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貿易政策方面的咆哮遠比實際行動誇張得多，但這種情況可能正在變化。但事實上，特朗普迄今為止的貿易手段都不過是些小把戲。特别是與1980年代羅納德·裡根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規模和範圍相比，它們顯得蒼白無力。裡根提高了關稅，收緊了對包括紡織品、汽車、摩托車、鋼鐵、木材、糖和電子産品等一大批行業的限制，最著名的是他迫使日本接受對汽車的“自願”出口限制。當日本未能維持微芯片出口的高價時，裡根立馬對部分日本電子産品征收了100%關稅。
正如特朗普的政策違背了貿易協議的精神（如果不是違背了具體的條款或者内容的話），裡根的貿易限制也鑽了當時各類協議的漏洞。他們兩者的做法都偏離了常規，以至于人們普遍擔心“新保護主義”會再度崛起，像一位貿易律師寫道：“這個系統很可能出現崩潰，甚至會重演1930年代的慘劇。”
這些警告最終證明是危言聳聽。1980年代，世界經濟因貿易自由化趨勢的暫時逆轉，影響并不大。相反，可能是受益的。裡根的貿易保護主義充當了安全閥的角色，疏解了政治壓力，從而避免了更嚴重的混亂。一旦美國的宏觀經濟有所好轉，全球化的步伐就會大大加快。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其中明确禁止裡根所使用的“自願”出口限制）和中國的出口增長，都在1990年代接踵而至，對跨境金融的其餘限制也随之取消。
然而曆史不必重演，特朗普的保護主義可能産生截然不同的後果。首先，即使這些貿易限制的總體影響仍然有限，但卻更多是以單邊的、硬碰硬的方式。相比旨在減輕出口商經濟負擔的裡根的貿易保護主義，他們的方式大部分是與貿易夥伴談判達成的。
例如，1980年代對汽車和鋼鐵實行的“自願”出口限制，就是由出口國自行管理。這使日本和歐洲的企業得以串通起來，共同提高對美國市場的出口價格。所以美國的貿易限制，反而可能讓這些企業變得更加有利可圖。但如今的韓國洗衣機或中國太陽能電池出口商們，獲利的可能性則不大，因此，特朗普的單邊貿易主義可能會招緻貿易夥伴更大的憤怒，更可能引發報複。
與裡根時代措施的另一個對比在于，如今我們處于全球化的更高階段，相伴而生的問題也因此更大。1990年代推動的高度全球化，讓在那些從全球經濟繁榮中獲利并分享益處的人與那些未能分享益處的人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分歧，讓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的勢力可能比二戰結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強大。
盡管特朗普的各項政策想要恢複全球貿易的公平性，但現實是加劇了貿易的問題，而不是緩解。正如賈裡德·伯恩斯坦（JaredBernstein）和迪恩·貝克（DeanBaker）指出的那樣，特朗普的關稅可能會讓受保護行業的小部分工人受益，但卻犧牲了下遊行業和其他行業的絕大多數工人。顯然，全球經濟産生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不能通過以明顯荒謬的國家安全考慮為借口，隻考慮政治上有聯系的少數産業來解決。這種保護主義不過是種噱頭，并非一項嚴肅的貿易改革。