力過大”的問題。而當“經濟赢家”尋求将财富轉化為不平等的政治影響力時，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如果說美國“情況嚴重”，那麼發展中國家财富與權力聯姻，後果則更不樂觀。樂施會的那份報告顯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有3.6億人處于極端貧困狀态，但卻誕生了16位億萬富豪。韋斯特就對金錢與政治的聯姻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表示擔憂。他認為，許多貧窮國家法制體系薄弱，沒有穩固的選舉和治理體系來幫助平衡富人的要求與大衆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威權體制與軍事獨裁，就孕育出經濟财富與政治權力的“完美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