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的一個飯局上，我認識了一位朋友，他的投資觀念讓我很震撼。
他家境優渥，台灣大學畢業，卻找不到好工作。後來，他找親戚借錢開了一家做醫療器械的工廠，産品出口美國和日本。再後來，他就不做器械了，開始經營會展和廣告公司，主要幫台灣地區的中小企業在大陸搞市場拓展，也“順帶”在大陸炒房。
我問他，為什麼斷定大陸的房價一定會漲？他說，一是大陸人口基數大，“超級城市化”必然催生“超級房價”。第二是，外貿企業賺的錢，最後都會投資到房地産保值。尤其是第二條，是一條“台灣經驗”，台灣人早已經曆過，他相信大陸也會。
和他交談的時候是2012年，4年過去，不得不對這位台灣朋友深感敬佩。他的資産應該翻了好幾番，肯定比做工廠和做會展強。
這些年，一說到炒房團，很多人立刻會想到“溫州富婆”。其實，台灣人、香港人才是第一批在大陸炒房的人。
台灣和香港炒房團各有千秋。但一個有意思的差異卻是：在大陸或者說内地的地産市場，台灣地産商和香港同行不是一個檔次，前者幾乎可以用籍籍無名來形容。這是為什麼呢？
一些台灣地産界人士認為：台灣地産商比香港地産商“目光短淺”，甚至還比台灣炒房“散戶”差。不過，這種“目光差距”背後，是兩個地方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
從台灣和香港曾被稱為“亞洲四小龍”，都靠制造業起家。但後來，一個繼續做制造業（多數已轉移大陸），一個則走上了地産和金融之路。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兩地分别走上兩條路的原因，都是要解決“吃飯問題”。唯一不同的是，台灣要解決普通人的吃飯問題，而香港要解決的是回歸之前殖民地當局的吃飯問題。
上世紀中葉，台灣人口暴增到原來的1.5倍，即從600萬人暴增到900萬人。要解決這麼多人吃飯，發展制造業是最合适的選擇。同樣，人口上億的大陸農民逐漸富裕，蓋上漂亮新房，最初也是拜制造業所賜。
而上世紀後半葉，英國衰落，港英當局财政吃緊，于是自己“找食”。由于特殊的曆史原因，香港土地多數為“公有”，所以通過拍賣土地使用權，獲取出讓金，成為港英當局最低成本的“理性抉擇”。
于是，今天你會發現，台灣的商業大佬都是制造業大佬，如台積電的張忠謀、台塑的王永慶、富士康的郭台銘等等，而香港的商業大佬都是“土地翁”。特殊的環境産生特殊的富豪，台灣的土地多為私有，香港在回歸前則是類似于港英當局所有的一種“公有制”。
不同的環境成長起來的商人，他們的“大腦結構”或者思維方式一定會有差異的。當然，命運也會不同。
這麼多年以來，香港地産商在内地如魚得水，成為一代勵志偶像，而台灣的制造業經營者代表郭台銘旗下的企業，一度被痛斥為“血汗工廠”。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