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但他直到五十一歲才初入仕途。盡管為官甚晚，但他官運亨通，五年内完成了從中都宰到司空和大司寇的三級跳,并連續燒了四把火。
孔子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家，也是中國曆史上的思想家和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雖滿腹經綸，但一生運乖時蹇，直到五十一歲（魯定公九年）才初入仕途。盡管為官甚晚，但他官運亨通，青雲直上，五年内完成了從中都宰到司空和大司寇的三級跳,并連續燒了四把火。
第一把火燒于魯定公九年。那年，孔子初仕，任中都宰。盡管中都隻是個小小縣城，中都宰也不過是個七品芝麻官，但縣長也是官，而且是主官，況且孔子已年過半百，滿腹抱負待以實現，滿腦藍圖急于勾畫，于是，上任伊始，孔子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制養生送死之節，憂貧民百姓之苦，結果民風淳樸，法無動用；德化大行，夜不閉戶；路無拾遺，道無餓殍。不到一年，四方諸侯紛紛效仿。初為仕，孔子這把火燒得及時，燒得得體，初步展示了孔子的治國理念，進一步提升了他的聲望，也為他的未來升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考慮到孔子治理有方，政績突出，一年後，魯定公将孔子提升為建設部長。從縣處級連升四級到正部級，從小小縣城一躍進入京都，主管土木工程，此時，孔子有點飄飄然了，開始醞釀第二把火。
第二把火是針對當時的名門望族。他選中了季桓子。季桓子當時任魯國卿大夫，先父季平子是魯國權臣，曾攝行君位近十年。魯昭公去世時，季平子将其葬在了魯國王陵墓道的南面，孔子以悖禮為由(古人以北為尊)派人在中間挖了條溝，将昭王的墓和先王的墓連在了一起，并當面訓斥季桓子說“你的父親以此來貶損君王，卻也因此彰顯了自己的罪行，這是不符合禮的。現在我将他們連在一起,是為了掩蓋令尊不守人君之道的罪名”。身為建設部長，本無需管葬禮之事，但孔子卻偏要多管閑事，而且當面訓斥身為卿大夫的季桓子，并指責其先父。可想而知，盡管季桓子當時俯首聽訓，但私下一定恨得咬牙切齒。無需多言，孔子在根基尚未十分牢固的情況下燒起這把火顯然不合時宜，不利于自己為政主張的實現，也為後來的“隳三都”的有始無終和失敗埋下了伏筆。
第三把火是孔子在任司法部長時所燒，即殺害少正卯。少正卯當時是魯國大夫，被稱為魯國“聞人”，與孔子同時辦私學，既是孔子的“教敵”，又是他的“政敵”。在教學水平上,少正卯明顯高于孔子，曾使得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在政治思想上，少正卯屬于改革派，理論水平不亞于保守派的孔子，并且能言善辯。孔子對他十分嫉妒，在任司法部長的第七日，以五條罪名，即“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将少正卯殺害，并暴屍三日。不可否認，少正卯有自己的缺點，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即使有過，也不至于把他列為類似于尹諧、潘正和管蔡之類的“奸雄”，不殺不快吧?孔子的這種發洩私憤的行為遭到了時人的鄙視，其中就包括他的得意弟子子貢(曾被孔子稱為“瑚琏之器”)。殺害少正卯一方面暴露了孔子不容異端的狹隘心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孔子政治上的不成熟。
54歲那年，孔子燒了最後一把火。當時他是司法部長，并代理總理。周制規定貴族諸侯的城牆高不得超過18尺，但是，魯國三位國相“三桓”(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掌控着國家大勢，不理這條規定。孔子對此看不順眼，于是說服魯定公轟轟烈烈地開始了“隳三都”行動，但由于三桓的極力反對以及齊國在境外的虎視眈眈，行動半途而廢。考慮到當時魯三桓勢力堅如磐石，孔子上任司法部長不久，就想削弱他們的勢力，這無疑是“螞蟻撼大樹”，考慮欠周，不自量力。“隳三都”使孔子與三桓成為了敵人，也把魯定公逼到了死胡同，暴露了孔子缺乏政治頭腦，也使孔子的短暫仕途戛然而止，從此孔子與弟子們踏上了周遊列國的道路，永遠喪失了親自實施自己政治主張的機會。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孫膑也說:“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做任何事情都要考慮這三個因素，缺一不可。孔子初為中都宰，小心謹慎，勤勤懇懇，從小事做起，從低處着手，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将中都縣治理得有聲有色，受到了上至國君下至庶民的愛戴。但在被授司空、司寇之後，不能審時度勢，結果将國君逼到窘境，同時也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摘自《大衆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