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堅/文
唐德宗的開局，大概是很不錯的。史家稱其“動遵禮法，食馬齒羹，不設鹽、酪”。這12個字，前四字從大體說，他沒有随心所欲；後八字入細微處——“馬齒羹”即馬齒苋，屬野菜一類——他還曾“出宮女數百人”，在飲食起居（或曰“生活作風”）方面力戒奢華。
即在唐代宗去世的那年，有幾件事，唐德宗就做得很有風範。
一是“诏天下毋得奏祥瑞”。唐德宗剛坐上皇位，就有“澤州上慶（即卿）雲圖”。唐德宗說：“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命人将充作“祥瑞”的大象及豹、貀、鬥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即從現代人的眼光看，此舉也堪稱破除迷信、保護生态。這且不說。人家想拍他的馬屁，卻被他狠狠地踢了一腳，可見其頭腦清醒。有此一“踢”，至少在近期内，不會再有人呈獻祥瑞自讨沒趣。
二是以淄青節度使獻錢“慰勞淄青将士”。這位節度使叫李正己，他之所以“獻錢”，乃是因為“畏上威名”，獻的錢不算太少，總共30萬缗。以此“慰勞淄青将士”的主意是宰相崔佑甫出的，唐德宗從谏如流了，效果不錯，“使将士人人戴上恩”自不待說，亦使李正己“大慚服”，面子與裡子都大丢其份兒，又使“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财”，無異于告誡各級官員不要再步李正己之後塵，在這種歪門邪道上用心費力。
三是殺雞儆猴治弊政。弊政之一，“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宦官受賄索賄之風極盛。“中使”邵光超奉诏前去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仆、馬及缣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于山谷，雖與之莫敢受”。弊政之二，“法度堕地，将相宦官競合第舍”，因為大興土木，而被“時人謂之‘木妖’”。唐德宗“素疾”其弊，故“毀其尤者”，即“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唐德宗這幾招頗得人心。史書稱“中外皆悅”，稱“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淄青軍士以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如果一直保持這個勢頭，則李唐王朝的“中興之主”非他莫屬。
遺憾的是，史家對唐德宗的總體評價不是太好：“在位二十五年，壽六十四歲而崩，帝猜忌刻薄，在強明自任，恥見屈于正論，而受欺于奸谀，用盧杞、趙瓒以至于敗，小人之能亂國也如此。”此乃蓋棺論定，大概也就是他的結局了。
就是這幾句蓋棺論定的話，竊以為值得細細琢磨。
無論是“猜忌刻薄”，還是“恥見屈于正論，而受欺于奸谀”，都與他的“強明自任”即以見識高明自負有些關聯。因為開局不錯，贊譽不斷，頌歌盈耳，于是剛愎自用，忘其所以，這都可以使唐德宗的心态發生變化：人家可是開創“太平之治”的“一代明主”啊，用得上你們評頭品足說三道四嗎？于是就以順從正确合理的言論為羞恥——不管如何“正确合理”，我既順從了你的意見，說明我不如你高明——不再那麼虛懷若谷，清醒自律，勵精圖治。“恥見屈于正論”與“受欺于奸谀”，其實是相輔相成的。“恥見屈于正論”的，必“受欺于奸谀”。“受欺于奸谀”的，也終究會“恥見屈于正論”。因為持“正論”者發的總是“谔谔”之言，有損他的自尊，極易使他“猜忌刻薄”，認為人家别有用心，不是“輕己”，便是“賣直”，不能容忍。“奸谀”之徒總是投其所好，滿足他的虛榮，順适之快确乎相當受用，極易使他甘心情願地被人牽了鼻子。盧杞專以“美言”殺人，排斥異己，包括将德高望重的顔正卿逼上死路，但在唐德宗眼中，盧杞卻是正人君子，在他被逼貶了盧杞之後，還對李泌說：“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李唐王朝走向衰敗，這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如今回頭去想，在唐德宗勵精圖治之時，更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歌功頌德，在平民百姓，或許發自内心，但其中更多的卻是希冀與期盼，而不是既成之功德；在官場中人，或許更有功利之考慮，多栽花少種刺，多妩媚少逆鱗，此風一盛，遂有奸佞小人乘機以售其奸。所以，大凡治國理政，須時時懷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