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畫為介，建立友情
楊鵬升，四川渠縣人，小陳獨秀21歲。青年時在渠縣街頭以賣字、刻章為生，後因機緣巧合被四川軍閥楊森、李家钰等發現并資助他就讀北大，後留學海外。
五四運動前夕，經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楊鵬升師從陳獨秀。陳獨秀非常賞識這個四川娃，兩人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楊鵬升對書法、國畫、金石及園藝皆有造詣。同時，他與齊白石、徐悲鴻、劉開渠、張大千、郭沫若等都有深厚情誼，謙稱是他們的“門下”。陳獨秀對他的精湛藝術很欣賞。楊鵬升曾為陳獨秀精心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陳獨秀給朋友寫字或寫信，常常蓋上“獨秀山民”章。這枚章被陳獨秀視為珍寶。他曾對楊鵬升贊賞地說：“鵬升，你刻的四字章，把我家鄉那座獨秀山的秀氣挺拔之勢，以及我對故鄉的思念之情，全部精雕細刻其中了。”
楊鵬升的夫人包和平是滿族人，原為楊家丫頭，楊因結發妻不育，後納其為妾。楊夫人身材高大，稍胖，但不失文靜、賢淑，擅長國畫，為女中一秀。陳獨秀常寫條幅，請她作畫，或者由包和平作畫，請陳獨秀題字。他們交往中，不談政治，隻談字畫和友誼。
八七會議後，陳獨秀便離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領導崗位，他心情郁悶，加之又要躲避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和騷擾，因此便把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研究中國的文學藝術上。正是在字、畫等文學藝術的“撮合”下，陳獨秀與楊鵬升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成為忘年交
1938年武漢淪陷，楊鵬升調往成都任川康綏靖公署少将參謀，陳獨秀也于這年秋隐居四川江津鶴山坪。兩人交往更加頻繁，他們相互交流，索要字畫、印章、拓片等。同時，楊鵬升在經濟上仗義救助窮困潦倒的陳獨秀，金錢少則三百元，多則上千元，物品則有銀耳等滋補品。
1939年，陳獨秀身體不适，準備去重慶看病。他于12月30日寫信給楊鵬升；“告日内拟往重慶就醫，或住渝三星期，并寄《告少年》一篇。”1940年2月，陳獨秀再函楊鵬升，告知他“已于6日由江津起身來渝，住寬仁醫院”。楊閱後，即托章士钊從重慶轉給陳獨秀三百元彙票，讓陳獨秀作為住院醫療費用。陳獨秀收到這三百元之後，于2月26日緻信楊鵬升，說：“頃行嚴兄(章士钊)由渝轉來16日手書并彙票三百元一紙，不勝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二星期，所費有限，自備差足，先生此時想必亦不甚寬裕，賜我之數，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惡乎可……”
有時，楊鵬升是從陳獨秀來信中知道他經濟困難，每當這時，楊鵬升就會随時設法給他寄錢去。
1941年11月22日，他在緻楊鵬升的信中說，他家“每月生活費可達六百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不得不靠“典當度日”。楊鵬升接信後，與夫人商量，先後寄給陳獨秀兩千多元。楊鵬升知道陳獨秀“無功不受祿”，有時就以向他索取字條、字聯、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他為自己的父親寫墓志等為由，或者以某先生托轉之由，分期分批地給他寄錢，接濟陳獨秀，就連陳獨秀用的信箋、信封都是楊鵬升提供的。陳獨秀心中也有數，有時他以寫條幅，或贈其作品如《中國古史表》《韻表》和《告少年》詩作以相謝。他曾幾次寫信問楊鵬升，托轉寄兩千二百元錢的“某先生”是何人？楊鵬升一直避而不答，被迫問得緊，無奈隻好作答“某先生”為“晉公”，但“晉公”究竟是誰，在陳獨秀的心中一直是個無法解開的謎……
摘自《晚報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